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1950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經濟系。
1950--1952年 武漢大學經濟系助教。
1953--1957年 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研究生，獲副博士學位。
1957--1958年 武漢大學經濟系講師。
1959--1976年 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國民經濟平衡組副組長。
1977--1978年 經濟研究所業務領導小組組長。
1978--1985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1985--1988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1989--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
1979--研究員。
1982--1985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
1979--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兼職教授。
1988--1993年 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93--1998年 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
董輔礽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1991--兼任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顧問，國家環境保護局顧問。
1987年法國政府授予軍官級學術勳章。
1998年--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2004年7月30日下午，董輔礽在美國杜克大學醫療中心去世，享年77歲。
【個人履歷資料來源】
人物生平
早年
年輕的董輔礽董輔礽的祖父是鎮海縣（今寧波市鎮海區）萬家橋人。1927年7月26日，董輔礽出生在寧波市江北區新馬路的外婆家。他於1946年考入武漢大學經濟系，1950年畢業。
董輔礽與夫人大學生活，對董輔礽影響最大的是“求真讀書會”（一個讀書做學問的團體，要求讀書務必求真）。求真讀書會給董輔礽提供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機會，兩位台灣的學生胡連城和陳錦華由於接受日文教育，給董輔礽帶來大量的日文版書籍，如《資本論》，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著作，後來又讀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從而使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尤其是通讀了《資本論》，更讓他從理論上、科學上找到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用他的自己話說：“儘管那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讀得不多，更不系統，但終歸是我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道路上學步中的第一步，所以是重要的第一步，也是值得懷念的第一步。”
中年
1953年秋，董輔礽赴蘇聯國立莫斯科經濟學院讀研究生。4年後，他的論文《蘇聯和中國的國民收入》通過答辯，取得了副博士學位。不久，告別莫斯科回國，在武漢大學工作。1959年，董輔礽將留蘇學位論文中的前半部分整理成一本名為《蘇聯國民收入動態分析》的專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他第一本公開發表的經濟學著作，為他日後成為國內外著名經濟學家奠定了基礎。
董輔礽董輔礽在蘇聯學習期間，有三位著名經濟學家成為他的明師，這就是蘇聯經濟學家布列也夫、圖列茨基和中國經濟學家孫冶方。其中孫冶方更是對董輔礽賞識和提攜，這又為董輔礽成為當代著名經濟學家提供了重要契機。 為了學習和了解蘇聯的統計工作和國民經濟平衡問題，1956年夏天，時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的孫冶方率統計工作考察團到蘇聯考察，臨時向中國駐蘇使館提出需要配備俄語過關、專業對口的翻譯。使館決定讓才華出眾的董輔礽和另一學生王積業擔當這一任務。董輔礽出色的翻譯水平、謙遜的為人給孫冶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孫冶方離開蘇聯時，對董輔礽說，我看到了未來中國經濟的希望，因為有你們。代表團回國後，一些成員念念不忘這位勤奮學習的留學生，給他寄去了一些研究材料，為董輔礽完成畢業論文的寫作提供了有力幫助。 1958年上半年，蘇聯中央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司司長、著名經濟學家B·A·索波里到中國講授國民經濟平衡問題時，孫冶方又指名借調董輔礽到北京工作，由於董輔礽的敬業精神和出色的工作，使孫冶方感到很滿意。
1959年2月，孫冶方點名把董輔礽從武漢大學調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成為專業的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時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代所長的孫冶方把董輔礽作為他的助手，任命他為經濟研究所國民經濟平衡組副組長（組長是著名經濟學家楊堅白）。董輔礽在孫冶方直接領導下工作，同時也參加了孫冶方組織的一些學術活動，諸如“雙周座談會”等。這為董輔礽研究中國現實經濟問題、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實際問題邁出了堅實的步子。董輔礽對自己在孫冶方領導下從事經濟理論研究有很深的感受，他說：“在經濟所工作，使我在經濟學上得到許多長進。孫冶方同志給了我許多教誨，也為我創造了許多獲得長進的機會……。我就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同時也參加了他的或他組織的一些學術活動，包括他主持編寫《社會主義經濟論》的活動。他的人品和學問都給我以很大教益。”
正因為與孫冶方走得近，使董輔礽在政治運動中首當其衝地被挨批受斗。1964年，孫冶方被錯誤地戴上一頂“中國經濟學界最大的修正主義者”的帽子遭到批判，董輔礽作為孫冶方的得意弟子，也就成為孫冶方的“八大員”干將之一，隨後12年之久的時間裡陷入了政治運動之中，遠離了經濟學研究。
晚年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董輔礽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探索創造了條件。
