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在魯西地區,博平是建黨較早的縣份,中共袁樓黨支部成立於1927年8月,土地革命戰爭初期,距今已有79年的歷史。 根據對歷史資料的整理和研究,袁樓村人郭慶江是我縣革命鬥爭史冊上的的第一位共產黨員。 郭慶江,號蔭九,博平縣(今茌平縣博平鎮)袁樓村人,1905年出生,從小讀書,16歲考入聊城省立第二中學,1926年即在他高中將要畢業的最後一年,學校被當局合併到濟南北園省立高中,他與同學又轉入了濟南讀書。濟南是山東省會,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源地之一,郭慶江在新思想、新形勢的影響下,在北園中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的入黨介紹人是他的同班同學,陽穀縣早期共產黨員楊一齋(又名楊耕心),當時他們的直接領導人是王寅生、關向應。郭慶江入黨時間是1927年春天,在此之前,茌、博平還沒共產黨員,因此,在同年7月郭慶江畢業返鄉後即成為我縣歷史上的第一位中共黨員。
1927年7月,郭慶江帶著發展黨員、建立組織的使命畢業回到家鄉袁樓村。在此前後,中國革命形勢發生了急聚變化,蔣介石、汪精衛等相繼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全國陷於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魯西北仍為封建軍閥所統治,政治黑暗,經濟蕭條,文化落後,信息閉塞,國民黨勢力滲透發展。但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軍閥壓迫的廣大人民,在南方革命形式的影響下,開始覺醒,並不斷掀起反抗封建軍閥統治的鬥爭。在這種條件下,郭慶江根據黨的指示,開始在當地發展黨員。第一個入黨者是本村青年農民袁果,隨後袁果又發展袁本恆(袁壽晨)入黨。就在袁本恆入黨的那天,中共山東省委委員王寅生、陽穀縣早期共產黨員楊一齋親臨袁樓,宣布成立了中共袁樓黨支部,郭慶江任支部書記,袁果、袁本恆為委員,這就是茌平縣歷史上第一個中共黨組織,時間是1927年8月。
它於1922年起源於中國南方。因為這個組織內部以貧僱農中的積極分子為核心,以農村中貧僱農、中農及手工業,工人和貧苦知識分子為基本成員,所以它集中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在中國具有廣泛的號召力。 袁樓的共產黨員,雖未親歷南方革命鬥爭的場面,但是,黨中央確立了組織農民的路線,適應當時的地方形勢,因此,袁樓黨支部組織農民協會也取得了成功。最初,農民協會在袁樓村成立,支部委員袁本恆任協會領導。農民協會以反抗封建勢力的剝削和壓迫,保護窮人的利益為宗旨;鬥爭的基本形式是組織貧僱農同地主、富農開展說理鬥爭,借糧借款救濟窮人,依靠團體的力量,抗糧抗稅推行“合理負擔”等。
於1928年2月將縣委書記張乾民調走,縣委委員袁果也調團省委工作,其他暴露的同志均作了隱蔽和轉移,留下趙以政同志在聊城代理書記,負責聯絡工作。不久,趙以政被國民黨新軍閥殺害,魯西革命形勢遭到嚴重挫折。為了保證黨對這一地區的領導,上級決定改組魯西縣委。1928年5月,中共山東省委派馬守遇同志來魯西,在堂邑北鳳凰集,召開了縣委擴大會議。會議確立新縣委(後稱第二屆魯西縣委)由袁樓農民黨員林夢白任縣委書記,袁本恆任縣委組織委員,郭慶江任宣傳委員,袁平之、孫大安等為執行委員,同時決定,魯西縣委機關由聊城姚家園子遷至博平袁樓村。 第二屆縣委成立不久,時局又發生變化,國民黨新軍閥打跑了舊軍閥,革命力量遭到了新舊軍閥的輪番迫害。新一屆縣委連一次全委會也未開成,就與外地基層組織失去了聯繫,孫大安等相繼離開魯西。此後,魯西縣委的職能,實際地落在袁樓支部黨員的肩上了。 袁樓地處偏僻,不大為敵人注意,具有較好的民眾基礎,易於隱蔽革命活動。這是黨能夠存在發展的主要原因。但是,當時共產黨即無政權,也沒武裝,更沒有建立起根據地,在敵人絕對優勢,嚴密統治的情況下,黨員不僅沒有絲毫物質保證,而且時刻面臨著殺頭的危險。因此,組織活動受到了嚴格限制,也不能再發動大規模的民眾運動了。不久,因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遭到敵人破壞,縣委與省委也間斷了聯絡。 為了及時得到上級指示,聯繫基層黨組織。
1928年6月縣委派郭慶江去濟南找省委匯報請示工作,派袁本恆去陽穀、冠縣等地聯繫黨組織。郭慶江去後未歸,也沒訊息;袁本恆回來也未找到外地黨員。不久,袁本恆又去濟南找省委。帶回了“隱蔽鬥爭,積蓄力量”的指示和郭慶江留在省委工作的訊息。據此,魯西縣委對袁樓支部作了調整,袁本恆兼任村支部書記,並決定“黨員單線聯繫,秘密活動,隱蔽發展”。同年7月份以後,因省委多次轉移屢遭破壞,縣委曾二次、三次派人去濟南均未能找到省委,聯絡站被封,縣委與省委失掉聯繫,袁樓黨組織從此進入了長期艱難的隱蔽鬥爭時期。在白色恐怖中,頑強擎舉著魯西縣委的革命旗幟,直到1938年中共博平縣工作委員會成立,袁樓黨組織才公開恢復活動。
經濟發展
袁樓村黨支部過去為我國的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現在帶領民眾致富奔小康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一是發展多種經營。多年來,黨支部積極引導民眾大搞蔬菜生產,新建大棚55個,中拱棚200畝,黃花菜300畝,池藕100畝。通過發展蔬菜生產,民眾人均增收800元。在搞好蔬菜生產的同時,我們與省農科院等單位合作,建立了1000畝小麥良種繁育基地,500畝抗蟲棉種繁育基地,100畝蔬菜良種基地。這些項目投入不多,民眾容易接受,一年下來,民眾人均增收1000元。此外,我們村上有上百畝的廢窯坑多年閒置,三年前村集體出資將這些窯坑改造成魚塘。魚塘挖成後,向村民招標承包,每年收取承包費5萬元。發展林業生產也是集體增收的有效途徑。黨支部利用黃淮海農業開發的機遇,發動民眾種植毛白楊3萬多株,按契約規定,樹木長成後,村集體與農戶按2:8的比例分成,這樣村里每年又可增加6萬元的收入。
二是盤活集體資產。為了鼓勵民眾經商辦企業,我們先後為4戶村民提供場地創辦電纜廠、預製件廠、孵化場、養豬場,總面積1萬多平方米。頭三年,村里不收取任何費用,三年後村集體每年可收取1萬元租賃費。
三是搞活村企業。把停產多年的磚瓦廠承包給1戶村民,通過加強管理,現在年生產機制磚800萬塊,村集體每年可收取承包費10萬多元。 村級經濟實力的增強,解決了“有錢辦事”的問題,全村公益事業也得到快速發展。幾年來,袁樓村先後投資40多萬元用於改善生產條件,打井、修路、建橋、植樹,一切費用全部由集體解決,沒收過民眾一分錢。先後投資60多萬元改造村裡的電網,硬化了3500多米街道,建起了村文化室。黨員活動室,科技服務中心等活動場所,豐富了民眾的文化生活,促進了精神文明建設。現在有袁樓村經濟發展,到處是一派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