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年表
1938年生於河北省玉田縣。
1956年在北京第十一中學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同年分配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工作。
1966年被任命為電台理論時事組（部）組長。
1976年被任命為電台科技組（部）組長。
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為“文革”後全國恢復聯考制度後的第一屆研究生。
1979年，在《人民日報》發表揭露黑龍江王守信貪污集團長篇報導《觸目驚心，發人深省》，提出要解決“文革”對黨風的嚴重破壞問題；同年給中央寫了《首都城建中的問題》的內參，直接促使中央在1980年4月對北京城市建設作出四條重要批示。
1980年，翻譯美國新聞採訪學專著《新聞報導與寫作》一書，由北京廣播出版社出版。
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碩士學位；同年分配到《人民日報》工作。
1982年，新聞學專著《新聞採訪方法論》出版；發表長篇通訊《現代化覺悟》，提出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問題；發表經濟述評《水，讓我們重新認識你》，提出必須重視北京的缺水問題；發表述評《重視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
1983年，發表了記述李瑞環同志親自領導實施的“引灤入津”工程的長篇通訊《背水之戰》。
1984年，發表文章《需要你——軟科學》，提出要重視軟科學研究的問題，為一年後的全國軟科學大會做了輿論準備；發表記述我國最早搞“包產到戶”的溫州市永嘉縣原縣委書記李雲河、原縣委辦公室主任戴潔天事跡的報告文學《已是山花爛漫時》，從歷史的源頭和發展過程上印證了中國農民這一偉大創造的生命力。
1985年，與他人合著的新聞學著作《時代的藝術》出版；發表先進人物張在勇的長篇通訊《面對生活不等式》，提出進入改革開放之後人們如何對待生活中的若干“不等式”問題。
1986年，擔任《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同年採訪當時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鎔基同志，這位後來的總理當時是第一次在中央黨報上亮相，在這篇專訪中，報導了他重視“巨觀調控”的經濟思想。
1987年，發表《理一理思路》，全面概括和闡述了我國經濟改革的框架和思路。
1988年，新聞學專著《新聞採訪方法論》獲我國社會科學著作最高獎——首屆“吳玉章獎金”優秀獎；發表《社會公平的辯論》上下兩篇，就當時社會最熱的“分配不公”問題進行了全面的分析；發表《不同評價緣何而生——試析對當前改革形勢的認識》，全面分析了改革引發的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分歧，為社會由此可能引起的動亂髮出了警號；同年和范敬宜、陳柏生、吳昊等同志一起組建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並擔任常務副會長。
1989年，發表《首鋼啟示錄》，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應堅持正確方向；同年出版長篇報告文學《滄海?桑田?樂園》和改革叢書之一《中國新聞傳播媒介發展大趨勢》。
1990年，擔任《人民日報》編委；同年在關於湖北襄樊經驗的報導《中觀經濟的突破》中，提出了“中觀經濟”的理論概念，並做了初步的闡述。
1991年，獲我國新聞記者最高獎“范長江新聞獎”；同年，在對東風汽車集團的報導中提出了加強大企業集團的重要性和打造大企業集團的思路。
1992年，經過上一年第四季度的醞釀，“中國質量萬里行”出台，作為組委會主任，發起和組織指揮了這一大型社會活動，在該活動中，提出質量工作中的“鏈條”，並對“質量的市場保證體系”做了闡述，提出解決質量問題的“上溯一級責任”原理；同年6月在北京成立中國第一個名牌企業組織——馳名商標保護組織，並擔任這個組織的主任，該組織的成立大會在中國首次發表了全面闡述名牌和名牌戰略的檔案《名牌宣言》，從這一年起，開始積極倡導名牌戰略。
