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細介紹
衡山作為中國五嶽之一，當然是歷代旅遊勝地，即使古代全濁聲母的演變跟周圍方言格格不入，類似西南官話，但是由於它的位置在湖南中心地帶，所以，它在許多方面保留了周圍典型湘語的特點。
如果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向中原漢族區域侵略或者移民，導致中原漢族向南方移民，同時導致南方少數民族向偏僻地區移民；那么，可以認為當漢語向湖南範圍中的中心區域滲透的時候，原來分布在這些區域的少數民族語言被擠到了偏僻山區。所以，湖南的少數民族語言集中分布在西部和南部的山區。不僅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洲，還有懷化市管轄的麻陽、芷江、靖州、通道4個少數民族自治縣，邵陽市管轄的城步1個少數民族自治縣，永州市管轄的江華1個少數民族自治縣。
湖南省在20世紀末期已經出版了幾十個地點的系統的方言研究專著，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詹伯慧，2000），但是方言地理研究還相當薄弱。2001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方言志》也缺乏地圖。
4.從衡山和南嶽方言看地理語言學的語言理論價值
地理語言學使人們認識語言變化規律的眼界寬廣了,給我們提供了活生生的自然語言變化事實。但是要防止走任何片面的極端。下面結合我對湖南省的衡山縣和西部衡陽市南嶽區的350個村子進行高密度地毯式調查研究的結果，提出要正確處理以下在語言理論上的關係。
（1）縣城開雲鎮做方言代表地點的優勢和局限
一般對一個省進行方言地理研究的時候，把縣城作為代表地點。這樣可以在相對有限的對象中儘快獲得結果。但是正如方言分區和省行政劃分不一定一致，一個省內部的方言分區也不一定跟縣行政劃分一致。衡山縣的方言情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衡山南嶽漢語方言大致可以根據南嶽衡山這座大山作為自然界線，分為前衡山話和後衡山話兩種系統類型非常不同的方言。
我們從地理上對它們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畫成方言地圖，從語音上討論了它們的分布、分界、過渡、相互接觸，以及它們跟周圍方言的關係，它們在湘語中的地位等。
現代湘語是湖南的第一大漢語方言，古代是全濁的現代塞、塞擦聲母，無論濁音和清音是否對立，無論出現在平聲還是仄聲中，一般都不送氣，也就是不跟發音部位相同的次清聲母混合。現代官話是湖南第二大方言，古代是全濁的現代塞、塞擦聲母一般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在這兩大方言中，只有湘語中的新化等方言，官話中的芷江、會同等方言例外：它們一般都送氣，具有明顯的贛語特徵。
從古代全濁聲母今天讀塞、塞擦聲母，而且不論平聲和仄聲都不送氣的情況來看，後衡山話跟周圍的衡陽、湘潭、長沙等方言一致，具有湘語的一般特點。由於同時伴隨濁音，在從清入合流到陽平的結果中構成清濁對立，跟臨近屬於湘語清濁對立類型的雙峰方言一致。
然而，在現代前衡山話中，古代是全濁的現代塞、塞擦聲母，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跟湖南官話的演變規律一致，成為湘語區域中的一種特殊情況。
從聲調類型和入聲歸屬以及入聲調值來看，前衡山話比較接近長沙、湘潭方言；後山話比較接近雙峰方言。從陰平、陰去聲調的調值特徵來看，前衡山話仍然比較接近長沙、湘潭方言；後衡山話卻比較接近衡陽方言。
從古代[知章見]組聲母現在多讀塞音的特徵來看，前山話和後山話有共同特點，而且跟雙峰、寧鄉等方言一致。從後山話塞擦聲母分舌尖前和舌尖後而前山話不分的特徵來看，後山話跟雙峰、湘潭方言一致，前山話跟長沙話、衡陽話一致。
