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提起蘇靈揚，很多常熟人特別是年青一代對她比較陌生，但若說到她的丈夫、曾任過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周揚，那可是上個世紀中國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蘇靈揚與周揚，他倆是文化教育戰線上的一對親密伴侶，革命戰友。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相識而結合，一直並肩戰鬥，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滬上求學 投身革命
蘇靈揚原名蘇美玉。1914年春生於常熟石梅附近的一個貧寒之家。美玉童年時父親就不幸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擔就落在母親一個人的肩上。幼年的蘇靈揚很體諒母親的艱辛，小小年紀便跟母親學繡花，分挑生活重擔。她在石梅國小讀書時雖經常忍飢挨餓，但意志堅強，學習非常刻苦，因而成績優良。從國小到國中，全憑優異的成績和優良的操行得到免繳學費的獎勵。 16歲那年，美玉辭別母親，進入上海松江女中讀書，又因成績優異而獲減免學費。在勤奮的學習之餘，她憑著少年時代跟母親學到一手繡花絕活，為有錢人家的小姐繡嫁衣，掙一點錢補貼生活。就這樣，她邊讀邊繡，迎著生活的風雨，讀完了高中。1932年，19歲的美玉考入了上海光華大學教育系。那時，進步的文化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已經成立。受進步力量的影響，她以蘇靈揚的名字秘密參加了革命文藝活動。在與左聯的接觸中，她認識了左聯黨團書記周起應（周揚）。共同的志向，使兩人越走越近，並產生了感情。1934年，蘇靈揚與周揚結合。在周揚的影響下，蘇靈揚從一個追求進步的文學青年正式投身於革命工作。1935年5月，她加入左聯，為光華大學“左聯”小組成員。同年底轉入上海復旦大學就讀。她在左聯中擔任了宣傳部幹事，從而得到了更多的鍛鍊，思想覺悟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因為愛慕蘇靈揚，有好幾個別名的周起應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周揚。 三十年代的上海，國民黨反動派配合對紅軍蘇區的軍事圍剿，加緊了對革命文化的圍剿，白色恐怖的陰影無處不在。1935年春，周揚被任命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兼任文化總同盟書記。從1933年至1936年底，周揚一直負責我黨領導下的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為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及發展壯大左翼文化事業披荊斬棘，做出了突出貢獻。這段時期，蘇靈揚一直陪伴在周揚身邊，成為周揚最得力的助手。為了避開敵人的追捕，蘇靈揚與周揚不得不經常搬家，有時就在樓梯下面堆放雜物的地方棲身。當時，兩人都沒有固定的工作，因此生活十分困難，挨餓是常有的事。每到斷炊的時候，不得不向人借錢買糧，聊補無米之炊。好在周揚能搞翻譯，就熬夜突擊翻譯點稿子，掙一點稿費，以此來維持生計。他除了翻譯介紹蘇聯文學作品外，還翻譯了一些歐美國家的文學及一些進步作家的作品。而蘇靈揚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有時需要裝扮成富家太太的樣子，言行舉止還要像演戲一樣進入角色，這對一向樸實無華的蘇靈揚來說，實在不容易。一次，在滬的美國進步女作家史沫特萊女士，在一個電車站邂逅了這對夫婦，她目睹他們的窘迫，了解了他們的困難，於是傾囊相助，雖然數目不大，但對周揚夫婦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對此，她和周揚一直心懷感激之情，多次在家人和同志面前提及，表示沒齒不忘。 1936年元旦，蘇靈揚臨產時，需要20塊錢的住院費。為此，周揚跑了好幾家均未如願，最後在鄭振鐸那裡才借到了。建國後，一次看戲碰到鄭振鐸，周揚開玩笑地對他說：“密密（即女兒周密）欠你20塊大洋，還沒有還呢！”
