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思想
人們常把洋務紡織工業，與輪船航運、電線電報、煤鐵礦務的開採與冶煉，並列為洋務派舉辦的四大洋務民用工業企業。它們的舉辦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與洋商競爭，分洋商之利，追逐利潤以致富：但也有不同點：輪船、電線和礦務三者，既是商務，又與軍事上的需要有較為密切的關係：輪船利於軍隊和軍需的轉運；電報對於軍事信息傳遞起著重要的作用；煤鐵和其他金屬等礦務更明顯的是為了軍事工業能取得廉價的燃料原料；而辦紡織 工業卻同軍事無任何直接關係，僅僅是為了發展商務以致富之舉。
其次，輪船航運的創辦，是在洋輪充斥於江海，電線架設時，洋商已在沿海設海線，並又在陸上設線，也就是說，輪、電二者都是在洋商侵占了中國利權情況下舉辦的，至於礦務，洋人也已在中國大事勘查礦藏準備擅自開採的情況下洋務派始著意於此的。紡織工業卻是在洋商沒有在中國設廠時開始籌建的。
第三個不同點是，輪電、機器開礦和機器紡織四者，雖均為中國前此所未曾有，但紡織業又與前三者有其自己的不同特點。紡織業是中國有著攸久歷史傳統的最為普遍的手工業，絕大部分產品是與農業結合的家庭手工業生產的。人們一日不可或缺的衣服，中國手工紡織業也能生產，不賴外求。然而，正是因為人人日常所必需，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最先把它作為主攻的目標以擴展市場。因此，洋商雖沒有在華設立紡織工廠，卻通過商業渠道破壞了手工紡織業。如果說輪船航運的創辦，是在沙船和其他民船之利被洋輪所奪，但並不普遍涉及每一個人生活的話，洋務機器紡織工業的創辦，卻是在洋布充斥市場較為普遍地涉及居民生活的情況下開始的，雖與輪運有某些相似，卻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據上所述，其中尤其是對創辦紡織工業的特點的分析，可以看出，輪船、電報、礦務的興辦如果說有較大的被動性的話，紡織工業的興辦則有著相當主動性，因為後者並沒有洋商在華設紡織工廠的脅迫；輪船、電報、礦務的舉辦，表現了相當大的軍事目的，紡織工業則完全是為了挽回利權，並藉此贏利致富，其間沒有軍事目的。因此，如果說其他洋務民用工業企業的興辦，除追逐剩餘價值之外還有著使用價值目的的話，紡織工業的興辦，則純粹是為了追求剩餘價值和利潤。因此，它較之輪、電、礦等企業有著更為純粹的資本主義的性質，即其間沒有多少封建性的動機和目的。
背景
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在鴉片戰爭之後，輸入中國商品結構有很大的變化，與廣大勞動人民生活無緣的刀叉、鐘錶、呢絨等物進口大為減少，與人民生活最接近的尤其是與衣食有關的物品，進口急劇增加，其中以布匹居於首位。洋商利用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低稅率和傾銷政策等手段，只用土布三分之一的價格賣給中國人民，舍土布而著洋布者比比皆是，並從沿海而逐漸及於內地，誠如鄭觀應所說：“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 紡織品進口的增加速度可以想見。進口的英國棉紡織品總值從戰前的年40 余萬兩猛增至戰後的1000萬兩，乃至50—60年代的2000—3000萬兩；到90年代初，棉紡織品進口總值竟達5270餘萬兩②，僅次於鴉片的進口數。
手工紡織業所受嚴重的打擊不言而知。“洋布、洋紗、洋花邊、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柏樹皆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閒。，外國用機制，故工緻而價廉，且成功亦易。中國用人工，故工笨而價費，且成功亦難。華民生計皆為所奪矣！”鄭觀應在這裡講了不少洋產品奪土產品之利的事例，他並不是要想恢復手工生產的落後狀況，如何辦法？具有前進思想觀點的人，是不會為了禁止洋布輸入而仍使用織土布的辦法相抵制的。還是鄭觀應講得好：“方今之時，坐視土布失業，固有所不同，欲禁洋布不至，亦有所不能，於無可如何之中，籌一暗收利權之策，則莫如加洋布稅，設洋布廠。”
