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貴[寧夏大學人文學院優秀教師]](/img/a/546/nBnauM3XyUzN0UjN5kDM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5AzL2g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蔡永貴[寧夏大學人文學院優秀教師]")
成就
寧夏大學參評自治區第一次社會科學突出貢獻獎和第十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論文二等獎：複輔音聲母：一個並不可信的假說——諧聲字“一聲兩諧”現象新探》蔡永貴寧夏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與蔡永貴的學術探討
是“複輔音聲母”還是“多音節字”——與蔡永貴先生商榷
摘要：蔡永貴撰文對上古漢語存在複輔音聲母的假說提出質疑，並提出“上古時期漢語辭彙中就存在雙音節及多音節詞”和“上古曾有過雙音節字”的新假說。本文在回復蔡文有關詰難以堅持複輔音聲母說的同時，從漢語自身特點和發展規律、語言實踐事實等角度，圍繞蔡文的論點、論證和論據，與蔡永貴進行商榷。
關鍵字：複輔音聲母；聲源性母詞；“多音節字”
蔡永貴先生撰文《複輔音聲母：一個並不可信的假說——諧聲字“一聲兩諧”現象新探》（下簡稱“蔡文”），認為上古時期漢語存在複輔音聲母的假說“並不可信”，多種作為存在複輔音聲母的證據，都可用來證明其提出的新假說，即“上古時期漢語辭彙中就存在雙音節及多音節詞”，因此，記錄這些詞的漢字也就可能是雙音節或多音節的[1]。
筆者贊同上古漢語存在複輔音聲母的見解（筆者認為上古漢語複輔音聲母至少有三類：a.牙音諸紐加來紐，記作“kl－”；b.舌頭音諸紐加來紐，記作“tl－”；c.唇音諸紐加來紐，記作“pl－”）。在認真拜讀蔡文後，筆者感到，蔡先生在對舊說的顛覆和新說的確立上都存在著一些問題，故不揣淺陋，撰寫此文，與蔡先生商榷。
一
蔡文對上古漢語存在複輔音聲母說的論據之一諧聲字例表示質疑道：“那些一聲而兩諧的字，當初既為複輔音聲母，則當初必有一個共同的韻母，如此則在分化為兩個系列的單輔音聲母后的第一個階段，兩個音節應該有一個共同的韻母。即同一諧聲的複輔音字，聲母不同，韻母應相同或相近。……應是疊韻字，類似於‘各格貉胳/路潞賂輅露璐’這樣的關係。不如此，則不能成立。而事實上，複輔音聲母說不能作出這樣的證明。因為，只要考察一下用以證明複輔音聲母的‘異讀’材料——一字兩切例，就會發現這一點是根本辦不到的。”
筆者認為，蔡文的質疑並不具有足以顛覆舊說的殺傷力。首先，在作為複輔音聲母證據的“一聲兩諧”的兩組字中，聲母不同而韻母相同、相近的字例很多，——蔡文自己列出的兩組字“各格貉胳/路潞賂輅露璐”，便是一例。事實上這樣的例子決非罕見，如：“盧”為聲符：膚（幫紐）/蘆、爐、廬（來紐），兩類字魚部疊韻；“”為聲符：變（幫紐）、蠻（明紐）/巒、戀、欒、孿（來紐），兩類字元部疊韻；“鹿”為聲符：鄜（滂紐）/麓、漉（來紐），兩類字屋部疊韻；“”為聲符：稟（幫紐）/廩、檁、凜、懍（來紐），兩類字侵部疊韻；“里”、“狸”為聲符：埋、霾、薶（明紐）/貍、俚（來紐），兩類字之部疊韻；“錄”為聲符：剝（幫紐）/祿、碌、綠、淥（來紐），兩類字屋部疊韻。——這些一聲兩諧的字例，前一系列皆以唇音（“幫”、“滂”、“並”、“明”諸紐）為聲母，後一系列的聲母皆為來紐，而前後兩個系列的韻母則完全相同。在一字兩切的例字中，兩種讀音韻母相同、相近的例子同樣並不罕見，如“龐”（東部，並紐）又讀“鹿同切”（東部，來紐），二者聲母不同，而韻母為東部疊韻；“窌”一字三切：“匹貌切”（幽部，滂紐）、“力嘲切”（幽部，來紐）、“力救切”（幽部，來紐），它們的聲母分別為滂紐、來紐，韻母卻皆在幽部。
