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禮經者幾三十年,乃確然知鄭義之必可從,元敖君善之說之無可據。嘗謂:“宋人說經,每好標新立異,弁髦古注。惟《儀禮》一書為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庵、勉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為異義所泊。至君善雖雲采先儒之言,其實自註疏而外皆自逞私臆,專攻高密。學者苦註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蓋其宗旨不在解經,殊有意與康成為難;特巧於立言,含而不露,若無心於排擊者,是以入耳彀中且不悟。至乾說有不通,甚或改竄經文、曲就其義,不幾於無忌憚乎!”乃著《儀禮管見》三卷,貫串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辨者亦莫能致其喙。
並精天文歷算,長勾股和較諸法。作《勾股廣問》三卷。錢竹汀撰《三統術衍》,為校正刊本誤字,錢服其精審。
早年習《公羊》何氏之學,成《公羊釋例》三十篇。謂:“三傳僅《公羊》為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為後王製作。訾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成《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復有《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倦,《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
乙未,以病告歸,卒於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