按照當時清政府腐朽衰敗無力改訂不平等條約的情況，“加洋布稅”是辦不到的，於是只有設洋布廠以相競勝一條路可走了。鄭觀應的這一觀點，代表了所有洋務派的觀點。他們對此問題的闡述措辭雖有所不同，但大多講了與鄭觀應類似的話，例如張之洞就說過：“棉布本為中國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紗，反為外洋獨擅之利。??今既不能禁其不來，惟有購備機器，紡花織布，自擴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權。”可見洋務派並非要恢復土布生產，而是要購備機器用先進的生產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率，以與洋布洋紗角逐於市場，從而達到挽回利權的目的。這一指導思想是進步的。
基於以上這種指導思想，就規定洋務運動時期舉辦的紡織工業企業是十足的商品生產企業，生產是為了出賣。洋務運動中的紡織工業企業主要有蘭 州織呢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焚於火後重建的華盛紡織總廠，以及湖北織布 局、紡紗局等。
論證
蘭州織呢局是洋務派創辦和投產最早的一家紡織工廠。其最初動議於1877年蘭州製造局總辦賴長“試製洋絨”的嘗試。時任陝甘總督的左宗棠敘其事說：“蘭州製造局委員賴長以意新造水機，試製洋絨呈驗，竟與洋絨相似，質薄而細，甚耐穿著，較之本地所織褐子，美觀多矣。”賴長打算購辦外洋織呢機器到蘭州仿製絨呢，以“為邊方開此一利”。這個打算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
1871年左宗棠將其在西安所設之機器局隨之西遷設立蘭州製造局，聘賴長為該局總辦，賴於1872年底從福州首途赴蘭州，領蘭州製造局總辦事。在總辦該製造局期間，逐漸探索出試製洋呢的技藝。
左宗棠在得到賴長仿製呢絨為邊區開利的啟示後，隨即請長駐上海的胡光墉（雪岩）訪購織呢織布機器全套。左氏把織呢與機器掘井、開河，一同看作利民實政。他之所以要在蘭州設立織呢工廣是因為：
(1)蘭州為羊毛、駝毛產地，原料充足，設廠利用可以致富；在交通極為不便的西北地區，成品運出比之原料運出，要便利得多，至於機器運轉動力所需的煤炭，左氏認為亦不難得。
(2）銷路可以流暢。左宗棠對此有下述認識，他說：“以中華所產羊毛，就中華織成呢片，普銷內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遠被各省”。蘭州織呢辦成功，遂“由關內而及新疆”，加以推廣。左氏自豪他說：“不僅如上海黃婆以卉服傳之中土為足稱也。”
（3）左宗棠認為，用當地羊毛織成呢片，“能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左宗棠辦蘭州織呢局的考慮和計畫還是比較周詳的，其動機和目的，一個是生產為了銷售，遠銷於內地各省，即是商品生產；一個是為了抵制外貨，收回和維護中國自己的利權。蘭州織呢局的資本主義性和民族性是顯然的。過去有的作者曾說蘭州織呢局不過是左宗棠的軍用被服工廠，是軍隊的附屬機構，那是一種誤解。
培養人才
蘭州織呢局另一特點是很注重人才的培養。這其實是左宗棠的一貫主張，他在籌辦之初，即要求上海方面購器與募匠同時進行，他說：“正宜趁此時督率原習織造匠工，相從仿效，庶事半功倍，業精於勤。今日之學徒，皆異時師匠之選，將來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人材輩出於無窮。左氏培養人才常常是不拘一格的，他說：“勇丁之聰穎者，蘭州可留心挑選拔入，將來必有可用之材，正不必於士流中求之。人見西土技巧，卓絕古今，以為華人學制，必須聰穎俊達之士；不知彼中均由匠人推擇，並非於士類中求之。”
