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康相關的
眼前，只是了一片廢墟，僅留愴然猶在！
三十四年前，我的那些兄弟，我的那些姐妹，一百七十多個人，一百七十多個熱血燃燒著的青春男女，你們啊，你們如今都在了哪裡？
眼前，只是了一片廢墟，僅留愴然猶在！
毛澤東有詩云：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可我們，我們是三十四年回故園啊！當年十幾歲二十來歲的伢子和妹子，今日已是滿嘴髭鬚，兩鬢霜染。我們是當年被農場遣散回原籍長沙鄉下的張澤陽、孫國維、文福安和先是回新化農村而後在父親平反覆職時再回長沙城的伍斗之以及祁陽的楊平傑、耒陽的黃正軍。
陸續聯繫上了的六個當年的患難兄弟姐妹，今日滿懷一腔對這一片故土，特別是對你——農場當年的這個試驗站的眷戀之情，相約攜手而重來。
遊子千萬緒，夢回故園幾度秋啊！
現在，我們已經立在了你的面前，可是你已是面目全非，僅留一片廢墟供我們瞻仰，僅留一片愴然供我們憑弔……
試驗站，你名字的全稱叫“岳陽建新農場農業科學試驗站”，你深深地烙在我們心海中。你始建於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四年四月四日，被摧毀於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一十二月，壽命四年又八個月。然而，歷史可悲地記載著，當年在這裡勞作和生活過的一百七十多個所謂“青工”，卻幾乎全是清一色的“勞改就業犯子女”，一群被打入另冊的男孩女孩！當年的這裡，除了站長、指導員等幾個領導外，還有專業技術員。一百七十多個青工，被分成幾個專業小組，有專管果園的，有專管稻棉種植的，有專管養殖業的，還有專管植保的。我們在這裡勞作，為農場培養稻棉、果木以及牲畜優良品種。這裡當年，曾有過花果纍纍的柑桔林、蟠桃林、梨樹林，曾有過白花花的廣袤棉田，曾有過金燦燦的稻浪，我們餵的豬竟大到了九百多斤重一頭，它們是我們血汗的結晶。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便在這裡度過了四年多的磋砣歲月，最短的也有好幾個月。我們將青春中的黃金年華耗在了你的身上，將汗水和熱血灑在了你的沃土裡。我們每月的工資只有14元或25元，基本等同於我們的父輩——勞改就業人員的工資，僅夠購回本人每月的飯菜票。而管教我們的幹部們每月的工資都在50元以上。我們與我們的父輩都實際成了農場最合算的廉價勞動力。那時候，我們雖然是一群“勞改就業犯的子女”，一群幾乎與父輩一樣被打入另冊的人，被隔絕在社會的另一隅，被事實上剝奪了公民權利。但我們畢竟是一群活力四射、青春躁動的少年和青年，果園裡、棉田裡、稻田裡、畜牧場裡，到處不乏歡悅嘹亮的笑語和歌聲。白天，我們頂著烈日或踩著濃霜勞作；夜晚，燈火通明的宿舍區便是一片嘻笑打鬧，歌聲琴聲鵲起，其樂也融融。
別看其時我們只是一群十幾歲二十幾歲不等的少年和青年，可當中卻不乏人才。今天還能叫得出名字來的便有尹念伯（攸縣師範生）尹剛可（機械學校中專生）、何貴生（高中生）、曹加愚（高中畢業生）、唐齊聖（岳陽一中高中畢業生）、盧懷林（中醫學院大專生），還有不少國中畢業生或肄業生，諸如李瑞千、黃略山、潘見義、陳英、伍斗之、樂聯、曹小保、尹念倫、楊平豪……。除此之外，還有在文革初被解散的農場劇團幾個青年女演員李艷輝、譚小蘭、鄧小平、李衍珍、李娜莉（李艷輝、譚小蘭、鄧小平三個姑娘關係最好，因此青工們便戲稱她們三人叫三家村）。這些人幾乎是個個能說會道，能歌善舞，熱情奔放。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全民文化素質都還普遍不高的那時候，這個試驗站里聚集了這樣一大批小知識分子或文藝專業人才，真可謂之人才濟濟。
