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行走在天堂邊緣》，散文集，李城 著，2008年5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相關資料
大地湧現出的甘南
——讀李城《行走在天堂邊緣》
張存學 （甘肅省文學院副院長）
甘南的詩人和作家們不善於言說。我在這裡說的言說是指超出語言道說邊界的言說，也就是誇大自己，賣弄自己的言說。甘南的詩人和作家們可以豪邁地喝酒，喝醉酒以後可以胡言亂語，可以目空一切，可以做出驚世駭俗的事來，但在創作面前，他們一概謙卑和沉默。他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都知道在他們作為道說的創作之後有一個天高地闊、諸神存在的甘南，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知道持守道說的莊嚴感和作為道說與淵始的相切性。甘南的詩人阿信是這樣，桑子、完瑪央金、陳拓、瘦水（索南昂傑）、扎西才讓、杜娟是這樣，還有李城也是這樣。更早的詩人丹真貢布更像一座沉默的大山。
在讀過李城的散文集《行走在天堂邊緣》後，我能想像出李城行走在草原上的樣子，他孤身一人，頭頂是藍天，腳下是大地，還有神性顯現的可能。事實上，出生和生活在甘南的李城一直這樣行走。這種行走讓我感到親切，我也出生在那裡，並在那裡成長過，生活過。
不管出生在那裡還是走入那裡，一旦在那塊土地上將自己的腳扎得踏實就已經身在其中了。這種身在其中一旦產生就是命運性的，身在其中者在這種命運中將會把自己交付給踏勘人的真實邊界的思慮中。
身處甘南，也許也不斷地在現成的觀念世界中走來走去，以慣常的思維面對人和事，並以語言作為工具敘說人間的是是非非，但在有一天會在靜默之中突然傾聽到另外的聲音，它們是一棵樹的聲音，一縷風的聲音，一條沒有名字的河的聲音。這種傾聽是置身於被召喚中的傾聽，在這種傾聽中，大地、天空和諸神聚集而來。這種狀態或許只是在一瞬間存在過，隨後被遺忘。隨後仍在價值性的世界中滾爬摸打，仍在把外面的種種言說當作高深莫測的東西加以讚嘆。
在這個時代，身處甘南的寫作者是無法不接受價值體系的浸泡的，這種浸泡在一定程度上是深入性的，它深入到頭腦中，深入到骨頭裡。價值體系是背離了物純然性而在概念、觀念的區分演繹中形成世界的，這樣的世界一旦形成，天空、大地、人、諸神共融的景象便悄然隱遁了。在價值體系的世界裡，不管是邏輯證明體系層面上的，還是倫理秩序體系層面上的，人都是價值意義上的人。在這種狀況下，近代性知性層面上人的主體性確立將人更進一步地從大地上拔起，處於無根狀態的人再也返回不了大地，人被技術擺置而被拋向了虛茫中。這是人最大的困境，也是人主要的狀態。在這種困境中，人牢牢被控制在價值觀的言說中。在這種言說中，大地成為對象化的、知性的大地，天空成為對象化的、知性的天空，諸神成為宗教意義上的、人類學意義上諸神。也就是說，在價值觀的言說中，在價值觀的世界中，天、地、人、神共融的情形並不存在。
儘管如此，儘管甘南的寫作者存在著與主流世界共遭遇的境況，但甘南別有一番天地。生活在甘南，行走在甘南大地上，一縷桑煙會讓人凝神，一道飄動的經幡會讓人注目。這個時候，人會回想起在這片土地上曾經被一棵樹、一縷風、一條河所帶入的瞬間感覺中。
煨桑的青煙遙遙上升，飄動的經幡從春到秋。這些情形之中是大地上的人，是他們在點燃桑煙，是他們將經幡飛揚在風所到達的地方。通過桑煙和經幡，大地、天空和諸神向他們顯現並向他們聚集，他們由此身在其中。也就是說，他們身在其中的存在才使大地、天空和諸神顯現，並相互照亮。陳春文先生曾說過：“甘南草原上的人是通神的。”沒有通神的人，大地就不是湧現而收攏的大地，天空就不是聚集而來的天空。海德格爾說：“唯有作為終有一死者的人才棲居著通達作為世界的世界。唯從世界中結合自身者，終成一物。”（海德格爾《物》）這裡所說的“世界”是天、地、人、神共融的世界。
在以上的思索中，已經將價值觀世界中所言說的神摒棄開來。這裡所說的神已經不是作為最高理念統有者的神，不是一元化的神，更不是人類學意義上的巫神。我所說的神是諸神意義上的神。海德格爾說：“諸神是神性之暗示的使者，從神性的隱而不顯的運作中，神顯現而成為其本質。神由此與在場者同伍。”（海德格爾《物》）
神性隱而不顯，諸神或許能使我們回溯到希臘諸神，或許能回溯到青藏大地上的諸神。如今，在金頂和經幡的存在中，諸神以另外的方式顯現在場。金頂和經幡是藏傳佛教的表征，同時它們又是作為澄明之神性的顯現者。不僅僅如此，神性還因為人的在場而隱於萬物中。