當代經濟學家董輔礽曾多次同一些年輕的同志談過，中國是研究經濟學的最肥沃的土地，只要勤於耕耘，善於耕耘，就一定會結出豐碩之成果，產生世界性的大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著作。他緊密聯繫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基本的實際，不斷地對中國式社會主義應有的、合理的和科學的經濟體制的本質和形式進行探索。1978年7月29日，董輔礽在《光明日報》發表《不能用小生產的方法管理社會主義大生產》一文，以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理論勇氣，在全國率先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國家所有制形式”的精闢論點，大膽地提出“政企分開”和“政社分開”的觀點。同年9月，董輔礽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上作報告，又發出“改革國家所有制”的“政企分開”和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政社分開”的歷史性吶喊。次年1月，他的《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問題》在《經濟研究》中發表，可以說這是一篇關於所有制形式問題的經典性論文。
經濟理論研究是探索未知，貴在創新。1983年9月，董輔礽寫就《價值規律與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一文，首先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的調節、槓桿和核心”等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理論基礎的根本性觀點。
1985年，董輔礽在英國牛津大學做訪問學者時，他與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就什麼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交談了半天，在交談中他們形成了一些共同看法，即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多種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結構的混合經濟。1987年，董輔礽在《世界經濟導報》上又寫到：“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以多種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結構相結合的經濟。”此後，董輔礽以此為基礎拓展出一系列的新穎思想。他提出以多種公有制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條件，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曾多次以“八寶飯”作為比喻，認為“八寶飯”是以糯米為主要成份，此外，有紅棗、蓮子等成份。社會主義經濟就像一盤“八寶飯”，沒有公有制經濟固然不成其社會主義經濟，但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同樣不成其社會主義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董輔礽的國有企業改革的思想是建立在他對國有企業積弊的深刻認識基礎上的。早在1978年9月，他就指出國家所有制未能解決生產資料的合理管理和有效使用等問題。他最早提出國有企業的所有者缺位、產權主體虛置和產權關係模糊的問題。不改革國有產權制度，就不能使企業與市場機制兼容。要順利進行國企改革必須首先解決公有制屬性的認識問題。1995年提出要按照企業的功能，分類改革國有企業。1999年他提出要從巨觀和微觀兩個層次上改革國企。而董輔礽最大的擔憂，就是國有企業面臨的形勢很緊迫，時間拖得越長，困難越大，損失也越大，如思路不當，可能會拖延改革的進程。
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確立，董輔礽也是有貢獻的。在黨的十四大以前，他在不同場合中多次使用過市場經濟的概念。比如，1989年1月，他在《經濟形勢、發展戰略與改革目標》一文中就提到：“要發展市場經濟，即把僵硬的實物經濟轉變為商品經濟，也就是說使市場成為經濟的調節者。”1992年，黨的十四大集中了董輔礽等一大批經濟學家的正確意見，確定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董輔礽主張重新認識社會主義，1995年他在《從企業功能著眼，分類改革國有企業》一文中說：“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理解社會主義意味著社會公平。”因此“社會主義本質的內涵是實現社會公平，市場經濟通過市場促進資源配置最佳化，以達到高的經濟效率。”在這裡，董輔礽指出社會公平和市場效率結合起來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他看來，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效率，特別是資源配置的效率，則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特徵。
主要論著
1.蘇聯國民收入動態分析，195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2.社會主義再生產和國民收入問題，1980年三聯書店出版，人民出版社再版
3.大轉變中的中國經濟理論問題，1981年，山東人民出版社
4.論孫冶方社會主義經濟理論，1983年武漢大學出版社，隨後再版。1985年日本不二出版社日文版
5.董輔礽 選集，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6.經濟發展戰略研究，1988年，經濟科學出版社
7.中國農村改革、非農產業發展與農村現代化（英文），1988年
8.世界銀行工業化與中國農村現代化（英文），1992年麥克米倫出版公司
9.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共二冊），1995年，經濟科學出版社
10.改革與發展－－大轉變中的中國經濟，1995年，香港華南經濟新聞社
11.中國經濟縱橫談，1996年，經濟科學出版社。
12.經濟發展研究（共二冊），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
【書籍來源】
人物評價
經濟學家韓志國評價：“一生辛勤耕耘，碩果纍纍、著作等身，從方法論上說就是三句話———甘於坐冷板凳、肯於坐硬板凳和善於坐熱板凳。三條‘板凳’後面蘊含著三股氣———一生正氣、一身骨氣、一股銳氣。”