在那個勞改農場裡，我們的家庭都遭到嚴厲管制的情況下，我們確也得到了短暫的偏安。偏安於這個勞改農場一隅的試驗站，在我們當年的心中，是一個理想的天國，一個超脫的世外桃源。我們在這裡歡樂地勞作，在這裡盡情地吹拉彈唱，載歌載舞。身材清瘦性格幽默的曹加愚多才多藝，是一個活躍分子，會演奏多種樂器，最擅長音樂指揮，還能譜曲填詞。他常即興將一些流行音樂或民間曲調改一改，填上詞 ，逗大家樂。還有尹念伯的小提琴拉得非常棒，曾克勤師承一位在農場勞改的右派音樂家習器樂，揚琴、二胡和笛子都演奏得很不錯。受他們幾位的影響，當時的試驗站形成了一股器樂學習熱。一候工休，一候入夜，宿舍區滿是一片琴聲悠揚。名曲《空山鳥語》、《漢宮秋月》、《二泉映月》、《良宵》、《金絲舞曲》、《彩雲追月》、《步步高》、《賽馬》、《病中吟》、《趕集》、《金蛇狂舞》、《揚鞭催馬運糧忙》、《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多得不勝枚舉，一一被這群少男少女演繹得夢回鶯囀，繞樑三日情綿綿，意難盡！
單純、天真、稚嫩，易於滿足的我們這一百七十多個少男少女，便在這一片歡聲笑語中、歌舞昇平中，一邊消蝕著也成長著我們的青春年華，一邊也就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忘記了自己其實是一群沒有前途備受歧視被編在另冊的就業犯子女，和父輩們一起正在遭際煉獄中的深重劫難。
春天播種，秋天收穫，其時我們當中的許多大哥大姐已進入了戀愛的黃金季節。於是，便有不少的大哥大姐於歡聲笑語和載歌載舞中同時戀愛了起來。戀愛是青春中的甜品，是青春生活美的點綴、熱情的動力，戀愛的滋味真好！我們當中反正沒有長輩，沒有人給我們的前程指出方向，沒有人告誡我們惡劣的生存現實面前，我們這一群勞改就業犯的子女是社會所不容的，是沒有資格和條件涉足愛河，談婚論嫁的，是應該斷子絕孫的。我們只知道，胸腔里有一股抑壓不住的火熱的情在衝動，在奔突，驅使著我們奔向對方，奔向愛人，奔向地動山搖的愛！我們只知道，我們愛得熱烈，愛得真摯，愛得偉大而輝煌，愛得光明而磊落！我們毫無顧忌，無須遮掩，任愛情一味瘋長。山無棱，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我們的男孩子們甚至喊出了“保衛愛情”的口號，攜起手來抵制和驅逐來自農場另一個青工單位——機務隊男青工的”侵略”。我們虎視眈眈地怒喝那些死皮賴臉地纏上門來的機務隊男青工：我們試驗站的妹子已經很少了，一人配一個，自己還不夠，你們還跑來乾什麼！我們的戀愛原則是儘量滿足內需，不讓試驗站的妹子外流。看，多么熱烈的情與愛，多么純真得赤裸裸的愛之火！
這便是當年的我們，這便是一百七十多個試驗站里的男女青工（男一百來個，女七十來個）當年生活與勞作的寫真集。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中國大地突然間掀起了一場紅潮，一場被冠以“文化大革命”名號的實質上的大動亂。一夜之間，紅潮奔涌，席捲全國。這裡造反，那裡造反，全國上下一片“造反有理”聲，亂成了一團糟。我們所處的這個勞改農場，也成了造反派橫行的天下。當然，這些造反派都全是農場的幹警（包括試驗站的幹部）以及他們的子女。到了這個時候，不用說我們的父輩，就連我們這些子女也一下子跌入了更深的苦難中。試驗站其時根本就不管生產經營，造反派的站領導在大會上對我們宣布說：你們的父親是反革命分子，是判了刑的罪人，而你們就是反革命崽子，屬二十一種人。從今天起，你們只能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幹活，不許亂說亂動。否則，就對你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同時，還對我們制訂了嚴厲的八不準：“不準高聲歌唱，不準亂說亂動，不準去場部看電影，不準自由集會，不準成立組織，不準寫大字報，不準張貼標語，不準參加遊行。”這一來，我們白天在幹部的監管下勞作；晚上，再在幹部的監管下開會和接受訓話。完全失去了自由和人權，被真正的封鎖和隔絕在社會之外。