從古代鹹、山攝開三、四等韻母現在多讀鼻化“i”的特徵來看，前山話和後山話有共同特點，而且跟雙峰方言一致。
從“跑”這個詞的情況來看，前山話叫“打飛腳”，跟雙峰、長沙等方言一致；後山話叫“蓬”(陽平聲調，跟“蹦”不同)、“打蓬咕子”，跟周圍方言都不一樣，也不像新化、邵陽等方言叫“走”。但是，前山話又用“蓬”表示牛“跑”，體現與後山話的深層關係。
從上面的主要特徵的比較可見，由於方言是語言使用者在時間和空間變動的雙重作用下形成的，方言分區和分類是非常複雜的。我們可以根據不同需要選擇不同標準，根據不同標準可以得出不同的分區和分類結果。語音特徵的系統性最強，永遠是給方言分區和分類的重要標準。
從地理上考察，前山話和後山話之間以及它們各自的內部有逐漸變化也有突然變化，有相對穩定的大區域，也有多變化的區域。在兩種方言交界的時候，既形成了聲調系統邊界清楚的突然過渡區域，又形成了這個區域兩邊在其他個別因素上邊界模糊的逐漸過渡的區域。
南嶽山東南部和西北部為什麼分別使用兩種方言？南嶽衡山作為天然屏障制約了它東南邊的前山話和西北邊的後山話密切聯繫，雖然行政上的整體性可以部份抵消一些制約程度。前衡山話在南嶽山的東南邊，延續到湘江中游的兩邊包括衡東縣的絕大部分地區。南嶽衡山作為著名的山，作為重要的宗教活動場所，加上明朝到清朝南嶽衡山社會安定，很少發生戰爭，就不斷吸引了江西等地方的人到這裡定居。湘江是湖南歷史上最好的交通渠道。在這種情況下，湘江兩邊的前衡山話成為在古代全濁聲母現代特徵上與周圍的湘語很不一樣的方言島嶼，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釋：可能是在交通方便和人口流動的作用下，通過移民形成的。然而，後衡山話區域被四周與湘潭、雙峰、衡陽交界的高山隔離，是湘江的支流涓水流經的上游區域，交通比較閉塞，因而更多保留了跟周圍湘語一致的特點。當然湘江也成為前山話細微區別的界線，衡山區域內的涓水下游也成為後衡山話和過渡區域的夾山腔之間的界線。
衡山作為中國五大名山之一，當然是歷代旅遊勝地，即使古代全濁聲母的演變跟周圍方言格格不入，類似西南官話，但是由於它的位置在湖南中心地帶，所以它在許多方面保留了周圍典型湘語的特點。
（2）語言分區和分類的辯證關係
我們在繼續研究分區的同時，加強分類地理研究。
方言分區只是在地理空間上劃分一個大致範圍，往往受到一定的行政劃分的局限。一個區域內部的特殊性很容易“被不適當誇大”。一個區域的方言不能籠統地說跟哪個區域的方言有特別關係，必須“跟周邊的方言逐一進行比較”才能說明區域內部不同局部跟不同方言的明顯關係。（張振興，2000）這種地理空間的比較，就打破了巨觀分區的局限。我們的調查表明，不僅衡山縣內部前山話和後山話會相互影響，而且周邊的衡陽、雙峰、湘潭等縣的方言會在邊界交通方便的一定範圍互相影響。所以方言和方言之間似乎像鏈條一樣連線，有界限又沒有界限，在重疊中分離，在穩定中變化。
從對歷史語言學的貢獻來看，“一般地說，方言地圖展示的區域越大，地圖能夠挖掘的歷史越深。”“微觀的地圖只能闡明在短暫時間內發生的語言變化”。（岩田禮，1995年）
“調查的方言越多，方言點越密，繪製的方言地圖就越準確，方言地圖的標示，反映的方言及其特徵的情況就越可靠，越有價值。”（陳章太等，2001）
我們既需要大範圍的巨觀地理語言學研究，也需要小範圍的地毯式的微觀地理語言學研究，這樣才能提高巨觀考察的可靠性，避免遺漏重要細節，尤其是偏僻地區的細節。語言特徵空間細節的揭示，不僅能夠全面體現變化的過程，而且能夠給方言分區提供更加具體的條件。根據共同特徵的多少，可以多層次地進行方言分區。
