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潤玉

薛潤玉

四五年,調平順地委,後任涉縣縣委宣傳部長。 四八年,調長治地委組織部,後任黎城縣委宣傳部長。 到我村時,我家還請大家吃了一噸飯。

(圖)1945年於太行山1945年於太行山

薛潤玉,女,一九一七年生,二零零六年卒,故居河南省滑縣半坡店鄉東老河寨村。父薛天才,母王元真。父叫上學讀私塾初小,老師薛松波支助上縣立女子高小,續考入汲縣省立女中師範班、開封女師。三七年,隨中共黨員趙玉亭等同學離校參加抗戰,入華北師管區學生隊。三八年,上太行山,入華北軍政幹部學校,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入太行南區司令部、太南特委機關,趙玉亭介紹加入共產黨。三九年,任平順縣八路軍婦女工作隊隊長兼支部書記、縣委委員、縣委機關秘書。四零年,先後任高平、陵川縣委常委,太南婦救會組織委員。四一年,任平北縣委組織委員,太南即太行四地委黨校總支部書記。四二年六月,與太行四地委宣傳部長任雷遠結婚,不久夫婦均在日寇掃蕩中幸免於難;後任壺關縣委組織部長。四五年,調平順地委,後任涉縣縣委宣傳部長。四八年,調長治地委組織部,後任黎城縣委宣傳部長。四九年,任長治地委婦委書記。五零年,南下,任武漢市婦聯副主任、組織部長。五三年,隨夫入京,任全國婦聯城工部婚姻科副科長,後任北京市總工會女工部紡織工會主席、支部書記。五八年,因提工作意見,被陷害打為“右派”,撤職、開除黨籍、連降三級、郊區勞改。六零年,“右派”摘帽。六一年,調河南省手工業管理局即後省第二輕工業廳工作,先後任幹事、技術處科長。文革中,受迫害、下放勞改。七九年,“右派”平反,恢復黨籍、級別,任二輕廳五金公司處長副經理。八二年,離休,恢復副廳級。一生中,抗日、革命意志堅強,不屈不撓,正直坦蕩,忍辱負重,歷經重病、山洪、日寇掃蕩、轟炸、政治冤案等生死考驗;工作一貫認真負責,腳踏實地,作風正派,深入民眾,虛心好學,心繫百姓。生活儉樸,愛護家庭,育有一子三女。

本人回憶片斷
(早年與抗戰)

我於1917年10月13日生於河南省滑縣半坡店鄉東老河寨村。在我幼年時代,全家二十多口人,只有二十多畝沙窩地。其中有六畝可種麥子,每畝只收幾十斤。全家人都靠給地主蒸饃賺麩吃。一天三頓在麩里轉:麩糊塗湯、麩紅薯葉菜、麩糰子。這樣弟兄五個人的大家庭實在難維持,不得不分了家。分家後,我家有奶奶的二畝養老地,可種麥子,還有三畝沙窩地,其中有一畝可種莊稼。種的玉米穗子不到半尺長,花生棵沒碗大。一年到頭收不了多少。還分了一片宅基地,一間土瓦房。就這樣家裡還是不夠吃。哥哥去吃糧(當兵),家裡還有五口人。分家後,二伯家還給地主蒸饃。我父親不得已,租了地主四間大瓦房做生意;先是賒人家西瓜賣,後來隨行就市,搞些生產:秋天炒花生賣,正月賣糖糕、麻花、油條等;後來又在沙店隆勝賒雜貨賣(糖、煙、酒等),再後又請技師學做醋、燒雞。這樣到我1937年8月離開家時,已有十二畝中、下地。我爹媽一個字不識,就向鄰家藥鋪、放賬鋪里的先生一個字一個字地學;還學會了打算盤。我哥哥結婚三年就病死了。每逢假期,我到家就幫助過賬、算賬,推土墊豬圈等。