其次，某些異讀字兩種讀音韻母不同，未必造字時便已如此。語音是變化的，某詞（及記錄該詞的字）此時此地讀為此音，彼時彼地則可能讀作彼音。因此，即使某些異讀字兩種讀音韻母不同，也不能成為否定複輔音聲母存在的理由。在複輔音逐漸向單輔音演化的過程中，字音的改變一般來說韻變更容易發生。——這一判斷可從方言中得到支持。比如表“包圓”義的“煞角”一詞，太原方言為“薩旮”，而貴陽方言則為“薩過”；表“哆嗦”、“抖摟”義的“觳觫”（《孟子·梁惠王上》），在《醒世姻緣傳》64回中字作“豁撒”，在太原方言中作“霍縮”，而在慶雲方言中為“合撒”；——其讀音變化恰恰發生在韻母，而聲母未變。所以，與複輔音聲符有關的異讀字出現韻母不同的情況，不能證明“複輔音聲符”的不存在，而只不過表明造字是個多地、多時發生的過程罷了。比如“旮旯”與“圪落（laò）”，二者前後兩字的聲母及組合形式相同（g－l－），只是“旮旯”二字韻母相同（－a），“圪落”二字的韻母不同（－e－ao）。但毫無疑問，“旮旯”、“圪落”是由同一個聲源性母詞分化而來的。“旮旯”、“圪落”讀音的不同，乃是其共同的聲源性母詞——複輔音單音節詞“gl－”，在單輔音化過程中分化的結果。
蔡文又對上古漢語存在複輔音聲母說表示質疑道：“既要把北方方言‘孔’讀‘窟窿’之類的現象作為複輔音聲母的證據，則必須要有這樣的證明：以‘孔’為聲符的諧聲字，一系之音應與‘窟’音相同或相近，另一系之音應與‘窿’音相同或相近。……事實上，複輔音聲母說也做不到這一點。”
蔡先生的這一詰難，多少有點無的放矢。因為，以“窟窿”之類來論證“上古有複輔音聲母”，並不需要作蔡文所說的“證明”。以“窟窿”之類為上古有複輔音聲母的證據，是說在上古漢語中曾過一個表“中空”義的聲源性母詞，其聲母為複輔音“kl－”（韻母可能是“－ong”，也可能因時、地不同而不同。其詞義的彰顯，主要靠特點鮮明的複輔音聲母來實現），後在複輔音聲母逐漸讓位於單輔音聲母過程中，其聲母發生了兩種方式三種類型的演變。演變方式之一是“單→單”式，即由複輔音聲母的單音節詞，分裂為兩類單輔音聲母的單音節詞，一類取其母詞複輔音聲母（“kl－”）的第一個輔音為聲母（“k－”），如空、孔、銎、釭、好、窾、腔、堀、窟等；另一類取其母詞複輔音聲母的第二個輔音為聲母（“l－”），如籠、笭、簏等；再一種演變方式為“單→雙”式，即通過母詞的“雙音節化”變為雙音節詞，這類雙音節詞的前一音節取其母詞複輔音聲母的第一個輔音為聲母（“k－”），後一音節取其母詞複輔音聲母的第二個輔音為聲母（“l－”），前後兩個音節的聲母以“k－l－”為組合形式，如窟籠（字又作窟窿、窟礲），從而曲折地反映出母詞複輔音聲母“kl－”，與由她分化出的整個詞族在聲母上的源流關係。
舉個更為顯豁的例子。筆者認為，上古曾存在“唇音”諸紐加“來”紐構成的複輔音，由該複輔音充當聲母構成的單音節詞之一表“容器”義。在複輔音聲母向單輔音聲母轉化過程中，它逐漸分化為三類詞，並通過韻母的些微變化，產生出數量不等的詞義相近或相關的辭彙，形成了一個產自同一聲源性母詞的詞族。該詞族中，a類為反映其母詞複輔音聲母第一個輔音即唇音諸紐的單音節詞，b類為反映其母詞複輔音聲母第二個輔音即來紐的單音節詞，ab類為前後音節分別反映其母詞複輔音聲母中唇音諸紐和來紐的雙音節單純詞。詞例如下：