在中國由於特徵分類的地理語言學發展相對慢，所以一方面應該加強縣級範圍的高密度的特徵分類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另一方面應該加強整體性的特徵分類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在進行大範圍地理語言學研究的時候，不能忽視城市以外的重要細節，只停留在各個城市地點之間的比較和分類。代表性地點的系統研究是這種地毯式的空間比較研究的基礎。如果沒有前期關於衡山的前山話和後山話的研究成果，我們要在短期內進行地毯式地理研究，可能難以確定方向，會出現大海撈針的局面。應該說漢語方言研究經過20世紀的努力，基本上具備了進行大規模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基礎。
地理語言學中的分區和分類是有區別又有聯繫的兩種研究方法。對一個地點的語言或者方言內部系統做準確的描寫和分析是地理語言學的基礎。但是漢語方言研究從分類的地理語言學角度對一定特徵進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間研究的成果比較缺乏。像岩田禮一樣不僅用地圖分類，而且進行理論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要高密度研究漢語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貪圖全國範圍，因為範圍越大工作越無法細緻。所以要從小範圍打基礎，“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圖或者地圖集應當多多出版”（陳章太等，2001）。
（3）語言界線的相對性和絕對性的辯證關係
《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1982）用兩個相似的小標題強調：“方言沒有自然的界線”，“語言沒有自然的界線”。這當然是正確的，因為語言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現象。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對方言和語言存在相對界線的認識。索緒爾（1982，p.285）自己也說：“然而從一種語言突然過渡到另一種語言是常見的”，“例如斯拉夫語和日耳曼語的界線，我們就可以看到有一種沒有任何過渡的突然的飛躍。”同樣，我們在前山話和後山話的界線上，既可以看到有“夾山腔”過渡區域的北部界線，也可以看到沒有過渡區域的南部界線。
（4）語言共性和個性的辯證關係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不同語言或者方言的個性。
用地理語言學的方法畫出來的地圖，可能都不一樣，似乎讓人不能看到方言的界限。有人甚至認為只有一個特徵的分區，沒有整個體系的分區。其實，有的同語線或者同語線的有的部份只是代表個別現象，不能作為劃分方言的依據。（袁家驊等，1983，p.12）例如，在衡山縣東北邊界的嶺坡和福田鋪兩個鄉交界的區域“酒”和“九”同音（參看地圖10），似乎屬於後山話，但是這種個別語音現象不影響它在整體上屬於前山話，因此這一段同語線在巨觀上應該忽視。
（5）語言發展的突然性和逐漸性的辯證關係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語言或者方言變化的逐漸性。
對比不同同語線可能發現這些線條不是非常集中的。雖然這樣可以糾正歷史語言學中迷信語言突然分裂的傾向，但是可能導致有人認為變化只有逐漸性，沒有界線的片面觀點。其實正如社會變化是逐漸的，但是遇到戰爭和大改革，社會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突然變化，語言也是這樣。在地理空間上，可能會由於自然地理和社會行政管轄範圍的不同，出現突然的變化。例如，作為山名稱的衡山成為前山話和後山話的突然空間變化的分界線。但是在衡山縣東北部衡山山脈走勢平緩的區域，就出現了一個逐漸過渡的區域。然而這個過渡區域的兩邊也有比較明確的界線。
（6）語言的任意性和理據性的辨證關係
我們不能過分強調語言的理據性。