西人行之有效，中國也可以這樣做。當然，挑選人去“仿效製造，必選材質與之相近，學藝已有幾分者為之先導，庶幾易睹成功。”可見左宗棠在培養技術人才時又是很注意技術人員的實際工作能力的。
據上所述，蘭州織呢局的創辦，從原料來源、銷售市場、人才培養和發展前途等各個方面，都考慮得比較周到。
籌建
左宗棠一方面飭令胡光墉趕快向外洋購買織呢機器設備，另一方面命令賴長等人選廠址和造廠房等。氏向德國購買了全套織呢機器，聘德國織呢製造家石德洛末和建築師安克於1879年從德國押運來華。這些機器設備運到上海後，由招商局輪船運到漢口，再通過陸路、水路用多種方式運到蘭州。由於陸運大多是用馬車拉的，有的大機器馬車放不下，乃將機器拆散，分裝為4千箱，先後運到西安，再從西安西行運到蘭州。斷斷續續地於1880年5月最後一批機器方始運抵蘭州目的地，歷時約一年之久。路上的運輸是極為艱難的。
織呢局經過一段時間艱苦籌建，於1880年11月（一說9月16日開工）建成投產。廠中德國技術人員13人，石德洛末任洋總辦。關於織呢局的投資，據左宗棠說，機器設備費118832兩，從德國運抵上海和由上海經鄂、陝運抵蘭州的運費72975兩，建造廠房等費用110305兩，總計建廠費約近31萬兩，全部經費由官籌給。投產後的日常經費也是由官籌措。經常費從開工到1883年停工，支出和收入均無準確數字可據，粗略推算當不少於20—30萬兩。兩
共60萬兩左右。張之洞說蘭州織呢局“費銀百餘萬兩，鏇經後任廢棄，巨款盡付東流。”似乎誇大了一些。從以上事實看，蘭州織呢局為官本官辦，但這不影響到它的民族性較強的資本主義企業的性質。
生產狀況
蘭州織呢局開工後生產經營的情況並不如預期的那么理想。廠中安設織機20具，開始只開6具，若各機均開，預計年可織6000—7000匹呢布。每匹長5丈，寬5尺。但開工後一般每天只生產8匹，只有計畫的三分之一還不到。並且很快減少。究其原因，總的原因是缺乏市場，產品賣不出去，具體原因：
第一是成本太高。按左宗棠原來的計算，羊毛每斤只值一錢幾分，織成呢布一定很便宜，但實際上，由於原料粗而且雜，質量太差，每天要雇用40個人挑揀羊毛，每人“每天只能揀兩磅。因此在織成呢布前羊毛的成本已經很貴”。而且在100斤羊毛中，只有10斤能織上等呢，20斤能織次等呢，50斤能織粗氈子，還有20斤完全無用。這樣，織成的呢或氈子，成本就很昂貴了，內地很少有人使用。
第二是產品質量太差。按左宗棠的說法，“其質雖略遜於洋呢，然亦可供著用”。僅僅“可供著用”的要求， 已不如左氏原來那樣理直氣壯了，而實際情況比這還要差。據《捷報》報導：“織成的呢絨品質很壞，幾乎完全不能出售。”
第三是運輸條件差、運費貴。在人煙稀少的西北地區道路很惡劣，呢布等產品陸運到內地運費貴得驚人，這些昂貴的運費，加到成本很高的劣質呢絨產品上，價格之高可以想見，哪還有買主來問津呢？當時《大清國》有一則報導說：“蘭州織呢局的產品，不管在品質上或價格上，都比不上外國的呢布，因為把廠中產品運到各通商口岸，就比從歐美輸入呢布要貴多了。
這樣，“足以抵制洋呢入口”的目的就落空了，贏利的目的也就無從談起。據記載，蘭州織呢局還存在一般官辦企業的共同致命弱點，那就是“乾領薪俸”，冗員太多，“缺乏良好的管理”等，它就只能以失敗告終了。
1883年新任總督譚鍾麟下令停辦，次年完全廢棄。《申報》於該局廢棄後的1884年2月16日（光緒十年正月二十日），對於蘭州織呢局的失敗原因作了較為中肯的總結和評述。
歷史意義
歷史學家應公正地論史事。處於100餘年前的當時，左宗棠將沿海近代化事物帶到陝甘，使窮鄉僻壤的西北地區人民呼吸到近代新鮮事物的空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這個行動，從歷史趨勢說，是正確的，體現了社會發展方向。不能因其失敗而抹殺其首創之功，不能因其失敗而抹殺其將近代科學技術輸入落後的西北地區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