a類：笓（捕蝦的竹器），箄（捕魚的小竹籠。），籩（盛器），箯（盛具），笲（竹器），篣（籠），篰（竹簍），箙（盛箭之器），范（模具），篚（圓筐），籓（籮箕）；缾（同瓶），瓶，瓫（同盆），甂（闊口盆），瓿（圈足深腹口圓之瓦器），甒（盛酒瓦器），缶（圓腹小口有蓋之瓦器），缻（同缶），皿（食器），盤，盆（盛血之祭器），簠（盛稻粱之祭器），杯，杯（同杯），釜（烹飪器），鍅（方形容器），鋪（豆屬銅器），鍑（釜屬），鍪（釜屬）等；b類：簍，籃，籮，籠（盛器），笭（籠），簏（竹箱），籣（盛箭之器），簝（盛肉之祭器），籚（盛飯之器），籢（鏡匣），罍（盛酒器），櫑（同罍），瓴（水瓶），盝（小匣），盠（簞也），盧（飯器），罏、鑪（同爐），鏤（大口鍋），蠡（飲器），鬲（炊具）等；ab類：笸籮（盛器），篣筤（放茶葉的竹器），瓿甊（甖），杯落（豆）、不落、杯笿、叵羅（酒杯），匹裂（小口大腹的木罐）等。
三類表“容器”義的單純詞，其聲母一類為“唇音諸紐”，一類為“來紐”，再一類為“唇音諸紐加來紐”。——這種一致性恰恰表明，上列各詞統統由一個“唇音加來紐”的複輔音單音節詞分化而來，屬同一詞族的成員。
二
蔡先生稱，“自古以來，漢語言裡必有一部分雙音節或多音節詞，而在當初創造漢字記錄這些詞的時候，必然曾在不同地域有過一些一字記錄雙音節或多音節詞的現象。”因此，“‘一聲兩諧’是上古曾有過雙音節字的遺留痕跡，這就是說上古可能有雙音節字（一字記錄一個雙音節詞）”。
上古漢語確有雙音節詞，但其數量不會很多，在語言實踐中的作用也決不會重要到不得不專門造許多“雙音節字”，才能滿足現實文字交際的需要。蔡文把後出的較多數量的雙音節詞視為上古漢語中早已存在的，把許多後來在甲、金文等早期文獻中記錄單音詞的漢字，視為記錄上古雙音節詞的雙音節字，是不能不令人感到懷疑的。從漢語自身的特點和發展規律看，古漢語越接近原始狀態，其單音詞在數量上就越占絕對多數，越發展其雙音節詞便越多；而由雙音節詞向單音節詞演變的趨勢，在漢語史上則從未有過。
世界上一切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型系，除漢字外一概轉化成了拼音文字。漢字的這種“反通例”現象的形成原因之一便與古漢語以單音節詞為主有關：“從圖畫變成音符，原是一切文字的通例”，但漢語“是一種孤立語，除去少數語外，每一個單語都是單音節的。……因語言的單簡，所以在文字裡面能儘量地把形符保存下來……，而不變成純音符的拼音文字。”[2]“漢語構詞法的發展是循著單音詞到複音詞的道路前進的。歷代複音詞都有增加。……現在漢語複音化的趨勢並未停止。”“上古漢語的語音是很複雜的：聲母、韻腹、韻尾，都比現代國語豐富得多；和中古音相比較，也顯得複雜些。”隨著後來語音的日趨簡化，“單音詞的情況如果不改變，同音詞大量增加，勢必大大妨礙語言作為交際工具的作用。漢語的詞逐步複音化，成為語音簡化的平衡錘。……今天閩粵各方言的語音比較繁雜，複音詞也就少得多，可以作為明確的例證。”[3]
蔡文在論證其“上古漢語幾乎是單音節，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的論點時說：“是不是一個漢字就只能表示一個音節記錄一個單音詞呢？從現在還使用漢字的日語來看，一個漢字完全可以表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
