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評
苗條文化 的價值判斷女性的身體始終被看成是一種有待加工的平面和體積，而加工的方式是社會對女性身體的文化控制和文化操縱。社會對女人、女人對自己苗條身材的苛求，並不是現代文化控制和操縱女性身體的惟一形式。豐乳割眼、文眉繡唇、消癍拉皮……種種以美麗為託辭的修理女性身體的形式，都理直氣壯、紅紅火火地在社會中大行其道。但是，沒有一種形式像苗條那樣如此廣泛地被社會大眾所接受，被幾乎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所認同；沒有一種形式像苗條那樣幾乎影響著女人成長的(從女孩成為女人就開始)每一個生命周期；沒有一種形式像苗條那樣讓如此眾多的現代女人趨之若鶩並焦慮不安。
在對個人的價值批判上，女性尤其會因為她們的身材而受到他人的批評或讚賞，這既是一個歷史情況，更是一種現實存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Kim Chernin提出了“苗條暴政”的概念。這個詞語雖然有些“刺耳”，但卻是妥帖的。社會對苗條身材的文化要求本質上就是文化權力對於女性身體的強制性操縱。可以有目共睹的是，苗條的身材在當代女人個人生活和事業成功中變得日益重要，“胖”與“瘦”有時意味著女人完全不同的社會價值。“婦女的身體(而不是她們的道德品質)變成了能夠使她們在這些領域獲得成功的手段。服裝和體形成了風格可見的標誌”。“苗條”成為世界注釋女人的一種標籤。它被用來告訴人們苗條的女人不僅在身材上與其他女人不同，而且由於其身材迷人而勝人一籌。苗條的身材表明她們在諸多社會生活方面更有優越性。
苗條文化 一種敵對的人生態度以“苗條文化”的理想標準，女性的生活和成長就意味著與自己的身體做永恆抗爭，從青春期到妊娠期、哺乳期、中年期、更年期、老年期，每一個生命階段都存在著可能發胖的自然因素，它們都是女人的敵人。不抗拒這些敵人，女性的身體就難以被社會接受並能有效地應付現實環境。與這些敵人鬥爭，也就是與女性自己的身體鬥爭。於是如此眾多的女性產生了對自己體形的不滿、厭惡和憎恨心理，如此眾多的女性加入了壓抑、虐待、損毀自己身體的行列，有的甚至為此犧牲了生命。
然而，與自己身體鬥爭本身就包含了尖銳的衝突。這是一個調和自然的身體和文化環境所要求的身體之間的矛盾的過程，一個任務艱巨、且始終筋疲力盡的過程。就這樣，“苗條文化”成了壓迫女人一生的工具，成為讓女人與自己的身體為敵、讓女人與女人為敵的武器。
2001年1月26日至2月12日，英國益世調研公司受國際生命科學學會中國辦事處、中國肥胖問題工作組委託，對京、滬、穗三城市有意願減肥，並且在過去12個月內使用過減肥產品的人進行了電話訪問。研究者發現，我國減肥人群存在四大誤區：首先，80.7%的被訪問者使用減肥產品的目的是為了保持較好的體型，只有24.3%的人是為了讓身體更健康。廣州的一項對在校女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目前約有七成以上的女同學認為自己應該減肥，她們認為理想的體重是平均減幅5公斤。問及原因，她們大都是為了追趕潮流，認為‘骨感美’很‘Update(跟得上潮流)’，也有人是為了應聘和愛情。”