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蕭灼基稱董輔礽是經濟學界的“第一號種子選手”。
經濟學家鄒恆甫：董輔礽先生在理論和實踐上為推動中國市場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做出了先驅性的貢獻。
中國經濟成長論的代表
董輔礽早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他便提出了關於再生產數量關係的數字模型，被譽為“中國經濟成長論的代表”。在改革開放初期，他勇敢地就提出了企業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政企分離”、“政社分開”的政策性建議。
“一代經濟學大師”
他最早提出並一直堅持所有制改革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他在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勇氣使他享譽海內外。1984年他獲得了首屆孫冶方經濟學獎。這些矚目的成就使他得到了“一代經濟學大師”的美稱。
少數能夠影響中國政府重大決策的學者之一
有人這樣評價他的一生：“在稀缺的時間與生命中，經濟學家已經克盡全力，為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作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委，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委，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董輔被認為屬於少數能夠影響中國政府重大決策的學者之一。
所有制改革的先行提出者
上世紀80年代初，他敏銳地洞察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失敗的原因是僅僅進行了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沒有進行所有制改革，大膽地提出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對所有制進行改革，才能取得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當時，他因為這個理論提得太早而受到了批判，但中國改革的實踐卻驗證了他理論的深邃和獨到的洞察力。
私營經濟的護航人
在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問題、新興工業化道路問題、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以及創業板的建立，證券、期貨市場的發展各個方面，他都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被稱為是“私營經濟的護航人”。他的目光從來沒有離開蘇浙這塊中國經濟最活躍的沃土，不但從理論上分析了“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優劣，並且一再為私營企業的發展鼓與呼。
理論上的先行者，積極的實踐者
他一直以冷靜理性的目光分析資本市場的發展問題，強調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他認為中國的資本市場事實上是一個新興而尚未轉軌的市場，在這一時期還有很多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解決，例如股權分置問題、股份不能全流通的問題，所以在這一時期必須尊重國情，把保護股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董輔礽不僅是一個理論上的先行者，更是一個積極的實踐者。正如經濟學家朗鹹平的評價：“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我們的生活也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他是為數不多的一直關注著中國期貨市場發展的經濟學家之一，作為人大代表，每年“兩會”他幾乎都會就期貨市場的發展提交自己的議案。
在他逝世的兩個月前，還拖著病體從美國向大連商品期貨交易所理事會發來函電，履行他作為一名理事的職責和義務。他牽掛著大商所期貨新品種的最新進展，鼓勵其繼續努力爭取，並為自己不能做事而表示“慚愧”。
突出貢獻
第一，董輔礽在多個領域有開拓性貢獻。他不僅在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方面有引領時代前進的開拓性創見，而且具有把脈巨觀經濟的能力。不僅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最重大的各個問題上都有前瞻性的、富有遠見的獨特理論，而且在中國的發展問題上也有許多新的貢獻。
第二，董輔礽的許多重大主張在提出時大都不是那個階段的主流思想，但多年之後再回頭來看，當年的主流大多被實踐無情地淘汰，官方檔案里的概念和大眾的觀念卻與他多年前的思想相當吻合。所有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混合經濟、非公經濟的理念、公有制實現形式、國有企業改革思路和市場經濟的要件等等莫不如此。
第三，董輔礽的創造力持續時間長。許多經濟學家只是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有創見，但董輔礽教授自步入經濟學殿堂以來，在能夠從事正常研究的每個階段都有貢獻。第四，他在影響經濟發展的多種渠道上都有突出貢獻。他不僅通過發表大量的文章為經濟發展獻計獻策，而且利用在人大和政協的獨特地位，發揮積極的作用。第五，他的理論自成體系，以一貫之，沒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他的所有制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是其中的靈魂，他的國有企業改革理論、發展理論和證券期貨理論在某些方面是前述理論的套用。
理論貢獻
在改革方面：
1978年，在中國第一個提出了所有制改革問題。提出要實行“政企分離”和“政社分離”。
1980年，在中國第一次把所有制改革和引入市場機制結合起來。改革一開始，就主張引入市場機制，主張由市場來調節經濟的運行。從1980年開始就明確主張取消指令性計畫，反對把指令性計畫與市場捏在一起的“雙重體制”，他最先意識到傳統公有制及所有制結構同市場經濟不相兼容的問題，明確提出要引入市場機制必須改革公有制。
1985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的混合經濟。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並作了著名的論證。