我爹雖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但見識廣、眼界開闊,好聽人家念報;見鄉里什麼也隨城裡,見城裡有女學堂,就叫我先上二年私塾,後又上本村女子國小(大革命後村里新建男、女兩個國小)。我在校功課好,爹媽都高興,老師也器重。因本村沒有高小,念完了國小,也沒文憑。老師薛松波就動員我們五個女生去縣城上高小;一對姐妹是小老婆生的,大老婆不叫去,他爹不敢做主;一雙姐妹是因婆家不叫去;最後只剩下我一窮孩子,我爹動搖了,怕將來上不起。最後,老師說啥時沒錢去他家拿(他家有放賬鋪)。就這樣,教師送我一個人去城裡上縣立第十五女子國小(春節後五年級插班)。這是1931年春。

1931年9月18日,發生了東北事變,日本侵占了東三省。全縣城的學生組織了遊行示威,隨後又組織了宣傳隊,下鄉宣傳抗日,查日貨等。我隨一老師到城南□村宣傳抗日。到我村時,我家還請大家吃了一噸飯。1932年夏高小畢了業,隨考上汲縣省立二女中師範班。每月發6塊銀圓,除一伙食3元外,可以買書、買本、零用。這一段學習順利,很安心地讀完了三年。在這三年里,去安陽參加過一次專區運動會。我校成績好,大家都高興。畢業前公費由老師帶領到北京參觀一次國小教育。回來時路過河北省,參觀了平民教育。1935年夏考上河南開封女師。仍是每月發6元錢,吃四元,餘二元零用。冬季回響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全市組織了中、大學生大遊行,到省府請了願,要求蔣介石抗日;未果,隨大隊到火車站上火車到南京去。火車站人員都跑光了。學生在火車站臥軌三天三夜。全市國小教師領著學生到車站慰問。當局為了騙學生,叫到體育場聽南京大員的報告;報告後隨放學,不準學生留校。學生運動隨轉入低潮。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學生再也安不了心讀書了。在日本節節向前進攻下,在抗日刊物(鄒鞱奮《大眾生活》等)的影響下,學生紛紛要求北上抗日。在共產黨的發動下,恰遇豫北師管區招學生,隨和同學離校到新鄉豫北師管區,參加了學生隊的訓練。第一批女師共15人,其中有趙玉亭(趙劍岐)、耿希賢、路華、李秀山姚建中等。隨後開封學生大批出來,還有大名、清豐學生,平津流亡學生等,約二百多人。

第一戰區豫北師管區司令張軫,是個光桿司令。在新鄉駐紮召新兵,打算要一批學生,成立軍政幹部訓練班,培訓政治工作人員。因為他在五次圍剿時很看重紅軍里的青年。不料蔣介石又給他派了政訓處長、參謀長等一批反動人員。當時第一戰區共產黨代表朱瑞和劉子超、莊林等地下黨員,在學習班裡講二萬五千里長征、國際形勢,唱抗戰歌曲——《抗日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最後關頭》——等,很受學生的敬仰與愛戴。當時在黃河北影響很大,還有大名、清豐一批師生,一些平津流亡學生,附近縣一些學生,都紛紛奔來,大約有三百左右。相對的,國民黨軍官的訓話空中無物,很使學生討厭。當時在學習班中,對三民主義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弄得那些軍官張口結舌,無以對答。共產黨的威信在學生中大大提高。開始張軫還支持進步學生,但在政訓處的監督下,他也沒有辦法。合併到十三軍後,他又恢復原來的反動面目。

在新鄉約一個月,搬到輝縣百泉後,有的學生分配到部隊,有的學生組織了專業宣傳隊。我們八個人分配到焦作於村、恩村鄉村抗日教育。這八個人趙玉亭、耿希賢、李秀山、路華、王淑雲、安雲娥、岳××,並拜了姐妹團。趙玉亭是大姐,是共產黨員,大家有事都在一起和她商量。開始提的口號是“誓死不過黃河”。當部隊往孝義鎮開時,因為還要和國民黨繼續鬥爭,地下黨除動員一部去山西晉城去建立“華乾”外,又動員一部學生隨軍南下。當我們問及為什麼過黃河時,趙玉亭說敵人也可能過河,這也是抗日。到孝義鎮後,部隊又把學生分別分配到連、營、團工作。我們幾個人都沒有到職。