有一次，我們全體青工凌晨四點鐘出工到田裡去突擊搶收紅花草籽種。因為天還未大亮，路過場部老招待所一個姓賈的隊長（農場幹警）門口時，驚動了這位賈隊長。賈隊長在不明因由的情況下，握著一支手槍，衝出家門，攔住我們怒喝道：你們夜裡向哪跑？你們還集體逃跑！我們跟他說明緣由，他不相信，用手槍指著我們大吼：回去，再跑就開槍打死你們！直到等試驗站站長全化龍和幹部曾龍美到了，跟他說明情況後，他才放我們走。還有一次，青工曾克勤在勞作中說了一句唉！實在沒得勁了，再也榨不出油來了的話。不知怎的，這句話被站里的幹部知道了。於是，便在站里種子倉庫前的坪地上，召開了一場興師動眾的批鬥會，直批鬥到曾克勤低頭認罪為止。試驗站實質上已成了一所“勞改集中營”，我們這群所謂的青工，實質上便成了一群“勞改犯崽子”。
然而，外面世界那如火如荼的運動形勢卻是無法封鎖和隔絕的，社會上廣為傳播的各種各樣的傳單和小道訊息等，其實早已悄悄在衝擊著我們了。例如，1967年初間，一本名叫《談填鴻溝》的小書，在青工們當中傳閱開了，還有《紅旗》雜誌等報刊上其時也刊登過少量的一些批判反動血統論的文章，以及我們聽到的黨的那個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政策，都在對我們產生著極大的影響力。隨著文革運動的向前發展，我們越來越感到困惑和委屈：我們只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父輩有罪，可我們並沒有罪。我們和所有的新中國青少年一樣，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是人民內部。為何我們的公民政治權利被剝奪？為何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讓我們參加？為何把我們視為階級異己，百般歧視和欺凌？為何你們幹警子女就有書念有學升，有一份好的工作做，而我們就不給？於是我們認定，這一切都是農場當局包括試驗站領導人為製造的的鴻溝，是他們陽奉陰違，不正確執行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階級路線政策，是他們在壓制我們迫害我們，他們才是罪魁禍首。
一九六八年春上，站里派青工李瑞千去洞庭湖區另一個勞改單位--西湖農場學習插秧機技術。而此時的西湖農場中的就業人員子女已扯起了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大旗，成立了造反派組織。李瑞千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學習一回站，便迫不及待的串聯青工們組織造反派。青工們原本被壓抑太久，這時有人點火，立即一呼百應，揭竿而起，成立了青工造反派組織“金猴縱隊”。李瑞千為司令，尹念伯、熊畢高、曾克紹、黃略山、曹加愚、陳英（女）為副司令，伍斗之（女）為宣傳部長。其時的陳英還只有17歲，伍斗之還只有16歲。金猴縱隊的領導層，可謂青工中的精英。在這群精英們的帶領下，試驗站青工們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抗極左路線的造反革命熱浪，還組織了“反迫害請願團”到省城請願。
青工造反派提出的綱領在當時可謂十分準確：忠於毛主席和林副統帥，服從共產黨領導，擁護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產；戰鬥口號更是鮮明得單純和天真：反迫害，要自由，要人權，要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形式是：白天搞生產，晚上搞運動和學習，工日搞生產，工休搞運動和學習。生產與運動，秩序井井有條（在這之前，由於試驗站幹部們都參加了 造反派，生產沒人管，站里的生產其時已是了松松垮垮）。