我們知道，日語“當用漢字”的讀法，一種叫“訓讀”，即只用漢字字形表詞義，而讀音仍使用日語原有語音，如“中”的訓讀為兩個音節“なか”，——但這與漢語漢字“中”的讀音毫無關係。另一種叫“音讀”，即採用某漢字在引入日本時的漢語讀音，如“中”的音讀為單音節“じゅう”或“ちゅう”。日語某些當用漢字的音讀的確有雙音節的，如“學”讀為“がく”，——但這只是因為漢字“學”被引入日本時，韻讀在覺部，覺部字韻母收尾於舌根塞音“－k”。日語“學”字音讀“がく”中的“く”，正是對“學”字漢語讀音韻尾“－k”的模仿。該例不僅不能證明上古漢語幾乎是單音詞“顯然是不可能的”，反而從一個側面表明，漢語讀音在展轉傳播中，原本一個音節內的音素，有時會分化為獨立的音節。——這點，恰好支持著“古漢語中許多雙音節單純詞是由複輔音聲母單音節詞分化而來”的結論。
蔡文在論證其“一字雙音節”說時，舉了一個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論據：“東漢末年，高誘為《淮南子》作注，在《主術訓》中‘趙武靈王貝帶鵕，趙國化之’下注曰：‘鵕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也。’……孫詒讓云：‘……此注私鈚頭，即《史記》之師比，《漢書》之胥紕、犀毗。’”
筆者認為，“鵕讀曰私鈚頭”，並不能證明“鵕”或“”是雙音節字。《戰國策·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史記·匈奴傳》作“黃金胥紕”，索隱引張晏：“鮮卑郭落帶，……東胡好服之”；師古註：“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可見，“鵕”、“師比”、“胥紕”、“犀毗”，與“私鈚頭”一樣，統統是對胡語“帶鉤”一詞的音譯。以單音節的漢字對外來語辭彙進行音譯，要求音節一一對應有時難以做到，漢字音譯詞與被譯外來詞音節不同本不足為怪。如梵語“samadhi”（三音節）的漢字音譯為“三昧”（二音節）；“sramana”（三音節）的漢字音譯為“沙門”（二音節），這不意味著“三昧”、“沙門”都是“二字三音”。再如梵語“Buddha”的漢字音譯，既有使用一個漢字的“佛”，又有使用兩個漢字的“菩提”、“浮屠”、“浮圖”、“佛圖”、“佛陀”等，這也並不表明“佛”是雙音節字（“佛”古音以塞音“t”收尾，故其韻尾“－t”被用來與梵語“Buddha”的“d”相對應）。——其實，“鵕”、“師比”、“胥紕”、“犀毗”和“私鈚頭”的關係，與“佛”和“菩提”、“浮屠”的關係，是完全一樣的。
蔡文引述其他學者的論述以支持自己的觀點云：“甲骨文里的‘鳳’字，除了在{鳳}的象形字上加注‘凡’聲的寫法之外，偶爾還有加注‘兄’聲的寫法。……也許{鳳}的象形本來就是為雙音節語素{鳳凰}而造的。”愚以為，“鳳”字有兩種不同聲符的字形，不足以證明該字為雙音節字，正如“杯”字又作“柸”、“桮”一樣，只不過表明充當聲符的“不”、“丕”、“否”讀音相同或相近罷了。“鳳”之所以偶有以“兄”為聲符者，同樣是因為“兄”、“凡”二字聲近（兄/凡：陽侵通轉）。
蔡先生又在文中列舉並論證了被認定為“雙音節字”的十個例字（“角”、“貍”、“筆”、“僂”、“果”、“來”、“鳳”、“今”、“侖”、“輇”），來為自己新假說的確立服務。大概由於技術原因，蔡文的有關論證，不少關鍵處的文字未能正常印出。所以，我們在這裡只能結合其部分例字，從整體上來論證它們何以不會是記錄雙音節詞的“雙音節字”。
