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賈爾德(GeorgeGilder)七十年代中期就開始寫反女權的小說，可是那時候他的作品賣相併不好。賈爾德的早期小說《裸體流浪漢》和《男人與婚姻》的主題都是男人找不到合適的女人結婚的苦悶。在《裸體流浪漢中》，作者回憶自己在加勒比美麗的海灘上碰見一位妖嬈女士，一見鍾情，上前搭話，才得知她是一位崇尚獨立的女權主義者，正在駕船隻身一人穿越大洋。女子告訴他：“我絕不會結婚，絕不，絕不，在今天，結婚是件愚蠢透頂的事情。”主人翁遭拒絕後情緒惡劣，在海岸邊遊蕩，不小心從一塊岩石上跌下，傷勢不輕。於是作者開始感嘆：如今男人結不成婚，都是女權主義者太多的緣故。男人不能成家，他的種種潛能便難以開發出來。單身男人往往情緒沮喪，心理不健康，他們很容易陷入貧困，死亡率也遠比已結婚的男人高，“單身男人是性**戰爭中的陣亡將士”。但是，這些“**的流浪漢”無聊之餘會去酗酒、買槍、吸毒，走向犯罪，唯有一隻結婚戒指才能馴服那些野蠻人。對年輕女人而言，與其在黑乎乎的胡同里與那些單身的流浪漢狹路相逢，不如趁早挽著他們的胳膊上教堂接受牧師的祝福。八十年代初賈爾德時來運轉，他替里根主義經濟政策鼓吹的《富裕與貧窮》一書售出一百多萬冊，他自己也一度成為白宮的筆桿子。《富裕與貧窮》主要談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同時發揮作者的反女權思路。該書指責婦女運動不僅使一部分男人無法結婚陷入困境，而且妨礙已經結婚的男人到達事業的頂峰。已婚的女人外出工作，丈夫便不再是家庭經濟的唯一來源，丈夫作為一家之主的感覺消失了，他的責任感和創造力也就隨之消失了，男人慢慢地就成了窩囊廢。從狩獵時期經工業**到現代社會原本一直屬於男人的事務許多已經被女人搶走了，而女人卻不能做好她搶到手的那一份工作。所有這些都造成整個社會效率的低下。政府的福利政策為離婚獨居的女人提供了某種經濟保障，這一類的福利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在變相鼓勵離婚，瓦解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婦女解放運動使一個社會趨向於貧窮而不是富裕。
與賈爾德類似，羅伯特·布萊(RobertBly)主要也是從男人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布萊是六十年代末反越戰時期成名的左翼詩人，他從格林童話翻新出來的《鐵人約翰》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暢銷書。作者努力在書中塑造出新時代的男子漢形象。布萊聲稱他所倡導的男人文化和男子漢氣概並不一定是反女權的，相反它可能與女權主義的指向殊途同歸，他只是試圖去關心和解決女權主義興起以後男人身上出現的問題。當今的美國有許多單親家庭，小男孩與母親一起生活，摹仿學習的榜樣都是女人，這些男孩長大之後必然陰柔盛於陽剛。女權主義造就了不少女強人，女強人喜歡的又都是些弱男人，溫柔一些的男人在女權運動的大潮流下獲得“性”的可能性多一些，所以社會上便出現了女人的男性化和男人的女性化趨勢。美國的男人都像是些傍著媽媽要優酪乳吃的永遠長不大的小孩子，而女人也總是把男人當成小孩子對待。影視媒體上的男人多是艾蘭·伍德一類的娘娘腔，社會生活中自然也就不能產生出《伊利亞特》、《奧德賽》類型的英雄好漢。陰盛陽衰是一種時代病，是反自然的，也是婦女運動造成的消極因素。布萊和他的同道們為此想出了一個具體的解決辦法：舉辦男子漢周末研習班。把幾十個男人集中到一處休閒勝地，先讓大家熟讀《鐵人約翰》，然後讓男人們戴上面具，穿上獸皮，或者擊鼓，或者嚎叫，或者摹仿野獸以四肢爬行，扑打格鬥，用近乎宗教的儀式來喚醒沉睡在現代男人心中的勇武剛烈氣慨，恢復男人應有的本性。男子漢研習班一期期地辦，加上巡迴講演的收入，布萊的日子比當一個窮詩人好過多了。