1987年，不贊成用生產力的多層次性來論證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必然性，認為多種經濟成分之所以共存是因為各種經濟成分各有強點和弱點，只有共存才能強化強點、弱化弱點。 由此認為，發展多種所有制不是初級階段的權宜之計而是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
在80年代，董輔礽教授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認識最清晰、最超前、最徹底，最終確立的經濟體制目標與他在80年代的主張最吻合。第一，他不僅徹底否定傳統計畫經濟，而且不贊同當時主流的計畫與市場的各種結合模式，旗幟鮮明地主張把市場機製作為經濟的主要調節手段、主張建立商品經濟。他所說的商品經濟是不折不扣的市場經濟的代名詞，因為他把市場放到了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地位。而當時多數經濟學家都把計畫與市場的某種結合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第二，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所有制結構改革和國家所有制改革使市場、經濟有了賴以確立的微觀基礎。這更是市場經濟的實質性內容，這是當時許多人沒有認識到的問題。他在80年代關於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的認識仍然是超前的，因為，他主張的是公有制為主導，而21世紀主流觀點仍是公有制為主體，雖然對“主體”的解釋不斷變化，已經接近“主導”的含義，但畢竟沒有正式放棄。
90年代初。又提出從國有企業的功能出發分別不同類型改革國有企業的觀點。
1993年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公平和市場效率的結合。他指出，由指令性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會出現調節的真空地帶。論述了市場經濟的有序與無序問題，指出了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條件和不能有效運作的原因。
1995年，系統提出了“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從企業功能出發，對國有企業進行分類改革”的主張。即國有企業原則上應該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只在非競爭性領域保留國有企業。
1997年，進一步提出，要從巨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改革國有企業。並提出共同所有制和公眾所有制理論，認為二者都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在發展方面：
50年代在蘇聯留學期間，董輔礽教授曾提出了著名的“董式模型”。
1980年作為發起人之一，組織了中國最早的經濟發展戰略研究，提出了經濟發展戰略轉變的若干方面。
1986年在一片非難聲中，積極捍衛“溫州模式”把農村非公有制的非農產業的發展看成是改變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有效途徑。他關於傳統在發展中的意義、發展的代價、二元經濟結構的例外、國家的大小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差異等問題的論述，發展了發展經濟學。
1986年，主張超越梯度發展理論，提出向西開放，加快西部發展。
1993年，將他的所有制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運用到證券市場，極力主張讓國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明確提出培育機構投資者的主張。
1993年，是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最早倡導者之一，對可持續發展的若干方面做出了獨特的闡述。
1994年，作為中國《期貨交易法》起草小組組長，認為期貨市場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主張從期貨市場的不可替代功能來論證期貨市場存在的必要性。
2000年，提醒在西部大開發中要高度重視利益關係問題。
在巨觀經濟方面，董輔礽教授的主要貢獻不在於另起爐灶提出了新的巨觀經濟理論，而是表現在他對中國巨觀經濟運行的把握上。正如有醫學知識的人很多，但醫術高明的人並不多。1992年以來的實踐證明董輔礽教授擅長中國巨觀調控，在幾個關鍵時期他的判斷完全正確。在上一輪巨觀調控中，他在1996年4月的全國人大財經委的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就指出已經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要增加流動資金，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防止經濟慣性下滑。有人當場批評他，說這是實行羅斯福的“新政”，會使巨觀調控前功盡棄。但他堅持自己的判斷。到1998年2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審查1998年的經濟計畫、財政預算和貨幣計畫時，當時經濟下滑的勢頭已經相當嚴重了，但為了防止巨觀調控失敗，當時的計畫、預算和貨幣政策仍是從緊的取向，計畫投資增長10%，財政預算計畫減少100億元的赤字。董輔礽教授明確指出政策取向不對、預算的方向不對。他說應該加大投資的增長率，計畫投資增長10%保證不了8%的GDP的增長率，投資起碼應增長15%。同時，為了增加有效需求，應實行擴張性的預算，而不應實行緊縮性預算，應增加財政赤字，而不應減少100億元財政赤字。雖然國家計委採納了他的意見，在向全國人大報告經濟計畫時加了“以上”兩個字，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0%以上，但他關於預算的意見未被採納，全國人大通過的預算仍繼續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結果經濟迅速下滑。到了8月份不得不修改預算，全年增加了500億元財政赤字，增加發行1000億元的特別國債。
立法實踐
董輔礽教授在理論上有創新，而且在立法實踐上也表現了他的遠見。從1988年至1998年，他連任兩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參與了大量的經濟立法工作，特別是在八屆全國人大期間，他是財經委員會內具體分工負責經濟立法工作的副主任委員之一。他是《期貨交易法》的起草領導小組組長，在厲以寧教授轉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後又具體分管《證券法》起草的後續工作。當時，有關部門打算將厲以寧教授主持起草的《證券法》推倒重來，另外提出一個草案，要它從屬於《公司法》，只管股票的交易等等。董輔礽教授從中國證券市場長遠發展需要出發，堅持《證券法》原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