當部隊開到十三軍駐地許昌附近時——學生是坐火車到許昌的——當晚正是大年三十,商店飯館都關門了。政訓處長召學生到大劇院開會,當場宣布開除趙玉亭、付大章等十來個同學。大家隨齊喊“那我們也不去了”!後來黨員討論軍隊駐地還扣著十來個老師和學生,需要去營救他們。被提名開除的學生留守許昌,多數學生都到十三軍駐地去了;去後不但沒有營救了被扣的師生,男女學生還受到監視、分化、利誘等。我和李秀山、路華等幾個人看形勢不好,因怕出不來,就先跑回許昌了。等我們到許昌時,汽車送學生也到了。

經過幾個月里一連串鬥爭,國民黨消極抗戰、不民主、鎮壓學生抗日的嘴臉暴露無餘。我們認清了要抗日、要民主只有跟著共產黨。大部學生隨紛紛脫離中央軍,投奔華北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我是隨趙玉亭、付大章等一起至晉城“民軍華北幹部學校”的。經過多次鬥爭,特別是許昌的鬥爭,陣線已分明。他們隨帶我們過河。先坐火車到焦作,又步行經博愛、許良,攔車,於正月十五到達山西晉城。東西雇毛驢馱著。第二天從攔車出發時,大家都成拐子啦,一步一步拐著走,並沒有人叫苦。

到晉城不久,敵人九路圍攻長治,學校隨搬遷到陵川縣。這是第一次行軍,各人的東西自己背,背不動的東西都送給當地煤礦工人啦。到陵川後,根據北方局決定,為了擴大統一戰線和張蔭梧取得聯繫,把“華乾”改為“河北民軍華北軍政幹部訓練所”。閆西山的陵川縣長施仁鳳很反動,給我們撥的都是幾十年的黑倉谷,不少同學吃了拉肚子;有錢的買個燒餅吃,不幾天帶的錢也都化完了。到陵川後曾參加民先。從此,吃穿一切生活完全靠組織了。

四月份到陵川奪火鎮、以華乾學生為骨幹組織的太南抗日游擊司令部工作。我因搬石頭砸了腳,用樹支水蒸發炎了,隨軍送我到平城民軍醫院醫治。病中趙玉亭常去看我,我思想更明確要為共產主義奮鬥。七月病好後,隨要求留太南特委工作;負責晉冀豫省委黨報《中國人報》分銷處工作,另有一個通訊員給各縣委送報,一個小鬼給機關送報;並作本村(平城)民眾工作。十月入黨後,參加了本村支部活動。當時太南特委書記是斐孟飛,組織是張日華,宣傳是顧大川,民運是趙時貞。還有一個十來人的婦女工作隊的民眾工作,還有一個民先隊部,還有一個武裝部隊趙塗支隊。

我10月13日經趙玉亭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進入新生活。劉子超帶部隊到冀魯豫邊區時,曾動員地方幹部隨軍過路。我因腳病未好,經組織批准未能隨軍過路(平漢路)。

1939年5月調平順八路軍婦女工作隊,任隊長兼支書。全隊約十多人,都是華乾(粉碎敵人二次九路圍攻後,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決定華乾改為八路軍晉南軍政幹部學校)調來的學生。在縣委領導下,做黨和民眾工作。當時為了擴大八路軍的影響,縣犧盟會、公道團、婦救會等團體還開了歡迎會(這些團體的領導幹部都是黨員)。秋季平順縣黨代會上,被選為縣委委員,調縣委任秘書。當時工作很多,除秘書工作外,還管錢、管食堂、管通訊員和小鬼的教育,教材是自編、自刻、自印、自教。後來,又調一幹部幫助我工作。

當時黨正處在開闢階段,縣、村政權都是閆西山的。因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溶共的政策,他們不給八路軍發糧款。黨的一切開動都是經過閆政權中的黨員和進步分子弄來的。除縣委開支外,還要定期給特委送。記得一次黨訓班沒菜吃,不知從哪裡弄來些黃豆煮了當菜吃。縣乾隊(縣武裝)有幾十個兵,冬天是先給戰士發棉衣,然後縣委機關工作人員才發棉衣,記得已很冷了才發下。