賈爾德和布萊似乎都只是從男人的立場上對婦女運動作出回應。寫有《美國人心智的封閉》的原芝加哥大學哲學教授艾蘭·布魯姆除了認定女權主義是他自己所珍愛的西方“經典作品生命力的最新崛起的敵對勢力”以外，還從女人的角度來批評了女權運動。他認為婦女解放運動與女人的本性相衝突，女權主義欺騙了女人，它使女人得不到愛情，無法締結婚姻，它唆使女人把物質的追求置於倫理和道德之上。極端的女權主義者都像是些女巫，純潔的小姑娘容易入其魔障，而它自己也由於失去了應有的生育能力而靈魂痛苦，所以“女權主義是女人的大敵”。另一位男權倡導者沃倫·法雷爾(WarrenFarrell)在他的暢銷書《男人為何如此》中也表達了與布魯姆類似的見解，他發現“愈是女權主義傾向嚴重的女人對男人便愈加自我封閉”，“我們處在一個男人不被女人所理解的時代”。法瑞爾認為傳統的社會模式並不是女權主義所說的“男人中心”，傳統社會模式並不僅僅是為了男人建立的，它是為了男女兩種性別而建立的，而且尤其地對女性有利。比如在美國的六、七十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之前，婦女在傳統的婚姻模式中雖然在經濟上不能充分獨立，但是她們的經濟生活是有保障的。一個女人，不管她在事業上是否成功，她都可以獲得愛情，而男人卻必須到社會上去打拚。如果他在事業上失敗，他在婚姻與愛情上也絕不會幸運。人們常常說的“每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站著一個女人”這一句話，不妨理解為男人未必願意成功，未必在乎成功與否，是社會逼迫他去奮鬥，是站在他背後的嚮往功名利祿的女人把他當成了自我實現的工具。夫榮自然妻貴，女人不必直接面對外界的壓力便可以享受成功帶來的一切。在這層意義上，男人不過是掙錢的機器，是工作壓迫下的奴隸，他比女人受到的壓迫要深重許多。所以首要的問題應該是男人的解放而不是婦女的解放，而女權運動所做的一切，不過是把原有的社會設計中對婦女有利的一些方面給瓦解掉了。
以上種種說法的“智慧財產權”所有者都是男人，說他們是男性主義的代表沒有什麼不妥。給男性主義提供理論根據的是加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溫森特?薩里奇(VincentSarich)，薩里奇教授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學術推測”是女人的腦容量低於男人。一九九一年，由薩里奇教授發起，上百名教授參加組成了“加州學者聯盟”，他們反對在大學裡設立女性研究學科，反對七十年代初由當時的詹森總統簽署的、旨在保護少數族裔和女性受教育和就職權益的“反歧視法案”(AffirmativeAction)，聲稱大學裡鼓勵招收女性和少數族裔學生、雇用女性和少數族裔教師將不可避免地造成學術水準的下降，而“反歧視法案”已經反過來對白種男性造成了歧視。薩里奇與他的同道的努力已經有了結果，他們在政界已經有了不少代言人，最近一段時期國會山莊的議題之一便是修正甚至取消教育界的“反歧視法案”。
問題在於男權反撲的浪潮中攙進了若干女人的聲音。八十年代以來對女權運動進行批評和反思的著作不少出自女人之手，把這類著作稱為“後女權主義的”可能比“反女權主義的”要合適一些。修麗特(SylriaannHewlett)在《美國婦女解放的神話》中將女人這一社會群體作了比較仔細的區分。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有上層中層和下層的區別，有職業女性也有家庭婦女，職業女性又分為白領層和藍領層，白領女性又可分為精英類和普通類。修麗特認為美國女權主義運動的訴求往往只是有利於那些上層的、精英的、功名心特彆強的處於傳統婚姻模式之外的職業女性，與廣大中下層婦女的願望和要求脫節，有時甚至會損害後者的利益。比如關於男女平等法案，許多婦女寧肯選擇呆在家中，她們不願意到社會上去工作，與男人一樣被平等對待；對職業婦女而言，平等法案由於不考慮性別差別，從而會取消對女性的職業保護。又如關於性解放、關於無過失離婚法案，結果都是成全了男人，傷害了女人。