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簋蓋介紹
夏商周斷代工程設立的“西周青銅器的分期研究專題”組，為了更加準確地推排出西周列王在位的年代年數，在全國已出土的60多件西周青銅器中，選取了年、月、紀時詞語與日名乾支四要素俱全的關鍵性器物五件(組)，和一條古文獻中的天象記錄，以及《尚書》中的有關記載，建立起了推定西周王年的七個可靠堅實的支點。嗣後，其研究成果通過金文歷譜的驗證，又與西周考古14C測年結論相對照，發現兩者所排出的列王紀年基本吻合。至此，西周列王年代的推算工作全部完成。
專題組選定的五件西周青銅器中，就有1996年在丹鳳縣發掘出土的虎簋蓋。
夏商周斷代工程
虎簋蓋丹鳳虎簋蓋的重要貢獻，是商洛人的光榮和自豪，但它的尋訪事跡和研究價值卻不為一般人所知，所以我覺得有將其寫成文字的必要。欲知此事的來龍去脈，還得從中國遠古文明的不幸和夏商周斷代工程說起……
直面歷史遺產的不幸
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為了表示與滿清王朝劃清界線，倡導改用由中華始祖黃帝開始的紀年(公元前2698年)，這個紀年在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曾一度在全國流行開來。在中國生活工作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記住了孫先生選定的這個歷史紀元，並以這個年代為起始，公開撰文論述中國4660多年悠久的歷史和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及民族精神。但是，孫中山倡導啟用的黃帝紀元，由於國內政治界、知識界在中國歷史紀年問題上難以達到共識，學術界各路門派相互吵鬧一陣子之後，最終未能付諸實施。
事實上，在傳世文獻史料上，中國最早確切的紀年，只有司馬遷在《史記》中追溯到的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而更早的夏代和商代，便是模糊一片，難辨分明。這是中國遠古文明的不幸。這種不幸，在歷史長河的流動中，逐漸變成了一枚我們民族情感的化石，在華夏子孫的心中不斷膨脹，以致時時壓迫著人們的血肉，牽動著我們民族的神經。因此，繼司馬遷之後的兩千餘年間，每逢盛世，廟堂和民間總有志士仁人和學者大儒在為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和探索而傾其心智，其中不少大師鴻儒為此耗盡了自己的畢生精力和心血。但是，由於歷史本身的紛繁雜亂以及當時研究條件所限，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歷史紀年依然是迷霧重重，難以廓清。於是，中國上下五千年文明的鏈條，特別是自黃帝以來至夏、商、周三代的確切紀年，遂成為中國歷史學界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學術懸案。
1996年5月啟動的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全國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科技測年學等不同學科門類的200餘名國內一流專家學者，向流傳千年的這一學術難題全面地發起衝擊。“工程”既是以解決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周三代紀年問題為宗旨，多學科聯合攻關的大型年代學項目，也是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為尋找2800多年前歷史年代坐標而進行的一次多學科合作的偉大科學實踐活動。經過近五年的不懈努力，其全部研究成果於2000年9月通過了由科技部組織的專家組驗收，表明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原定的研究目標已經達到。在此基礎上得出的《夏商周年表》，填補了中國古代紀年中最令人迷惘的一段空白，廓清了遺留千古的歷史學術謎團。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古代文明史領域取得的最為重大的研究成果。
銅銹掩蓋下的歷史昭示
夏商周斷代工程在醞釀之初，就專門設立了“西周青銅器的分期研究”這一專題，並預定了研究目標：“以西周青銅器中銘文可供西周曆譜研究者為主，就其型制、紋飾作考古學的分期斷代研究，為改進西周曆譜研究提供比較可靠的依據。”目標中所謂“銘文可供西周曆譜研究”的銅器，是指銘文中王年、月序、月相、乾支四要素俱全的銅器。其研究的任務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對上述青銅器進行比較精確的分期斷代，從而使歷譜研究能夠建立在科學而且堅實的基礎上，避免過去那種不顧銅器年代而妄加推算的情況出現。
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初步選用了全國已發掘的西周時期的青銅器60件，這些器物的年、月、紀時詞語與日名乾支四要素均俱全，符合選用標準。經過對上述諸器的出土情況、型制、紋飾、銘文等綜合進行研究，並聯繫其它相關青銅器，初步作出了分期斷代的研究成果。但這一成果只是排出了西周王年的總體框架，並不能解決全部、具體的西周王年。為了進入更深入的研究，“工程”依據如下五件(組)青銅器，和一條古文獻中的天象記錄以及《尚書》中的有關記載，建立起7個可靠堅實的支點，採取從後往前的推定方式，終於將整個西周各王在位的年數大致排出。這7個支點所依據的材料分別是：