首先，蔡文列舉的例字如果真是“雙音節字”，那么這些字的音長就應當是一般單音節字音長的兩倍。但語言實踐材料表明，事實並非如此。翻翻講究音節對稱的《詩經》就會發現，在所有使用了這些例字的詩句中，這些字的音長都只能是單音節而不可能是雙音節。比如，《詩經·唐風·葛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上下兩句的誦讀停頓皆為“××/××”；《召南·行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上下兩句的誦讀停頓皆為“××/×××”。倘若“角”字果真如蔡文所說的那樣是個雙音節字，那上句勢必多出一個音節，這樣上下句的節奏便蕩然無存了。《豳風·七月》四章“取彼狐貍，為公子裳”，上下句音節數量一致，節奏對稱齊整，這表明“貍”字也不可能是所謂的雙音節字。《豳風·東山》“果之實，亦施於宇”，“果”、“”二字各占一個音節。可見，“果”字並非像蔡文所言，是記錄雙音節詞“果”、“果蓏”的雙音節字；否則“果”二字豈不是要讀成“果”了嗎？《小雅·伐木》：“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小雅·出車》：“今我來思，雨雪載塗”，這些詩句中的“來”字、“今”字也只能是單音節；尤其是“今我來思”一句，倘若“今”、“來”二字是雙音節字，那么該句便成了6個音節，這顯然有悖於詩歌節奏。《大雅·卷阿》：“鳳皇于飛，翽翽其羽”，“鳳”、“皇”各占一個音節。若按蔡文的說法，鳳是讀為“鳳鸞”或“鳳凰”的雙音節字，那么，“鳳皇”豈不是要讀作“風鸞皇”或“鳳皇皇”了嗎？蔡文認為“鸞”字包含“鳳鸞”兩個音節。若果真如此，《大雅·烝民》：“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四牡騤騤，八鸞喈喈”，《大雅·韓奕》“八鸞鏘鏘，不顯其光”等詩句中的“八鸞”，又該如何讀呢？可見說“鸞”是雙音節字，亦不足信。
這裡我們還想指出，蔡文在對某些“論據”的選擇上，顯得過於輕率、粗疏。比如，蔡文稱“以‘鳳’字表‘鸞’音，則作聲符而有‘嵐’字”。筆者按：事實上，“嵐”字根本就不是形聲字。唐釋慧琳《一切經義》三八《金剛經光焰止風雨陀羅尼經·嵐颲》云：嵐“音藍。此嵐字諸字書並無，本北地山名，即嵐州出木處是也。亦北藩語也。後魏孝昌於此地置岢嵐鎮。……城西有山，多猛風，因名此山為嵐山。”以“風”為“嵐”字之聲符，乃是誤把會意字“嵐”認作了形聲字。又如，蔡文稱“今晉語陝北方言稱‘今’為‘而個’相當於文言的‘而今’。因此，‘今’字在上古可能為類似於‘而個’的雙音節字。以其前音節之音為聲則有‘念、捻、埝’等諧聲字；以其後音節之音為聲符，則有‘衿、矜’等諧聲字。”筆者按：晉語陝北方言“而個”的來源，有多種備選的可能性。北方方言常把“今日”稱為“今兒個”，“而個”或許竟是“今兒個”的轉音，這應該也是“可能性”之一種。至於以“今”為聲符，有“念、捻、埝”和“衿、矜”等形聲字，也難以證實“今”字曾是讀音類似於“而個”的雙音節字。以“今”為聲符的形聲字，還可舉出“含、黔、貪、岑、吟、衾”等，這些字的聲母可歸於不同聲紐甚至不同聲類，差別很大，但韻母卻都在侵部，故諸字表現出嚴格的疊韻關係。