並且，還發揮自己的長處，成立了一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在場部和鄰近農村演出多場。這在當時全國各行各業（包括這個農場試驗站）幾乎癱瘓的形勢下，青工們能這樣井井有條的既搞運動又抓緊生產，甚至還使生產效益創了歷史最高紀錄，真是要算很不錯了。但在運動的過程中，青工們確實過於偏激。譬如把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試驗站領導，以辛辣的言辭把個別站領導說成是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走資派，是反動血統論的頑固執行者，甚至是製造者，是壓制和迫害我們的罪魁禍首。採取行動圍斗站領導，將大字報，大批判稿貼到了站領導的家門上，搞得站領導在青工們中的威嚴掃地。等等這些，直接激怒了站領導，使得原本骨子裡就十分歧視我們的個別站領導更加歧視和敵視我們。但儘管如此，青工造反派的造反運動，始終沒有過打砸搶抄行為。這也在當時全國普遍的打砸搶抄混亂形勢中，算是不可多見，難能可貴了。
事隔如今三十多年了。這個三十多年裡，我們又歷經了砥礪無數，坑坑窪窪地地走過了各自的人生大半，便已不再有當年的幼稚和激情。回首往事，反省過去，甚覺當年的荒唐和無知。我們相信，今天的人們，也包括當年經受過這段歷程的人們，一定早已原諒了我們。因為那畢竟是在那樣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的一群孩子們的幼稚行為，且事出有因，當時的我們確實備受了不公正的對待，備受了極左路線的摧殘迫害。我們的造反運動，時至今日，完全可以理解為一場反抗極左路線的運動，本質上完全有別於當時全國上下一片喧囂的造反動亂。只不過是我們的運動中也出現了過火的、偏激的行為。
然而，當時的試驗站領導以及農場當局卻不能原諒幼稚的青工們，他們對青工們施以了殘酷的鎮壓。1968年夏季的一天，一隊荷槍實彈的軍警開進了試驗站。一會兒，站指導員趙某一聲悽厲的集合口哨響起，試驗站空氣如同驟然地壓縮繃緊起來。青工們手足無措，成條件反射地一下子齊齊地雲集到了球場上。軍警們把我們包圍起來，槍口陰森陰森的。趙指導員鐵青著臉站在我們的隊伍前面，大聲宣布農場軍管會的通令：試驗站青工造反派組織金猴縱隊是反動組織，予以立即取締；李瑞千、黃略山、陳英、熊畢高、尹念伯等五人是現行反革命壞頭頭，伍斗之、曹加愚是跳梁小丑，予以立即逮捕。趙指導員的通令宣讀一畢，李瑞千等七人立即被軍警拉出隊伍，五花大綁，戴上手銬，戴上高帽子，掛上沉重的木牌子，押上囚車去游斗示眾。昔日曾一度叱吒風雲的青工精英們，此刻如同一呼兒從天上重重的摔落下來，成了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魚肉，毫無反抗能力了。尤其是陳英和伍斗之兩個女孩更慘，還被當場剃光了半邊頭髮，成了個陰陽頭！一場曾經轟轟烈烈的試驗站青工的反抗極左迫害的造反革命運動，就這樣以壯烈開始，以悲劇收場。
“壞頭頭”們被抓走了，試驗站青工們已群龍無首。緊接著，農場當局和試驗站領導便在青工當中搞起甄別運動來。一時間，試驗站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還真的成了事實上的“集中營”。在軟硬兼施的威逼利誘下，青工們開始了分化瓦解，有起來檢舉揭發同伴的罪行的，甚至還有個別落井下石者。這不亞於大浪淘沙，真誠與投機，靈魂與人格在這個時候都得到了輾軋和洗禮。於是，幾天過後，又有毛金輝與曾克紹兩個原金猴縱隊的骨幹被抓走，同時被抓走的還有一個對我們有所同情的老技術幹部。