眾多的國外學者已經通過許多研究解釋了為什麼女人們對保持苗條身材如此著魔。布萊恩·特納的結論是很有代表性的：“當代關於女性美的文化規範強調的是纖瘦和苗條，而不是魯本斯和倫勃朗畫裡的那種胖大姐。”更多的學者注意到社會對“苗條文化”的狂熱追隨所導致的狹隘審美給女性造成的嚴重危害。比如20世紀80年代後，厭食病例激增，其中90%的厭食症者是女性。研究表明，這與近些年時裝潮流對苗條身材的日益苛求密切相關。“苗條文化”表現在審美理想上的狹隘性，遠不僅僅在於它代表的是男性文化，今天，它幾乎壓倒了其他各種對理想女性身體美的文化理解，導致了對女性體形審美上狹隘乃至病態的社會追求。
“中國新聞網”以《國慶期間減肥藥成為北京人外出旅遊“必需品”》為題，轉載了《北京晨報》的一篇報導：“國慶節前，不少女孩子專門到北京幾家醫院的減肥門診開減肥藥。值班醫生稱，這些女孩子挺內行，她們把能抑制腸道脂肪吸收的一種減肥藥當成了克制‘饕餮大餐’帶來的‘惡果’的一道‘靈符’。”一位記者這樣記錄了她的一次採訪：一位叫fish的女生日前對記者透露，身高1.6米的她正努力減肥，希望從55公斤減到45公斤。而另一位體重60公斤、身高1.6米的小蓮更“恐怖”，她每天只在晚上吃一頓飯，白天則以蘋果充飢，她飲用了一次減肥茶後，認為減肥茶對減肥的幫助就是拉肚子，所以後來她就服用能讓人拉肚子的藥來減肥。一個月後，小蓮確實瘦了，但變成了面黃肌瘦、病懨懨的樣子。奇怪的是，小蓮對自己的減肥效果非常滿意，當記者問她弄壞了身體怎么辦時，她竟說：“只要瘦就好！”
圍繞著如何使自己變得苗條，或者如何使自己看起來更苗條，女人們付出了巨大的經濟開支。中國減肥產品目前的年產值已經將近一百億元，而其中女性消費在70%以上。
為苗條而挨餓，為苗條而運動，為苗條而消費，為苗條而安排飲食和作息時間。大批女性湧入健美中心，不是為了健康，瘦身才是她們的第一目的。當然，幸運的話，健康可以成為一部分女性減肥的“副產品”，但更多的女性甚至願意以健康為代價換取苗條身材。“苗條”已不再是女性的一項生活內容，而是女性的一種生活方式。在“苗條文化”的控制和操縱下，種種的身體“戒條”成為習以為常的生活準則，形成了一種“習性”———一套習慣，同時又是一種活動空間和一種生活方式。
“我覺得一個女人如果看上去胖，是很不好的。會讓人覺得這個人吃東西像豬一樣，沒有節制力，對自己很放縱。”———這是一位女研究生在課堂討論時說的話。“苗條文化”通過藝術明星、時裝模特、廣告模特、畫報女郎等“偶像”人物塑造了“偶像”身材。這些“偶像”的女性身材與現實生活中的絕大多數的女性身材條件和生活形態毫不符合。但是在“苗條文化”中這些“偶像”身材被社會標準化，成為每個女人的理想身材標準。隨著人們頭腦里的理想體形越來越遠離實際體形，這些個人會經歷一種自我厭惡，而這種自我厭惡會擴大實際體形的缺陷。“偶像”身材社會標準化的後果之一就是使“苗條”成為象徵女性自我管理能力的工具。“苗條”因此也成為對女性的人格評價偏頗內容。
美國社會學家約翰·奧尼爾將人的身體分劃為兩種：生理身體和交往身體。這種劃分試圖表達人的所謂的“自然”身體實際上都是通過一種“文化移入”的形式被構建出來的觀點。在對身體的“文化移入”中，女性的身體顯然遠比男性的身體受到更多的“關照”。而且迄今為止，關於女性身體的文化規則都是由男性(這裡指的是社會男性主流文化)制訂的，形式的變遷、符號的繁迷，昭顯出在不平等的兩性權利關係中主流的男權文化對女性的隨心所欲。現代社會病態的苗條文化特別能反映當代文化中女性身體受到控制和操縱的處境，特別能折射兩性權利關係的歷史與現實，以及現實與未來的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