其次，如果蔡文列舉的例字真的是“雙音節字”，那么由這些字所記錄的雙音節詞，其前後音節兩個輔音，就應當是隨機的、沒有必然聯繫的。但事實上，被蔡文認定為“雙音節”的字例，其兩個音節中的輔音，卻是按照某種固定的組合形式，合乎規律地聯繫在一起的。比如“筆”又稱“不律”，“不律”前後音節的兩個輔音以“b－l－”為組合形式相聯接，便決非偶然、隨機，而是有明顯規律可循的。如，山包曰“部婁”（《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注）、“培塿”（《玉篇》）、“嶁”（《淮南子》高誘注）、“塿”（祁彪佳《寓山注》）、“附婁”（《說文》）、“垺塿”（《篇海類編》），墳包曰“馬鬣”（《禮記·檀弓》），花包曰“碚礧”（《玉台新泳·有所思》）、“蓓蕾”（徐夤《追和白舍人詠白牡丹》），小腫為“痱瘤”（韓愈《嘲鼾睡》）、“痱磊”（《埤雅》）；木病腫曰“苻婁”（《爾雅》），用弓發射的石箭頭曰“碆盧”（《戰國策》）。這些雙音節詞前後音節中的兩個輔音，都是以“b－l－”（此處“b－”指上古聲母中的唇音諸紐）為組合形式聯繫起來的。這實際上是一個詞族，來自於一個表“包”義的聲源性母詞，而該母詞正是由複輔音“bl－”來充當聲母的。
或有詰難者曰：“你所講的聲源性母詞，為什麼一定是以‘bl－’為複輔音聲母的單音節詞，而不會是以‘b－l－’為單輔音聲母的雙音節詞呢？”答曰：該聲源性母詞是以‘bl－’為複輔音聲母，這點，從“b－l－”這一組合形式在古代雙音節單純詞中出現的數量之多，可以推知。
“bl－”這個複輔音聲母，除用於表示“包”狀物及其引申義的辭彙中外，還見於表示其它多種意義的辭彙中。如：兩足左右偏斜行走不便曰“丿”，字又作“撇捩”、“撇烈”、“瞥列”（按：上三詞當訓“踉蹌貌”。舊釋“疾馳貌”，不可從），倒言之，則為“剌”、“剌跋”、“剌犮”、“獵跋”（《說文》：“足剌也”；“犮，走犬貌，從犬而丿之，曳其足則剌犮也”；“，步行獵跋也”），字又作“剌八”、“剌扒”（《金瓶梅詞話》），作“狼”（《聲類》）、“狼貝”（《後漢書·任光傳》）、“狼狽”（李密《陳情表》）；又作“伶俜”、“竛竮”（《廣韻》）、“竛”（陳維崧《薄媚摘遍·偶感》）、“連翩”（曹植《吁嗟篇》）等。風曰“孛覽”（孫穆《雞林類事》），風神曰“飛廉”（《離騷》王逸注）、“蜚廉”（揚雄《反離騷》），下鏇之風曰“焚輪”（《爾雅》郭璞注）。遮蔽、模糊、不分明曰“冪歷”（左思《吳都賦》）、“幎歷”（潘岳《射雉賦》）、“冪”（王融《詠幔》）、“羃”（唐王建《早起》）、“迷離”（《樂府詩集·木蘭詩》）、“眯瞝”（玩花主人《妝樓記》），又音轉為“漫瀾”（《鬼谷子》），倒言之為“瀾漫”（《淮南子》），字又作“爛漫”（《莊子》）、“爛熳”（杜甫《太平寺泉眼》）。日光不明曰“曚曨”（唐李賢用《隴頭吟》），模糊不清曰“朦朧”（支遁《詠懷》），字又作“矇矓”、“朦矓”、“朦朧”、“矇矓”、“蒙籠”、“濛朧”、“濛籠”等。分散貌曰“被離”（揚雄《反離騷》）、“被麗”、“披離”（宋玉《風賦》）、“配黎”（揚雄《甘泉賦》），音轉為“布路”（《左傳》）、“幡纚”（司馬相如《上林賦》）、“漂淪”（高適《東征賦》）；人離散曰“仳離”（《詩經》），倒言之為“離披”（《楚辭》）。影子外層的淡影曰“罔兩”（《莊子》注），字又作“魍魎”、“罔浪”（班固《幽通賦》）；引申之，無所依據貌、胡塗混沌貌亦曰“罔兩”（東方朔《七諒·哀命》）、“魍魎”（《金瓶梅詞話》）；土木之精怪亦曰“罔兩”（《左傳》），字又作“罔閬”、“魍魎”、“蛧蜽”、“蝄蜽”、“方良”等。