一般認為無論語言變化中存在多少程度的理據性，但是語言的形式和內容的關係在本質上是任意的。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有人為了強調理據性，就說任意性是錯誤的,這樣就會牽強附會找規律。也有人為了強調任意性，就可能導致對語言規律的忽視。例如，我們可以發現在後山話向前山話過渡的區域，不少語素的聲調常常違背自己系統的規律，採用對方聲調類型對應的調值。但是我們又發現在比較穩定的“夾山腔”過渡區域，有一個聲調比較整齊地接受了另外一方的陰平調值。可以這樣來解釋：變化可能是從沒有秩序地進行個別現象的吸收開始的。這種當初的“錯誤”可能會經過系統類推和最佳化，使一種錯誤像滾雪球一樣壯大，有規律性地成為新的正確標準。衡山的“夾山腔”的聲調系統（參看地圖1），可能就是在後山話的基礎上，由於前山話的影響開始出現少數讀陰平的語素的調值從[55]降低到[33]，然後逐漸變成集體現象。
（7）語言變化的規律性和例外性的辯證關係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語言變化像數學公式一樣整齊有規律。
語言變化確實受到人的生理條件以及自然和社會條件的種種制約，並且形成一定的規律。但是，不能排除一些偶然或者無法發現的原因導致面目全非的變化。
例如，一般“娘”無論從古代音韻地位還是現代方言事實來看，幾乎都是鼻音聲母，[i]開頭的韻母。只有廣州話和前山話等例外，是拼合開口呼韻母。音質跟前山話幾乎完全一樣的耒陽話、常寧話和後山話也是拼合齊齒呼韻母，但是前山話確實拼合的是開口韻母，雖然研究衡山話多年的毛秉生曾經肯定（毛秉生，1983，1985），後來又否定，認為還是拼合齊齒呼（毛秉生，1988，1995）。前山話和後山話的“娘”的聲母雖然都是舌面前鼻音，但是前山話不能拼合齊齒呼韻母，後山話只能拼寫[i]開頭的齊齒呼韻母(參看地圖85)。當然它們無論是否實際拼合齊齒呼韻母，都不會發生齊齒呼和開口呼的對立，因為凡是在北京話中[n]拼合開口呼和合口呼韻母的單位，聲母幾乎一律變成[l]。那么後山話讀[ni]音質的“泥你日義”等語素前山話的[i]怎么辦？前山話的[i]這時鼻化,同時聲母從舌面前變化成舌尖，讀[n]。經過系統的特殊調整，就保證了衡山前山話舌面前塞音和鼻音不拼合齊齒呼和撮口呼，只能拼合開口呼和合口呼的格局。
（8）語言變化的條件性和磨損性的關係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語言演變的條件性。
一般我們認為語言變化有外部的社會條件，也有內部的系統矛盾的調節。這是對的。但是，如果過份強調它，就難以解釋衡山南嶽方言中“知道”（參看地圖66）的後面一個音節的變化為什麼這么豐富。當然仔細觀察，多數是在[ti]的音質基礎上變化，[t]可以變成邊音[l],[i]可以鼻化，聲調也有不同變化。這個語素跟“知”的古代音韻地位比較一致，可能是“知”的各種語素變體。從語法上看，這個“知”的功能同國語做補語標記的結構助詞“得”，例如“要[ti]”、“做[ti]好”等。這樣解釋可以照顧一批現象。應該說這個常見的口語的詞會保持穩定，但是由於是多音節的詞，而且它在音節的後面，人們很容易淡化它的發音，從而產生模糊的音響效果，導致在流傳過程中容易產生磨損出現偏差。由於方言缺乏書面規範的可能，更加容易導致這種內部歷代流傳的誤差。因此，語言變化中，在缺乏規範約束力量的情況下，錯誤或者模糊流傳是語言變化的一個重要途徑。
（9）語音形式和作為語言實體的辭彙和語法的關係
不僅單純的語音考察要建立在辭彙的基礎上，而且有特徵的辭彙和語法現象的空間分布，是方言分類和分區的重要條件。例如，文讀和白讀跟辭彙的選擇密切相關。如果從漢字出發很容易被文讀誤導，不能發現方言底層的本質特徵。即使是詞，還要看是固有的還是借用的。例如“跑”是一個詞，如果只是拿這個詞去記錄衡山方言的發音，就有點像用國語說“的士”。這樣既會混淆前山話和後山話的區別，又不能體現方言辭彙的實質。其實，表示國語“跑”這個意思的詞語，前山話是一個固定詞組“打飛腳”，後山話是“蓬”或者“打蓬牯子”（參看地圖73）。表示“門檻”的詞前山話叫做“門探”，後山話叫做“地方”。“地方”成為後山話的一個重要特徵詞，而且它的分布非常集中和穩定，跟語音上的參差變異完全不一樣。（參看地圖90）