延安入黨 積極工作
1937年春，蘇靈揚懷著對延安的嚮往之情，跟隨周揚、艾思奇、何乾之、周立波等11位革命的文化人士奔赴延安，9月抵達延安。蘇靈揚在安塞安下了家。受到毛澤東信賴的周揚擔任了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主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等職，不久又擔任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而蘇靈揚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學習，食宿在延安，很少回家。在學習期間，她刻苦勤奮，表現突出，於1938年入了黨。 黨中央發出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號召後，蘇靈揚童年時代學會的一套編織本領有了用武之地。她領來羊毛，紡成線，染上色，然後編織毛衣。她一天多就能織成一件開胸大毛衣，速度可謂驚人。她本不是農家出身，但種菜也是能手。她在自家大院前的一塊空地上，種上瓜菜，長得非常好，不少人都來向她學習取經，其中甚至有不少當地老百姓，大家都稱讚她比當地老農種得還好。由於她在大生產運動中成績突出，被評為勞動模範和模範黨員。 1943年，周揚任延安大學校長兼魯藝院長，蘇靈揚在魯藝擔任女生指導員，在努力學習革命理論的同時，她還千方百計地學習醫藥和日常護理等方面的知識，居然在日常生活中派上了用場。1940年秋天冼星海夫人錢韻玲臨產，躺在炕上痛苦得大聲呻吟，蘇靈揚手腳麻利地為她接生，使她順利地產下一女；作家嚴文井的夫人生了孩子沒有奶，而當時她的兒子正好在哺乳期，她二話沒說，又給嚴的孩子餵奶。她工作細緻，關心同志，熱心助人，幾十年後，一些當年與她共過事的人，無不對蘇靈揚關心幫助別人的往事，依然印象深刻。
擔任校長 關愛學生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周揚率延安大學部分人員到晉察冀，任華北聯合大學副校長。蘇靈揚跟隨丈夫離開延安，到華北地區工作，在塞北重鎮張家口安了家。她被分到了《晉察冀日報》社當編輯，因人手不夠，所以工作相當繁忙，常忙到深夜才能回家。那時地方上不大太平，有不少土匪活動，一到夜間，往往冷槍四起。環境險惡，她幾乎天天冒著生命危險摸黑回家。 1946年夏，在國民黨大舉進攻張家口的前夕，蘇靈揚一家隨機關撤退。途中，他們一家乘坐的馬車不慎從山路上翻了下去，還不滿6歲的兒子不幸被沉重的檔案箱砸死，她和女兒受了傷。夫妻倆悲痛欲絕。因為有了這一段痛苦的經歷，所以她對孩子們非常關心。建國後，她擔任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學校里有一批軍烈屬和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她對這些學生特別關心，傾注了最大的關懷，為他們精心安排周末和假日活動，有時還請她們到自己家裡去作客，使孩子們感受到學校的溫暖。學校有不少中央領導的子女，其中有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為了這些領導幹部子女的安全，每當周末，她就安排一位同志送他們回家，叮囑要親眼看著他們進中南海才可放心返回。她這樣精心呵護學生，哪知“文革”中竟有人以此誣陷她監視江青的女兒。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文革”蒙冤 堅強不屈
