背景
1988年,中國改革開放迎來了第一個10年,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文藝創作勢頭蓬勃,全國上下對於精神產品的渴求,甚至可以用“飢不擇食”來形容。適時出現的“西北風”,恰如一頓可以填飽空虛生活的“硬飯”,給一心一意奔小康的人民增加了底氣。同時,被貧困生活束縛已久的人們,也急需要喊一嗓子發泄一下積悶,而“西北風”無疑成了一個最好的載體。
不止是歌手唱歌“大喊大叫”,“大喊大叫”也是那個時代的主流聲音。“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這時已經開花結果,“暴發戶”從縣一級城市開始遍地開花,“向錢看”曾被當作社會惡俗現象進行批評,而現在看來那正象徵著每個人都被“希望”這個詞攪得熱血沸騰。對國家、對家鄉的熱愛,以及個人情感的集體復甦,都通過這“一聲聲呼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揮發。
代表作
音樂
1986年之後,內地流行音樂並行出現了三條脈絡。崔健在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唱出《一無所有》,從此搖滾樂逐漸為青年人喜愛;以齊秦、蘇芮為開端,港台引進版大舉登入內地音像市場;而《信天游》則引爆了內地流行歌壇的“西北風”。
“西北風”的發端是由《信天游》開始的。1987年,這首動聽的都市流行小調由廣東歌手王斯首唱,成方圓、張靜琳(安雯)等在一系列大型演出中將其“推廣”,最後由程琳在春節晚會上將其“普及”。隨後,這股強勁的“西北風”迅速刮遍整個內地流行歌壇,濃厚的黃土風情將中華民族魂演繹得淋漓盡致。“西北風”這一稱謂來自《黃土高坡》中的歌詞:“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指的是北方民歌風的流行歌曲熱。此類歌曲創作均以北方民歌為素材,配以通俗唱法演繹,但是多數是歌紅人不紅。以央視青歌賽和各種晚會為例,很多歌手都唱同樣的歌,寥寥數首“西北風”代表作成了“全國糧票”,也成了檢驗歌手是否有“嗓子”的試金石。
由於深厚的民族文化內涵,加之搖滾節奏的配樂,搖滾或流行歌手的現代唱法等處理演繹,使西北風歌曲成為家喻戶曉風靡海內外的流行風潮。其中以范琳琳的《我熱戀的故鄉》《黃土高坡》,崔健的《一無所有》,杭天琪的《信天游》,胡月的《走西口》,那英的《山溝溝》,最為突出。
在“西北風”的熱潮中,徐沛東、蘇越等音樂人創造了許多“西北風”的經典歌曲,《我熱戀的故鄉》《心中的太陽》《少年壯志不言愁》等歌曲相繼問世,這些作品多採用陝北民間音調,以黃土高坡古老的信天游蒼涼、剛勁的曲風為主,汲取了北方民間音樂的一些元素,還明顯地引入了歐美搖滾風格,在中國通俗音樂發展進程中,形成了一個很大的突破。一些歌曲還突出文化批判意識,比如《我熱戀的故鄉》,第一句就是“我的家鄉並不美”,顛覆了“家鄉無不美,故土無不親”的傳統歌頌家鄉歌曲的範式,把對家鄉的貧瘠落後的痛切大膽地唱了出來,而《心中的太陽》則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反覆吶喊,表達了心中的茫然。
隨著原創歌曲的湧現,一批真正有代表性作品的實力歌手也相繼湧現,田震、杭天琪、安冬、范琳琳、胡月、姚曄、劉歡、孫國慶、王迪、張偉進等算是代表人物。
文學影視
歌壇的“西北風”也帶動了影壇和文壇的西北風潮。影壇相繼有陳凱歌的《黃土地》、吳天明的《老井》和張藝謀的《紅高粱》誕生。文壇上韓少功、賈平凹、阿城、莫言等作家,從各自不同的角度關注民族文化精神。幾種藝術門類互動互進、相互激發:文學創作給影視製作提供了藍本,如《黃土地》和《紅高粱》;流行音樂勁吹猛刮的“西北風”,給黃土高原題材的影視製作提供了現實土壤,並直接影響到電影音樂和影片插曲的風格;而影視音樂和插曲,如《女兒歌》《顛轎曲》《酒神曲》等又為歌壇“西北風”壯了聲威。
影響
“西北風”的流行對中國社會的價值並未得到很好的總結。就像20世紀80年代對於文學創作而言是不可複製的美好時代一樣,“西北風”也是那個時代最為鮮明、最為強烈、最能代表廣大勞動人民情感和心聲的文化符號。它如同一個容器,讓這個民族的感受力和創造力、開闊的胸懷和原始野性的性格,得以混和在一起,以最恰當的方式散發出沁人心脾的味道。
“西北風”在中國流行音樂發展進程中,實現了一個階段性的跨越。此風勁吹兩年之後逐漸退出了舞台,持續時間雖短,但卻為以後的內地原創音樂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西北風”是中國內地流行音樂的第一次創作高峰,自此,原創歌曲開始成為歌壇主流,唱“口水歌”的時代宣布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