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蕘集
詩文集，明周是修撰。周是修，名德，字是修，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末，為霍丘縣學訓導。太祖曾召問他在家做什麼，他回答說：“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太祖喜之，升為周府奉祀正。第二年，遷周王府紀善，後改衡王府紀善，入翰林預纂修。他為官方正，好薦士，陳說國家大計。燕兵渡過淮河後，他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遭排擠但不為所動。京城失守後，他留書友人交待後事，然後具衣冠，入應天府學，參拜了先師，自盡於尊位閣，時年四十九歲。周是修學富五車，經史百家，陰陽醫卜，無不通窮。而且文思敏捷，援筆立就。他的著作甚多，有《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進思集》、《芻蕘集》等二十餘種，但多已散失。《芻蕘集》由其孫周應■編寫，初刻於萬曆年，清初因兵禍書板殘缺，於康熙時補刻，至道光時再次重刻。
周是修之思想不脫三綱五常、仁義道德的傳統，故集中多宣揚仁義道德之作。他任王府紀普時，著《保國直言》和《賢王修己十箴》以勸誘君王，他勸藩王要“明人倫、敬天理、忠君王、孝父母、和兄弟、正內外、任賢才、納諫諍、守禮法、安分限、知止足、恤貧苦、立善心、行好事、保名節”，做人則要“存誠、立敬、體仁、務勤、尚謙、守慎、行恕、知足、主靜、保名”。又有《戒惑箴》和《警隨箴》指出一般人在“言”“動”“思”“為”“樂”“憂”“取”“與“求”“愛”“惡”“讓”諸方面當做和不當做之事，做了不當做之事的必須立即糾正，否則必有禍患；還有當別人“喧”、“恚”、“昏”、“曲”、“逆”、“邪”、“薄”、“濁”、“酗”、“傲”、“偽”之於“我”時，“我”應採取正確的態度和應對之法。其立足點都是仁義道德。視之為立國、立身的標準。他還大談倫理綱常的好處。
如《綱常懿範》說：“該舉彝倫，囊括善類，綱領布、條目分，坦然易見。為人君者鑒之，則可以效法明王，追跡往聖，而力致於隆平也。為人臣則，觀之則可以景行先哲，希蹤前烈，而勉成於忠義也。為男者覽之，則可以感發造就，而遂其為男之志；無為女者聞之，則可以歆慕依仿，而修其為女之德。”故周是修對古今之忠節孝義之事讚賞有加，《馬進忠孝行傳》稱馬進忠尋祖骨而安厝之事為”豈非孝心純至，而神之助之，有如此乎，謂非賢者能之乎？”《康母陳氏貞節頌》贊康母陳氏“以懿德善行著聞昭代，蒙旌表之榮於高廟，發詠歌之音於詞林，足以感發正氣，足以激勵頹風”。周是修認為倫理綱常是與世俱來的自然現象，認為“人之有三綱，猶天之有三光也，有五常，猶天之有五行也，有仁義禮智信，猶天下之四時也。”（《廣演太極圖說》）
“天之生此民也，其性無不善，人之有性也，其理無不同”（《湖口飛方詩序》）。周是修常以人與獸相比，認為禽獸也有知禮義的，如《三義傳》記載了犬救主、雁護同類、鳥報恩三件異事，作者嘆曰：“古人皆雲，人而無禮無義，則與禽獸奚擇？是果可以一概論哉！……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騶虞之仁，王睢之別，皆性中之天，無間然也。”又如《飛練詩序》說：“以為犬之為物也，其智慧型勇義聞於前者已如彼，而飛練之材能智慧見於今者又如此，是可以常大比之哉？已而嘆曰：世之人賢良者何少？奸險者何多？當奉君臨事之際成懈怠而無成物之效，或狂躁而失進退之時，或詭隨以要功，或嫉能以乾譽者，比比有焉。……可以人而不如者乎？”人是萬物之靈，又讀書習道就更應講禮義了。從周是修的論述看，既勸戒君王，又教化人臣，倒也體現了他拳拳愛國之心，但可惜他平生只在王府里做個紀善，了不得動動筆桿，磨磨嘴皮。空有濟世之志卻無法施展。
周氏之詩多感懷傷世之作，《述懷》五十三首，效法魏晉，頗類阮籍，其主題感嘆人生如寄，世事無常。如“人世忽如寓，百歲苦不周。”“古來豪俠地，惟見水東流”，“多少英雄人，弄世不復還。貴賤其無主，嘆息未應閒”。“嗟彼世間人，生死無終窮”等。但是他的詩與阮籍詩相比就要遜色多了。阮籍在亂世飄零中，對人世艱難和仕途險惡有切膚之感，故詩中感情更真切，其憂患意識更有深度。周是修身處盛世，因個人仕途不遇產生的憂愁嘆婉就比之阮籍缺少力度，況且，他仍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能“披誠竭明主，天鑒亦非遙。願言光聖化，自古聽箭韶”，滿懷忠君報國之意，故其詩缺乏痛徹痛悟的深度。周是修的詩努力地仿效魏晉、盛唐，但因此反顯得詩味、詩情不足。如《田夫謠》寫農夫的辛苦，最後卻歸於理智的說教，對農民們安貧樂道、交納官稅；《種粟謠》表現農村的貧困敗落，卻將責任推到外出的“惰農”身上，所以作者有志學習唐詩表現民生疾苦，卻由於自身的立場感情導致詩歌缺乏真情實感。明初詩壇提倡復古，周是修也附會其中，但總體說來並不成功。惟有一些寫景小詩，如《太平洲》、《白水湖》等尚清新淡雅可供一讀。
周是修因反對永樂皇帝，著作在永樂時遭到禁毀。但由其作品的內容看，卻是維護封建統治的極好說教工具，故明清之後多次重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