1939年12月,閆西山經過長期準備,動員6個軍的兵力,從晉西突然向新軍(即決死隊,是薄一波組織的)進攻,企圖一舉消滅抗日部隊,製造了山西的“十二月政變”,掀起了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閆西山從西往東(從陽城、沁水——晉城、高平、長治、陵川等縣);太南地區的國民黨軍隊,乘閆西山發動十二月政變之機,從南向北、從東向西(雜牌)移動;從而使太行區的八路軍面臨國民黨反共軍和盤據在邯長大道上的日軍的雙重威脅。形勢極端嚴重。當時我黨採取了兩手準備:一方面準備整頓軍隊打,一方面整頓地方組織準備隱蔽撤退;同時公開和閆西山、國民黨軍談判。最後朱總司令參加,雙方以壺關縣大井村為界。我們是守約的,並且在敵人掃蕩國民黨軍地區時還配合他們作戰。但國民黨軍隊不斷侵擾邊界,特別乘敵人掃蕩之機,侵入我界內擾亂。

1940年初,為了便於隱蔽,調我到高平縣工作(當時縣委各縣大換班),任常委,專做組織整頓工作。每天晚上隨一半脫產區委到基層組織,一個支部一個支部地審查整頓。支委要排梯隊,隱蔽不住的,一梯隊一梯隊地撤。對思想表現不好和社會關係複雜的,要排列開除,經支部大會宣布。因時局不好,支部暫停活動,以防被開除和黨員叛變。

大約一個月來的時間,因時局惡劣難於隱蔽,隨調陵川縣委工作。當時高平縣委書記是姬德明,組織是姬英,宣傳是扈葆瓛,縣長是劉湘屏。在陵川仍是縣委常委,仍專職整頓基層組織。除去縣婦救會兩次傳達縣委通知外,即到東山下冶頭、冶南、張村等村進行組織準備。並向冶頭王法三同志布置安排了他去奪火山區隱蔽的計畫:組織給一些錢,扮作擔挑小販,遊街串巷;並批准他可以在那裡結婚安家。四月間,縣級黨、政、軍、群、團人員全部撤出縣境。當敵頑迫近我們十幾里路時,地委為保護幹部,通知我們全部撤退。當時有縣委組織部長盛振強、青委書記蘇晨光、縣委秘書侯××;宣傳部長扈葆瓛在東山,雖接到通知,未能撤出。後來他從輝縣經林縣等地,約半年時間才回到地委機關。我們動員組織村幹部、黨員、游擊小組(每個村編有數十人的游擊小組,還有一些武器)撤退時,受到很大阻力,遲遲難以前進。游擊小組裡不願撤退的人還用槍威脅我們。最後,只有張村村長帶他村游擊小組隨我們一塊撤退。但過幾天,他們都跑光了。深刻的體會到一個農民的離家難。後來聽說不少村幹部、黨員被殺,還有房子被燒的。這是一次國民黨反動派向我們發動的一次殘酷的反共高潮。這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深刻地教育了我們。退軍後,全隊人馬集中地委待命。最嚴重的時候,只剩平順一個縣,邊界有時還有便衣活動。當我剛撤回時——還化裝陵川婦女,晉東南婦救會一幹部問我是那村主席時,弄得大家哄堂大笑。地委為了便於開展工作,把大部青、婦幹部都分配到漳河沿岸和龍鎮河諸大村搞村黨支部工作;白天當國小教員,晚上搞黨支部工作。我在石匣村當教員,兼黨支部書記。 我曾到村上黨支部書記家裡看過,全家幾個人蓋一條破被子,鋪一條破席(壞),不由默然淚下。深感工作任務的艱巨繁重。

不久,調分區婦救會,任組織委員,作黨的婦女民眾工作。這一段去過潞城縣一次,當時正當減租減息,地主家婦女見我們是從上級來的,給我們送燒餅,進行拉攏。第二次來時,一看也並不包庇他們,就不再送東西吃了;暴露了他們的陰謀嘴臉。當時我曾病一次,住南莊溝,臉上出黃水泡,也不知害的什麼病,打了幾針六零六好了。(當時藥是很困難的,是從專署找來的。)剛好時額上還有一塊灰黑皮。後來好了。