麵食名有“”（《寒山子詩集》）；蟲名有“負勞”、“螟蛉”（《爾雅》）；木名有“冥靈”（《列子》）、“賓郎”（《北史》）、“賓連”、“平露”（《白虎通》）；草名有“馬藍”、“勃茢”、“苻蘺”（《爾雅》）、“扶留”（左思《吳都賦》）、萆荔（《山海經》）；魚名有“鰻鯬”（徐鮌《稽神錄》）；鳥名有“百鷯”（《大戴禮》）、“伯勞”。分割曰“分剺”（揚雄《長楊賦》）、“分梨”（《漢書·揚雄傳》）；附著曰“附離”（《莊子》）、“附麗”（左沖《魏都賦》）。高起貌曰“馮隆”（左思《吳都賦》）；鏇轉貌曰“蹣連”（何遜《七召》）；眾聲宏大四布貌曰“酆琅”（馬融《長笛賦》）；水勢起伏洶湧貌曰“濆淪”（木玄虛《海賦》）；眼珠轉動發亮貌曰“曼睩”（《楚辭·招魂》）；枝葉枯落樹蔭稀疏貌曰“毗劉”、“暴樂”（《爾雅》）等等，諸如此類按“b－l－”組合形式聯接兩個音節聲母的單純詞還可舉出很多很多，另外，一些古姓氏、古地名也顯示著同樣的組合規律，限於篇幅，茲不再多列。
——上述例子表明，在古代雙音節單純詞中，以“b－l－”為組合形式聯繫前後音節兩個輔音的詞，數量上是相當多的。如果這些詞都是直接源自上古漢語中的雙音節詞，而不是複輔音聲母單輔音化的結果，那么，除上古時期竟存在如此大量的雙音節詞令人生疑外，至少它還難以講通，何以這么多雙音節單純詞兩個音節的輔音聲母，都是以“b－l－”這種組合形式聯接起來的？眾所周知，相對於單音節詞來說，雙音節詞的長處就在於它可有效地減少同音詞，以克服語言交際的障礙；那么，在雙音節詞中使用這種固定的聲母組合模式，豈不是與發揮雙音節詞長處的目標背道而馳嗎？所以，我們認為，上述例詞，並非直接源自上古漢語中的雙音節詞，而是由以複輔音“bl－”為聲母的單音節詞演化而來的。既然這些詞在上古漢語中並非雙音節詞，那么，所謂記錄這些詞的“雙音節字”，當然也就不存在了。事實上，上古漢語中表一個詞素的雙音節詞數量很有限，所以除少數詞需造兩個專字（如“鴛鴦”、“匍匐”等）來表示外，多數詞（如“仆累”、“委蛇”等）皆用已有的兩個字來記錄其讀音，而這也正是大量聯錦詞起初往往會“字無定寫”的原因。
同理，蔡文所舉出“雙音節”例字中的“貍”、“來”，也是由以複輔音“bl－”為聲母的單音節詞分化而來；而“角”、“果”、“僂”、“侖（輪）”，則由以複輔音“kl－”（此處“k－”指上古聲母中的牙音即“見”、“溪”、“群”、“疑”、“曉”、“匣”諸紐）為聲母的單音節詞分化而來的。道理前面已經講明，無需重複論證。
最後，筆者還想強調指出：上古漢語中存在複輔音聲母說的確立，並非僅以“一字兩諧”為論據。一些被蔡先生視為不重要的輔助材料（如聯綿詞，異讀，親屬語言，方言等），其證明作用同樣不容忽視。我們不能因其“間接性”便輕易予以否定，——關鍵是要看這些“間接”證據之間是否存在相互支持、相互印證的自洽關係，倘若這些“間接證據”能夠構成相對完整的“證據鏈”，那么，我們就沒有理由不予採信。
參考文獻
[1]蔡永貴．複輔音聲母：一個並不可信的假說——諧聲字“一聲兩諧”現象新探[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2）：5－11．
2]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M]．濟南：齊魯書社，1981，111－113．
[3]王力．漢語史稿中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0，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