辭彙還可以挖掘不少文化現象。例如前山話說“芹菜”，後山話為什麼說“富菜”？（參看地圖43）用“富菜”代替“芹菜”在湘潭話等方言中也有。這是語言形式和內容的矛盾產生的文化效應。後山話和湘潭話等一樣，“芹”和“窮”同音。使用芹菜一般用來炒肉，以前只有過節日和做喜事才有肉吃。所以，在生活不富裕，迷信思想比較重的舊時代，為了迴避“窮菜”產生不吉利的聽覺誤解，只好迴避這個聲音。
（10）語言個體變化和系統制約的關係
無論語言形式還是語言內容的變化，都要接受系統的整體需要的制約。
“不能把方言和語言看成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民族共同語也不是各種方言的總和”。（錢曾怡，2002，p.1）這就是說，無論國語還是各種方言，系統本質是一樣的，都是漢語的一種系統的體現。
從語音形式來看，無論我們前面討論的輔音發音部位和方法的變化，還是元音舌位的高低前後的變化，都是在系統制約下，像雪山崩塌一樣發生的連鎖反應。而且這種連鎖反應，在一定情況下會出現難以跨越的距離。例如，雙唇和唇齒部位可以相互轉化，形成“嘴唇”大陸，舌尖和各個舌面部位可以相互轉化，形成“舌頭”大陸，但是這兩個大陸之間除了擦音，相對難以相互轉換。
在衡山前山話里，用“爹爹”指“父親”，用“公公”指“爺爺”，在長沙話里“爹爹”指“爺爺”，“爺爺（/爺）”指“爸爸”，雖然它們的詞指稱的客觀對象單獨看來不僅相互之間有矛盾，而且跟北京話的“爺爺”和“爹（爸爸）”部分或者全部相反，但是並不妨礙長沙話對客觀對象的區分。
長沙話也可以用“公公”和“爹爹”分別表示“爺爺”和“奶奶”。那么長沙話兩個“爹爹”是否有矛盾衝突呢？從漢字看來當然衝突，但是從口語看來沒有衝突,因為聲音不同。表示“爺爺”的是“[tia33tia33](爹爹)”,表示“爸爸”的是“[tie33tie33](爹爹)”。這就是語言的系統性。
同樣，前山話表示“跑”的“蓬”由於專門用於牛等一般動物，所以表示人“跑”就用“打飛腳”表示。從語法結構來看，“打飛腳”跟北京話的“跑”還是不一樣。例如，北京話說“抓到的賊跑了”，衡山話不能用“打飛腳”直接替換“跑”，只能說“逮到的賊走估噠”。這說明“走”在古代表示“跑”的意思的殘留痕跡。但是由於其實“走”跟現代北京話的用法基本一致，所以不能感覺“逮到的賊走估噠”中的“走”有明顯的“跑”的意思。為什麼？在這裡只需要表示“逃脫”的意思，用“跑”還是“走”的方式逃脫沒有對立性，可以任意選擇一個語義變體。
語法規則也一樣。一個動詞涉及兩個受事對象的時候，表示人（R）和表示物體（W）的受事位置關係在漢語各個方言中，會出現3種格局的選擇：AB,BA,AB/BA.(邢福義，2000)。如果集中格局並存，往往有一種強使格式。例如，國語“打（D）不(B)贏(Y)他(T)”在衡山的方言中有3中格式：DTBY,DBYT,DBTY.其中第一種最常見，第三種前山話比後山話更加少見。（毛秉生，1996）
（11）同音詞的系統性質和語言自我化解障礙的能力
我們經常容易不分時間和空間系統差異，錯誤地誇大漢語同音詞的數量和語言使用的消極性。其實，任何語言及其方言都有一定的同音詞，但是絕對不會多到影響信息的系統表達。由於語言變化的條件不同以及系統協調的角度不同，可能出現不同概念範疇的同音詞。例如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後山話區域有的地方出現“中飯（午飯）”和“蒸飯”同音，有的地方出現“生”和“三”同音。其實，“蒸飯”作為名詞一般會說“缽子飯”，與“中飯”對立的可能性小。“生”和“三”詞性不同，可以通過句子結構地位的明顯不同自然分化。可以說，特定系統中的同音詞只有在詞性不同的條件下才有機會停留下來。有人會說北京話的“是”和“事”同音，其實北京話會用“事兒”或者“事情”避免跟“是”同音。由於漢字可以區分同音語素，給人們偷懶的機會，就經常把“事兒”或者“事情”省略成“事”。這樣帶來的消極作用是不僅加大了國語口語和書面語辭彙系統的距離，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模糊了北京話系統的真實面貌。因此，我們在方言或者語言辭彙地理空間研究中必須重視語音系統的具體事實，不能被漢字掩蓋的語音假象迷惑。