1993年，新聞學專著《新聞寫作方法論》出版；撰寫《人民日報》社論《為增加農民收入而努力》，提出要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農村工作的中心目標；同年在福州召開的馳名商標保護組織年會的主題報告《我們要做開路先鋒》中，闡述了名牌企業的地位和作用。
1994年，在對春蘭集團的報導和相關的理論文章中提出並闡述了“資本運營”這一理論概念，為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後來的資產重組提供了理論根據和實踐經驗；同年春天在海南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名牌戰略研討會，經過薄一波同志首肯，提出了“創造名牌，宣傳名牌，保護名牌，發展名牌”的方針，並圍繞此方針，制定了實施名牌戰略的三個理論性檔案《國家實施名牌戰略建議書》、《地方實施名牌戰略建議書》、《企業實施名牌戰略建議書》；同年11月在四川成都主持召開了首屆全國名牌大會，提出名牌是宏偉的社會事業，需要全民族各類主體形成合力共同操作，這次大會還推廣了四川實施地方名牌戰略的經驗。
艾豐1995年，總結山東省濰坊市的經驗，撰寫了《人民日報》社論《論農業產業化》，在全國引起很大的反響（1997年又寫了《關於農業產業化的提法》一文，澄清了對這一概念的疑問，後來這一提法被吸收進黨的十五大檔案）；同年11月在安徽主持召開了第二屆全國名牌大會，會上做了《國際競爭和名牌戰略》的報告，在我國第一次從國際競爭的角度闡述了名牌戰略的重要性，名牌戰略的內容被吸收進當時正在起草的國務院《質量振興綱要》中。
1996年，任《經濟日報》總編輯。
1997年春，提出了我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論述，指出經濟實現軟著陸之後，出現了全面的買方市場，必須擴大需求，此內參得到了朱鎔基的肯定；同年組織了武漢資本運營的連續報導，提出資本運營是搞活國有企業的一把金鑰匙；組織了“黃河斷流萬里探源”大型採訪，並向中央寫了關於如何解決黃河斷流問題的情況匯報，朱鎔基和溫家寶都做了重要批示。
1998年，當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同年夏天，向中央送交了關於“小城鎮，大戰略”的建議，受到中央重視，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檔案增加了相關內容。
1999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作大會發言《重視和加快城鎮化》。
2000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作大會發言《東中西一體化，促進西部大開發》；同年，《艾豐通用文庫》之一《世紀宏論》、之二《中介論》、之三《三做談》、之四《古今說》出版。
2001年，《艾豐通用文庫》之五《名牌論》出版；同年組織“中國企業管理培訓推進行動”，並正式實施。
2002年，受聘擔任中國名牌戰略推進委員會副主任（從1996年開始擔任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副會長、中國質量協會副會長，後又擔任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名牌培育委員會主任等）。
2003年，組建中國發展研究院，並擔任院長。
2005年底，若干單位組建“品牌中國產業聯盟”，被推選為聯盟主席。
2006年8月8日，“品牌中國總評榜”公布，通過200多萬網民投票和100名專家評定，被評為“中國25大功勳品牌人物”。
2009年12月18日，以中國品牌之父、品牌中國產業聯盟主席身份，被評為“品牌中國60年60位品牌功勳人物”。
主要作品
1977年開始發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著有報告文學、散文集《思考的筆》，報告文學《背水之戰》、《王守信集團破獲始末》，長篇報告文學《滄海·桑田、樂園》，格言集《智慧人生》，系列雜文《旅遊雜侃》，專著《中介論》，電視專題片撰稿《世紀的挑戰》(已錄製播出)，主編《新聞文化研究》等。專著《新聞採訪方法論》獲中國社會科學吳玉章獎。