西周晚期：
吳虎鼎與宣王五十八年
晉侯蘇鍾與厲王三十二年
西周中期：
“天再旦”與懿王元年
虎簋蓋與穆王三十年
鮮簋與穆王三十四年
西周早期：
靜方鼎與古本《竹書紀年》昭王之年
《台誥》、《畢命》曆日與成、康之年
當然，上述五件(組)銅器的來歷都顯得很不一般，大都頗具傳奇色彩。如：鮮簋，是1986年我國訪問學者無意中在英國倫敦一家經營文物的商行中發現的。靜方鼎則一直秘藏於日本一家美術館，1996年日方突然公布其館藏名品時，才引起我國學術界的特別關注。吳虎鼎，1992年在陝西省長安縣徐家寨出土，後一直作為一般文物放在縣文管會庫房內，直至1997年清理庫房文物，對此鼎進行剔除土銹時，才發現其具有重大學術研究價值。
而丹鳳虎簋蓋的加入，純粹是一種鬼使神差的巧合，似乎在冥冥之中有神靈在敦促它應運出土，去參與這千百年唯有一次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虎簋蓋與穆王三十年
虎簋蓋就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全面啟動的1996年8月，突然從祖國西北的陝西傳出訊息：一件青銅虎簋蓋在該省商洛地區的丹鳳縣被發現。經專家推斷，這件青銅蓋應是和虎簋連在一起，遺憾的是虎簋卻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個蓋子埋藏在泥土之中。此蓋剔除土銹之後，發現是一件西周青銅器，上鐫有銘文161字，其起首云：
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宮，恪於大室，密叔內(入)右虎，即位，王呼入(內)史曰……
虎簋蓋發現後，立即引起夏商周斷代工程青銅器研究專家的普遍重視，遂集中精力對此蓋銘文進行仔細研究。陳久金等金文歷譜專家根據銘文月相、乾支推定，此器放在宣王和穆王時代都可相合。為此，關於虎簋蓋到底屬於西周哪一個王的問題，專家們再次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正當大家為此爭論不休之際，一個意外的發現使這場爭論猝然而決。是年間，“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應邀赴台灣進行學術交流，期間他在台灣故宮博物院看到了一件師虎簋，標籤上註明是西周懿王元年之器。其蓋的花紋跟丹鳳出土的虎簋蓋完全相同，銘文中也均有“文考日庚”的字樣，其用字措詞均亦相同。可見分存於大陸和台灣的這兩件青銅器物，為同一工匠所製作。從虎簋蓋銘記王命虎“胥(佐助)師戲”的記載看，當是虎初襲職時之事。因為台灣的師虎簋為懿王元年之器，則虎簋蓋的年代必在其前。虎簋蓋銘文的王年為三十年，西周中期穆王、共王、懿王等諸王在位超過三十年的只有穆王，因此則虎簋蓋當屬穆王時代的器物無疑。
據工程專題研究專家對三年衛盉、五祀衛鼎、九年衛鼎、十五年趙曹鼎等推斷的結果，周共王元年為公元前922年。而《史記·周本紀》所載穆王在位55年，按共王當年改元計算，前推55年，則穆王元年應為公元前976年，三十年則為公元前947年。按金文歷譜推算，該年四月丙寅朔，甲戌日應為初九，虎簋蓋的曆日正好與此相合，可知以上推定的共王、穆王年代可信。
當然，有了以上7個可靠堅實的支點，並不意味著“工程”中整個西周列王年代研究工作的終結。按照此前的課題設定，以上的研究成果還需要金文歷譜的驗證與支持。這一專題交由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負責完成。嗣後，為了驗證金文歷譜的可信度，“工程”還將其排出的王年與西周考古測年結果相對照，發現兩者測排的列王年代基本吻合。至此，夏商周斷代工程所設定的整個西周列王年代的推算全部完成。
有同志著文說，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扇當代學者開啟古老中華文明的窗戶，是一種新的關切和擁抱中國上古文明的開端，是一聲當代人投給遠古歷史的呼喚。而這一聲呼喚中就加入有我們商洛人民的聲音，很值得我們為此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行文至此，似乎應該結束了，但我以為虎簋蓋的故事還遠沒有結束。譬如虎簋蓋出土時，有配蓋而無原器，那么那個失去蹤跡的神秘虎簋今天還在嗎？它是否還沉睡在丹鳳縣的某片土地之下？如果它某一天被人們掘開泥土重見天日，是否會帶給我們更詳細的遠古信息？再者，虎簋蓋在大陸，師虎簋卻遠在海峽對岸，兩件器物又出自古代同一工匠之手，堪稱是有著近三千年宿緣的一對姊妹簋。二者的氣息英魂奇巧地能在時空中相會重逢，確實是文物考古界的一番頗帶傳奇色彩的曠世佳話。時值大陸《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之際，我們是否能夠促成這兩件國寶級文物真實地上演一出“姊妹相會”的團圓喜劇？倘若如此，那真是六十年滄桑變遷中的一件可圈可點的千秋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