語言有一種自我化解語言障礙的能力。頻率是重要砝碼。如果兩個概念在相同語境中經常使用，然而表達它們的語言形式，無論是詞還是詞組，必然造成交際困難，語言系統必然會在人的安排下做出自我調節，實現自我化解障礙的目標。即使是漢字造成的人為障礙，也會這樣。例如由於過多依賴漢字，忽視口語，導致“期中”和“期終”不能區分。口語自然會調節成“期中”和“期末”來區分。經常使用的概念必須用詞而且是音節儘量少的詞，經常使用的詞組必然會壓縮成詞。漢語的“哥哥”和“弟弟”用詞表達，英語對應的是用詞組表達，英語的詞“brother”,可以概括漢語“哥哥”和“弟弟”兩個概念，因為漢語必須表達大小等級的觀念文化，英語不很重要。
在表示國語“掃墓”的意義的時候，前山話用“掛墳”對應概括後山話“拜墳”和“輪墳”兩個詞。（參看地圖70）說明兩個地方的人對概念的細節認識不一樣，區分它們的詞就會進行調整，化解表達障礙。
（12）特徵詞在語言分類分區中的作用
給一種語言或者方言找特徵詞是最危險的，往往費力不討好。因為說特徵，就是說這裡有，其他地方沒有。說這裡有容易，說其他地方沒有太難。但是，只要我們在一定範圍內，在一定基礎上討論，仍然應該大膽比較和討論，哪怕最後被別人否定，也是有開拓意義的。
如果在衡山這個範圍內來討論。毫無疑問，下面這些詞就是區分後山話和前山話的特徵詞：表示“門檻”的“地方——門檻”（參看地圖90），表示“臉”的“臉——面”（參看地圖36），表示“翅膀”的“翼架——側架”（參看地圖40），表示“芹菜”的“富菜——芹菜”（參看地圖42），參看地圖36），表示“傾倒”的“傾（水）——垮（水）”（參看地圖64），表示“辣”的“辣——麻”（參看地圖78）。
(13)語言過渡區域和語言混合的關係
什麼空間會出現過渡區域？在交通方便，使用不同語言或者方言的人發生頻繁交往就會出現。過渡區域又是根據離開核心方言的距離遠近呈現階梯形式的級別。即使在典型的邊界位置，也會有兩種成分在混合中保留程度的不同。在衡山的“夾山腔”中，很明顯是後山話成分占主要地位，也就是強勢方言前山話引起後山話變化。在階梯邊緣靠近前山話區域也會出現前山話受到後山話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比較弱。
在“夾山腔”中，經常出現一個概念用前山話和後山話兩種表達形式的現象。這當然與他們經常接觸兩種方言有關係。因此，語言的混合可能有兩種。
(1)穩定類型：A+B=Ab，aB
(2)不穩定類型：A+B=A(/a)b(/B)，a(/A)B(/b)
夾山腔屬於不穩定類型。如果這個區域的人群由於行政或者自然條件，使他們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群體，就可能促使他們在不同的詞語中做出選擇，有的可能選擇了來自前山話的，有的可能選擇了來自後山話的。這樣就形成了穩定的混合方言。
5．結束
如果說歷史語言學是一種時間語言學，那么地理語言學就是一種空間語言學。
有時候“方言區劃與古代行政區劃的聯繫不很密切，倒是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更為密切。”地理語言學不僅給解釋語言發展提供了重要途徑，而且糾正了歷史語言學過份重視歷史材料的偏向，彌補了歷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強了對活語言或者口語的重視和利用。地理語言學使人們認識語言變化規律的眼界寬廣了,給我們提供了活生生的自然語言變化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