蘇靈揚在大學裡學的是教育專業，因為她熱愛教育工作，所以建國後進了北京城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教育部門工作。在她擔任北師大女附中校長期間，北京市要調她到市教育局工作，可她沒有去。她熱愛學校工作和她的學生，堪稱桃李滿天下。有人翻閱了北師大女附中的校友通訊錄，對1952－1957屆的畢業生做了個小統計，發現大部分都是處級以上幹部和有高級職稱的專家，其中有些還是女將軍和女部長。 上世紀50年代末，蘇靈揚先後到中央教育行政學院、北京藝術師範學院擔任副院長、黨委書記等職。一次，她在講課時忽然昏倒了，到醫院一檢查，是胃出血。由於長期勞累，胃出血多次發生，最後動了大手術，切除了大半隻胃，元氣因此而大傷。由於健康的原因，她離開了基層。自1962年起，她到中宣部文藝處任處長，主管電影工作。 1966年1月，周揚因肺癌開了刀，在天津養病，蘇靈揚前往照料。“文革”開始後，周揚被安置在天津郊區一個保密的地方養病。造反派把蘇靈揚從天津的住所押回北京，送到中央音樂學院接受批鬥。瘋狂的紅衛兵用鐵絲拴了很重的石頭掛到她的脖子上，並用大棒打，皮靴踢，再加上皮鞭抽，欲置之於死地，令人慘不忍睹。他們為什麼要用如此滅絕人性的手段對待她？原來是要逼她說出周揚在哪裡，她的子女又在哪裡。蘇靈揚寧死不吐一字。拿定主意：天塌下來由我一個人來頂！在音院，她度過三天三夜可怕的時光，臉上、身上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脖子上被鐵絲勒出了深深的血印，人腫脹得完全變了形。她身體本來就不好，再這樣折騰下去性命難保。中宣部新部長陶鑄以本部要批鬥為由，將她要了回來。過了幾天，又把她送回天津。天津市委當即請醫生給她治療。過了些時候，傷好了一些後，又讓她繼續陪周揚養病。 1966年12月1日，周揚被揪回北京，關進了衛戍區，蘇靈揚也被抓去受審。關押一年多後，她被下放到了寧夏賀蘭山下的五七幹校勞動，但不能與人接觸。直到1972年秋天，蘇靈揚才回到北京治病。一天，“周揚特偵組”把周揚的幾件日用品送到蘇靈揚處，她雖感到情況不妙，但沒有問什麼，也沒有掉眼淚，只是深沉地對女兒周密說：“不管她們最後給我什麼結論，我仍然以黨員標準要求自己，我問心無愧，從沒有做過對不起黨的事情。你爸爸可能永遠出不來了，你不要背包袱，要走自己的路！”並從每月30元的生活費中拿出2元錢作為黨費，雖沒有地方可交，但她也要留出來。 不久，秉承“四人幫”旨意專搞誣陷的特偵組竟荒唐地給她下了“叛徒”的結論，並要她簽字。她冷冷地瞥了他們一眼，用譏諷的口氣說：“當叛徒也得有條件么，我從來沒有被捕過，怎么當叛徒？”她的話使特偵組人員面面相覷，無言以答。稍後，她雖擺脫了管制，但仍遭受歧視和折磨。 1975年夏，周揚終於被放出來了，他一回到家就流著淚對蘇靈揚連連說：“我對不起你，讓你受連累吃苦了。”蘇靈揚卻很平靜，反過來安慰他。老兩口劫後重逢，夫婦感情和戰友情誼都經受了一番生死考驗。
夕陽餘輝 奮鬥終生
粉碎“四人幫”不久，蘇靈揚恢復工作，在教育部上班。在王震將軍的建議下，教育部成立了巡視組，由文革前的幾位資深的老校長組成，蘇靈揚是這個組的負責人。這些有著豐富教育經驗的校長們，深入實際，到處調查，為振興和發展青少年教育事業繼續發揮作用。特別是蘇靈揚，深知教育這塊陣地，在十年浩劫中是個重災區，一片荒蕪，所以對巡視調查更是重視。她們去過許多基層的中國小，在深入調查摸底的基礎上，以教育家的高瞻遠矚，建議首先辦好三件事：第一件是提倡美育，第二件是建立少年科技活動站，第三件是民辦教師的轉正和待遇問題。為此，她打了不少報告，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受到了國家副主席王震的首肯和讚揚。她深入基層，參與教學改革，還被推選為“全國中學語文教學學會”的副會長。她發表了數十篇有關教育和教學方面的文章，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對教改起到了推動作用。 1989年7月31日，在病床上躺了幾年的周揚去世。三個月後的9月30日，蘇靈揚也與世長辭了。 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對蘇靈揚做過這樣的評價：“她經歷過悲慘的命運，但從她那謹慎、莊重、微笑的表情上，卻絲毫看不到飽經風霜的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