被捕的人中數李瑞千被關押的時間最長，達九個多月之久才被宣布無罪釋放出來。在關押和游斗期間，盡皆備受酷刑拷打和人格侮辱，身心遭到摧殘，有的甚至被打成了殘疾。當三十四年後，我與伍斗之大姐再度重逢時，我問她當時的感受。斗之大姐是這么回答我的：我那時候似乎什麼感受都沒有了，什麼都不知道了，只任由人家擺布和宰割。但皮帶和竹掃把抽打在身上，真的好痛好痛啊！我們有好幾天被關在牢房裡沒吃上飯，餓得要命，曾克勤偷偷地給我和陳英送進去兩個饅頭，我們好感激好感激他，幾口就吃掉了。我和陳英拉著曾克勤的手，傷心地哭。我們不知道人家會把我們怎么處置，因為軍管會的人說要槍斃我們……
兩個十六七歲的女孩遭受到如此巨大的摧殘和侮辱，可能也就只有在那個時期的中國社會裡才會發生的。這便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里一個勞改農場的就業人員子女要求革命造反反抗極左路線迫害的慘烈下場。今天我們肅立於農場試驗站的廢墟上，潸然淚下，我不禁想問今天的人們：當年的哪一幕，壯哉悲乎？
甄別運動過後，不久，站領導又宣布農場當局的決定；試驗站徹底解散，所有青工，統統隨父母遣散回原籍去。這決定，對青工們來說，無異於驚天響雷，當頭棒喝。要知道，我們中間已有不少早就轉正了的，暫未轉正的，領導曾講過將分期分批解決。更是一些在甄別運動中被分化了出來站到了站領導一邊的青工，他們曾被許諾可以優先轉正或招工去廠礦，領導這一宣布解散和遣散回原籍，頓感被愚弄和欺騙了。還有，其時許多對男女正在熱戀之中，甘苦與共，患難相知，感情如漆似膠。若不是條件有限，其中有幾對便早就會結婚了的。如今這一遣散，怎捨得分離？
站領導宣布遣散的當天晚上，整個宿舍區哭成了一片，通宵沒有一個睡著的，悲憤到了極點。我們互贈筆記本、鋼筆和照片，將萬千心思傾訴在筆記本上或照片背面。第二天，大家對著已經夷為平地的試驗站，抹去最後一行淚水，互道珍重，戀戀不捨地作鳥獸散去。這便是我們的結局，一百七十多個青工的結局。結局如斯，三十四年後，在這塊故土上重提往事，我們心痛猶在！
心痛猶在的更是那一年（1968年冬）我們隨父母被遣散回到各自的原籍去了以後，那怕是當初曾經以生死相許，堅貞不渝的戀人們，也已是關山千萬里，一去兩茫茫，不能再相見，只好托鴻雁傳書，傾訴相思之苦了。“小小信兒快快跑，見到親人問聲好。”這樸實的詩句，直白的相思，便是當年的一位熱戀中的女青工回鄉後寄給千里之遙的男友楊平傑信中的話語。多么純真而滾燙的情與愛啊！當三十四年後，已成為中學高級教師和中學校長的楊平傑再度與已做了外祖母的當年女友相會於農場時，彼此都感慨萬千。這位曾經的女友對當年的戀人楊平傑說：我好久都很想念你，可有什麼辦法呢？又見不著面。
可詛咒的年代啊，你不僅摧殘了我們的青春，更摧殘了我們神聖的愛！
“薰風吹我又重來，蒼梧翠柏娟娟好。”這是斗之大姐之父伍大希教授1979年平反重回長沙時所寫的兩句詞，我今借來形容我們這次重訪故土岳陽建新農場的心情，是再好不過的。
我們今日有幸在已成為“農民企業家”的張澤陽大哥的熱心組織下，得以機會相約攜手重訪這一片故土，感受到了改革開放給農場帶來的翻天覆地的新變化。特別是看到了現今在農場的我們昔日的兄弟姐妹們盡皆高度地享有了公民權利，成了工人、幹部或警官，有的還入了黨，於安定又富足的生活環境裡在積極又踏實地為祖國的改革開放，為四化大業工作著，這能不讓我們一踏上故土，就擁有了一份像伍老當年重返長沙時的那“蒼梧翠柏娟娟好”的心情嗎？歷史已充分地證明了我們這群曾經的“勞改就業犯子女”並不是“反革命崽子”，而且我們的父輩有的便是蒙冤受屈的革命者，我們絲毫沒有對黨對國家對社會有過危害，和所有的人們一樣，同是人民共和國的好公民。
現今的建新農場（已改名叫岳陽監獄）尚存有當年的試驗站青工共16人。他們是潘見義、李瑞千、何貴生、尹剛可、李自君（女）、鄧小平（女，文革中改名為鄧小兵）、童健、劉湘鎖（女）、胡菊光、李遠勛、周郁文、李艷輝（女）、唐萍原（女）、張芝義、熊畢高、劉湘沅（女）。另有黃略山（改革開放後曾任農場第一大隊長）、楊介文（女）、劉梅玉（女），近年前已辭世故去。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我還見著了董子康，這是我做夢也沒想到的。今天的董子康已成了警察，生有一個漂亮可愛的女兒。