六十年代性解放運動中一個響亮的口號是“自由使用自己身上的器官”，這個貌似女權主義的口號輕易地讓男人獲得了以前要花較大的代價才能到手的“性”，製造出了數目龐大的單身母親家庭。女權運動曾經大力推動的無過失離婚法案為男人逃避責任提供了方便。女權主義試圖去破壞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結構，而家庭恰恰是廣大婦女應付社會危機的保障，大多數婦女希望鞏固而不是毀壞家庭。女權運動忽視了女人的生養責任，不關心生兒育女期間的女人的權益。以走向社會、男女平等為口號的女權運動步入了歧路，它把孩子與洗澡水一起倒掉了。愈是推進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的生活便愈是尷尬，婦女的日子便愈是活得沒有滋味，就像修麗特的書名副題所說的，“解放”以後婦女所過的是ALesserLife。總之，婦女解放是一個神話，女權運動沒有能夠幫助女人，相反它害了女人。可以批評修麗特與男權反撲的勢力沆瀣一氣，修麗特也並不聲稱自己為女權主義者。但是像卡米拉?帕格利亞(CamillePaglia)那樣以女權主義者自居，卻又以十分尖刻的語言痛罵她心中的“淺薄的女權主義者”，情況就變得複雜了。帕格利亞的《性面具》(SexualPersonae)是我讀到過的探討性別與文化關係的一本最有份量的著作，簡單地說，帕格利亞反對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著名論點：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後天造成的，男性中心社會按自己的需要塑造女人，壓迫女人。帕格利亞把以上的論點顛倒過來了：她認為女人是天生的，男人創造出來的文明拯救了自己也保護了女人；若是女人充當了物質文明的主要承擔者，人類今天也許還住在茅草棚里。帕格利亞最後這一句話為許許多多的女權主義者所詬病，按她們的標準帕格利亞是偽裝的女權主義者。這或許也能說得過去。但是六十和七十年代女權運動的一些領袖人物到八十年代也表現出了某種程度的轉向，這種轉向是女權運動成熟後的反思還是迎合男權的回潮？這的確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於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女性奧秘》是美國第二次女權運動的經典，影響過整整一代人。弗里丹通過對著名女校畢業生生活道路的追蹤調查，發現受過最好的教育的美國婦女的人生目標也只是找個好丈夫，當賢妻良母。某屆畢業生返校日誇示於人的口號竟然是“我們嫁了一整打哈佛”。二戰後的美國興起一股把女人送回家中的暗流，特定的社會勢能塑造出了它所需要的女性奧秘：女人愛撒嬌，女人離不開家，女人對外面的事物不關心，女人最需要的是一個能原諒她的缺點、體貼她的丈夫。弗里丹揭示出所謂女性奧秘乃是男性中心社會精心策化的陰謀，目的是將女人鎖在家中。她鼓勵女性從社會給她的傳統角色派定中掙脫出來，除了發揮自己女性的因素外，還應該投身於適合於自己的社會工作，在創造中實現自身的價值。可是到了一九八一年，當弗里丹寫《第二階段》的時候，她對自己早先的較為激烈的姿態作了一些調整。她認為女權運動從七十年代開始出現了偏差，女權運動過於男性化了，女權主義成了女人想當男人的代名詞。女權運動過多地追求在男人的世界裡去獲取成功，沒有從正面去肯定男人和女人之間固有的差別，去擁抱和歌頌女性對於生活的特殊的敏感；女權主義的領袖人物對女人與生俱來的母性召喚缺乏回應，在家庭問題上有一個盲點。女權運動促使全社會去關注的反強姦問題、墮胎權問題、女性性感部位(**或**)的認定問題和男女平權問題等都顯得有些虛張聲勢，甚至維護婦女權益也並非美國婦女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六十和七十年代為了爭取男女平權，婦女運動常常忽視或者抹殺了兩性之間的差別，現在是正視和從女性的角度來肯定這些差別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