1940年秋調平北縣縣委,任組織委員;除作組織工作外,重點為陽高村支部蹲點。隨地委史向生同志到太行區黨委開一次組織工作會議。大概走兩天才到,一路背著被子,沿路吃村上派飯,向村所交收據。任雷遠去布置一次三八節。還遇到部隊一個模範指導員,因開槍嚇唬開小差的逃兵,逃兵被誤打死,而在全縣開公審大會槍決的李智;寬大請求未準;當時不少民眾落淚。(現已平反。)

1941年夏調地委黨校,任總支書記。重點訓練村支書和支委。學校放假時到附近村搞支部調查,以充實教學。

1942年6月和任雷遠結婚。結婚四天敵人掃蕩,任去壺關縣委指揮配合作戰。我去平北候壁村幫助民眾空屋清野備戰。在這次敵人篦梳式和三光政策的掃蕩中,左權將軍犧牲了。民眾中也有不少英勇鬥爭的事跡。敵人放毒氣後上了廊梯(險要路口),當時我們沒有防毒面具。掃蕩後到處一片淒涼。掃蕩時我和民眾躲在半山洞裡,只有此村未被敵人搜山,倖免燒殺。

(圖)1946年底與愛人於愛人1942年8月從長治日寇監獄越獄越城逃歸處1946年底與愛人於愛人1942年8月從長治日寇監獄越獄越城逃歸處

反掃蕩結束後,調壺關縣委任組織部長,分工領導一區的工作。此縣是三角鬥爭形勢,南部大井村以南是國民黨軍隊占著,城裡是敵人駐紮,城近郊是敵占區,遠郊是游擊區。經常正在開會聽見槍響,區長、區委書記、武委會主任等幹部隨即帶區乾隊上山,協助聯防區游擊小組出擊。敵我鬥爭、階級鬥爭都十分尖銳。我曾因在減租減息中政策過左,剝奪地主多了些,引起趙掌一個地主出身的國小教員(在根據地西山村當教員)逃跑投敵;發生了嚴重的趙掌事件。聯防區全部被包圍,游擊小組和槍枝全部被俘。其中還有支委黨員數人。致使剛開展反蠶食鬥爭的政治攻勢被取消維持會的趙掌模范村模範支部,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過去雖有維持會,咱們白天、黑夜都可以在村上自由來去。現在黑夜只有到地里土洞睡了。受破壞的另一個原因,是地主從敵占區弄來個婦女,對村幹部進行腐蝕,引起支部不團結,在急劇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未能發覺。

1942年一個親戚陪我母親來安口看我一次。她很可憐我們的生活,只住了三天。我母親共來三次看我,沒有給過她一分錢。

1943年春,任結合備戰(敵人掃蕩時)公私兼顧,來壺一趟,並在一區徐家後照了像。這是一生保留的第一張照片。任母親從區黨委回家時,還路過安口一趟。我和縣長商量牲口送到敵區邊,還給她幾十元偽幣。

1944年初,全部縣委(除副書記彭乾一人)都集中到平順地委寺頭村整風。當時因對國民黨滲入估計過於嚴重,運動中發生了嚴重的逼供信左傾錯誤。全組12人中就有6人有問題,1人有嫌疑。我是第二個被審查的,整風中未作結論。暫留地委辦公室工作。

組織上為了照顧我們夫婦生活,於1945年5月調涉縣工委任宣傳部長,和偏城縣合併,後負責辦公室工作。

1946年6月太行區黨委根據我入黨後的一貫表現,認為我向黨交待的屬實,撤消了對我的不信任。

太行山高道又險,八路健兒游擊戰。
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送兒打東洋。
男人前線去參戰,婦女後方種田忙
兒童站崗又送信,老人在家裡外忙。
每天小米十一兩,開荒種地補缺糧。
同吃同住同勞動,軍民團結賽銅牆。
過年過節有白面,羊肉餃子拉麵長。
冬有棉衣夜睡炕,被子挎包都一樣。
生了孩子二斗米,自己不帶老鄉養。
孩子隨母發供給,婦女同志都一樣。
沒有槍炮敵人造,沒有衣穿學織紡。
熬過艱苦持久戰,抗戰勝利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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