身在甘南，作為價值意義上的人不得不處於爭執的狀態中，神性的大地與價值體系相悖，這種相悖體現在被價值觀浸泡過的人身上就成為一種爭執，這種爭執漫長而不過分顯露。在將腳踏實地扎入甘南的大地上，這種爭執就隨形而至。然後，作為一個寫作者，在他不斷的思索中，他傾聽，他被召喚。他傾聽到的聲音是來自於那淵始的聲音，他被召喚的也是那淵始的力量。在這個過程中，他慢慢從價值觀的世界中有了對神性的期待。這個時候，他才能感到大地的壯闊，天空的高遠，和諸神飄動的衣袂。也是在這樣的狀態下，他才能感到道說的邊界，才能感到我們通常說的語言其實是淵始力量的顯現，這樣的語言要求著與物不多也不少的相切。語言在這裡是莊嚴的，神聖的。甘南的寫作者們知道這種莊嚴和神聖，所以他們面對創作保持著樸素的沉默。
甘南詩人阿信的一首詩中寫道：“我擔心會讓那些神靈感到不安。它們就藏在每一個詞的後面。”（阿信《速度》）
《行走在天堂邊緣》收集的都是李城散文中重要的篇章。散文中的李城在甘南大地上行走，在傾聽，在觸摸，這種行走、傾聽、觸摸甚至超出了地域意義上的甘南，他以甘南為出發點，走向更遠，走向阿尼瑪卿山，走向果洛高原。在這種漫遊式的行走中，寫作者李城並不是出於某種觀念性的動機。相反，他是從觀念性中，或者說，從價值統領的世界中掙脫出來聽從大地、天空和諸神的召喚。這種召喚對於李城來說迫切的，在迫切中他隱約感到他原來賴以說話的世界已經失效，或者，他感到他原來賴以說話的世界已經在萎縮，在僵硬，在死去。在此刻，他聚集起了他對應大地、天空、諸神召喚的能力，也就是說，在他從價值觀的世界掙脫的過程中他對甘南大地亘古存在的澄明有了期待。這種期待或許是朦朧的，不明的，但不管怎么樣，李城在這種期待中已經開始行走。行走是行走自身，它只對行走者本人承擔行走的遠方感，它不歸納和標識某種價值觀，也就是說，行走本身不是趨向一個價值觀的世界，它與價值觀的世界無關。
行走的過程是傾聽和被召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行走者是在進入天地神共有的情景中，大地和天空在這種情景中湧現而出。身處在這種湧現中，行走者的道說成為了對天地人神共融世界的一種顯現。這種道說與描繪無關，與體驗無關，與讚頌更無關。這種行走是切入性的，融入性的，與天地神共同在場性的。讀李城的這類散文能感受到他的這種切入，這種在場感。《越過一百零八條河流》、《穿越阿尼瑪卿》是這類散文的精品。這兩篇散文具有純淨感和宏闊感。這兩篇散文還有這樣一種獨特感，也就是說，它們是甘南大地湧現的道說，是甘南大地湧出的詩。這種道說與我們所有熟悉的散文都不同，它們只會在青藏大地上產生。
行走同時也是與價值觀世界爭執的過程。行走者行走在甘南大地上，他身上依然持存著價值言說的東西，而且，不管怎么樣他本來就是這種價值觀所造就的。要從被造就者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是一件艱難的事情，對於李城來說，這種艱難也體現在他的散文中。他的早期散文明顯地具有受制於某種創作觀念的特性，但好在他能從這種境況中走出。從《小鎮上的愛情》這樣篇章開始，李城便有了拋卻被控制的掙脫感，他使他的創作邁向了青藏的腹地。這也是甘南大多數寫作者的選擇，他們向內轉向神性的大地。這種神性的大地對於他們來說需要一生進行進入的。他們懂得這種選擇的重要性，而且，他們知道他們早已將他們的腳踏在了這片大地上，因此，他們能在這個喧囂的時代里轉過身，轉向遼闊的神性大地。讀阿信的詩，讀完瑪央金的詩和散文，讀陳拓的散文，讀瘦水的散文和詩都有這種感覺，他們一律朝向了沉默的青藏大地。
甘南在這樣的寫作中從大地中湧現而出。
在李城的散文中，他顯現出他的行走正在進行。在這行走的過程中，他還要抖落許多骨頭裡和腦子裡的東西，他還要儲備更多的自由感，還要思索很多，還要在更遠地方切近天空、大地和神。
行走中的李城還要行走下去。
作為一個甘南人，我離開甘南已經十幾年了。這種離開並不意味著背離甘南而去。對於我來說，這種離開也是向甘南切近的一種方式。我曾經說過：“回望甘南，諸神存在。”我在回望中向著諸神。在讀甘南朋友們的作品時，我對他們充滿了敬意。在他們的作品中，我能看到我自己，能看到我自己的期待。
“只有一個神能救我們。依我之見，拯救的唯一可能性在於，願意在思與詩中為神的顯現做準備，或者願意在沉沒中為神的缺場做準備；粗略地說，我們不是‘完蛋了’，而是我們沉沒時，我們瞻望著神的缺場而沉沒。”（海德格爾《〈明鏡〉訪談錄》陳春文譯）
（原載於2008年9月5日《甘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