董子康告訴我，他的父親（其實是養父）董其華當年並沒有死，僥倖存活下來了，只是後來一直神志不清，嚴重的精神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老人家終於獲得了平反昭雪，然後在1989年逝世。他還告訴我，說他的妹妹董子妤和弟弟董子壯現在當教師，工作生活都不錯。我聽了頗感欣慰，向他索要他全家的相片，他高興地把他一家三口的合影照以及父親和弟妹們的照片挑出幾張送給了我，我於是非常感謝他。我告訴他，我現在正在寫當年農場那段生活回憶錄，其中著重地寫了他一家人，為了尊重事實，尊重歷史，我如實地寫進了當年他宣布跟父親斷絕父子關係，父子革命的事。我原以為告知他這點，他一定會感到尷尬感到不滿的，但是出乎我意料，他沒有這樣，而是略有沉思之後說：你儘管放手去寫，我沒有意見，因為那畢竟是一段歷史，誰也抹不去的歷史。是的，董子康說的一點沒錯，那畢竟是一段誰也抹不去的歷史。但歷史中的這一過錯不能歸罪於董子康，罪魁禍首乃那個年代，這有如當年我的哥哥宣布的脫離父子關係一樣，有如當年演繹的許多“父子革命”荒謬鬧劇一樣，何況當年的董子康還是個不諳世事的十五六歲的孩子呢。
我們這次重訪農場，受到了農場裡的那些兄弟姐妹的熱情接待，他們隆重地設宴為我們接風，陪我們故地重遊，共話當年的情誼和苦樂。他們告訴我們說，他們1968年冬隨父母被農場遣回原籍老家後，但1970年裡，農場根據湖南省勞改局和勞動局有關政策把他們召回了農場重新安排工作。因為他們這批人是屬於原在試驗站時就轉正了的青工。他們返場後，大部分人才慢慢成家立業，生兒育女，如今個別人已當上了祖輩。也有個別女青工當年隨父母回原籍後便嫁了人。70年返場時，丈夫就一併跟了來農場安家落戶。這其中便有李艷輝、劉湘所、劉湘沅等。女青工們說，她們當年隨父母回原籍後，也吃了不少苦頭。譬如既是我的國小同學又是試驗站青工同伴的劉湘沅，回鄉後被生活所迫，不得已在未滿18歲時就早早地嫁給了一個寧鄉農民。如今不足50歲，外孫子已是十來歲了。我戲謔地稱她是少年外婆時，她臉上涌動出來的不是輕鬆不是歡悅而是無言的辛酸。如今的湘沅與丈夫承包著農場的一個果園，生活光景倒是蠻不錯。
當年試驗站時的一對對曾以生死相戀的大哥大姐們，大都早已被活生生的拆散，勞燕分飛，天各一方。所幸的有一對成功了，這便是熊畢高和楊介文。但良緣美眷不久長，好端端的一個楊介文，去年因癌症而早早地拋夫別子撒手逝去。另有鄧小平嫁給了原農場機務隊青工董有志。這次在她家的晚宴上，我們笑話董大哥說：你機務隊的青工還是把我們試驗站的妹子奪走了！鄧小平把她的兒子推到我們面前，要他為我們這些伯伯叔叔和阿姨們敬酒。小伙子彬彬有禮，且長得很帥氣，還是一個警察了。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這樣良好地成長著，我們由衷地倍感欣慰。
據大家所知，當年的試驗站青工中，已有七位先後辭世了。他們是黃略山（車禍）、楊介文、樂聯、劉梅玉（病故）、毛金輝（自殺）、劉應天（槍決）。最近又傳來噩耗，就在這次我們重訪農場故園後回歸的第二天，尹剛可大哥又因車禍逝去。
撫今挽昔，看著這次相會重聚的故人大都蒼老，鬢髮灰白了，我們都禁不住長吁短嘆：歲月不饒人啊！時至今日，過去、現在、將來，苦樂、是非、恩怨，種種人生中的緣與債，還能重幾何呀？高山流水，玉樹臨風，坐聽猿啼吟舊賦，行看燕語念新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許已是我輩應取的看台和景觀了。
夕陽還沒有落下，湖風正悠悠。岸邊白楊招展，衰草仍婆娑，遠天襯著一帶白色如銀的湖水。我們把心情堆積在湖堤上，攝一張合影，掬一捧故園的黑泥巴，灑下一杯烈酒，遙祭逝去的歲月，遙祭逝去的好兄弟好姐妹，也遙祝天各一方的好兄弟好姐妹，好自珍重，走完我們人生的最後一段路。
別了，洞庭湖；別了，建新農場；別了，我們永遠眷戀的故園--只是了一片廢墟的試驗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