我國新聞記者最高獎首屆“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我國社會科學著作最高獎首屆“吳玉章獎金”獲得者。曾積極發起、參加、組織和指揮了多項有重大影響的社會活動。在“中國質量萬里行”活動中擔任組委會主任，“名牌戰略”活動中擔任馳名商標保護組織主任，現在又以組委會主任的身份組織和推動企業管理培訓活動、中國名牌培育活動等等。艾豐還在新聞、經濟、政治、哲學、文化等諸多領域進行學術研究並有頗豐的著述。
主要貢獻
在中國新聞界諸多名家中，艾豐是頗有代表性與特點的一位。他大器晚成者，起點高，步履大，從讀研究生到任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再到走上經濟日報總編輯領導崗位，是改革開放20年間迅速成長，成熟並卓有建樹的一個突出代表。 艾豐是在四十歲上下才開始在新聞界形成自己的影響，比起中國新聞界的一些名記者、名作家、名評論員，他的成名年齡明顯偏晚。艾豐的成名原因，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
時代的束縛與促進作用
艾豐艾豐從1961年到1978年，這十七年間他的工作單位是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在這期間，他先因工作出色被列為重點培養對象，又作為首批“四清”工作組的的組長搞了一年半的“四清”工作；曾被提拔為理論時事組組長，相當於報紙的部主任這個職務，也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整改了兩年。文革結束後，又回電台幹了兩年。經歷不可謂不坎坷，整整十年，別說他個人難以成名，整個新聞事業都呈全面的退步狀態。再者說，電台這個崗位，雖然他也幹得比較出色，可是影響仍然不大，與那個時代電台在整個社會上發揮的作用不大是分不開的。傳統媒體報紙一直在那個階段的新聞事業中占主導地位，而電台則基本上是報紙的有聲版，很難有代表自己看法和思想的東西，電台的記者更難以有什麼作為。所以說，艾豐前些年沒能出名，是崗位的原因，也是時代的原因。但是改革開放以後就不一樣了。這個階段，越來越重視經濟發展，注重經濟報導，尤其是經濟報導除了傳播經濟信息以外，還在撥亂反正、推動改革開放、促進社會轉型、保護改革人物、干預經濟生活特別是巨觀調控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這個階段特別需要懂經濟、也懂新聞的專門從事經濟報導的新聞工作者。艾豐才得以在這個階段脫穎而出。不能不說，他的成名與否與時代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
合理的知識結構
青年時期對艾豐的成長也有很大的影響。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看。第一是中學時代打下的文化基礎比較好。那時學校的教育比較正常，他在中學時期的知識結構比較全面，門門五分，沒有偏科。到了高二還不知道自己將來要考什麼，物理老師讓他考物理，數學老師讓他考數學，語文老師讓他考中文，到了高三第一學期，碰見語文老師，那是一位作家，對艾豐說，你就當記者吧，第一你可以寫文章，另外記者可以到處跑。後一句話把艾豐給說動了，高中畢業就考了新聞系。可以說，正是這種在中學階段打下的全面牢靠的基礎，使他在後來的學習工作中，能得心應手地駕各種題材。1978年艾豐參加全國科學大會，以及後來和一些研究尖端問題的自然科學界的學者對話，用的都是中學時代學的基礎知識。正常的中學教育使他打下了一個比較好的知識基礎，使他終生受益。
除了重視各門學科全面發展以外，艾豐還非常重視社會活動，從中學到大學及後來參加工作，艾豐都很注意參加社會活動。從初一起就當學生幹部，當過學校的團委副書記，學功課和搞社會活動是倒四六開，回家還得幹活，沒有時間讓他悶頭看書。工作的時候，他也是非常關注社會問題，所以他的策劃的許多活動後來在全國都能有很廣泛的社會影響，像中國質量萬里行等等。
記者要做一支思考的筆
艾豐作為學者型的記者，艾豐極力提倡思考，他最忌諱的就是別人把記者稱為筆桿子，認為筆桿子就是沒頭沒腦的，別人怎么說，自己就怎么記，所以他把他的新聞作品集命名為《思考的筆》希望大家要做也做一支"思考的筆"。他推崇范長江的這句話：記者要窮畢生精力去研究幾個問題。艾豐認為，研究問題就是要思考，艾豐說記者有三個任務，第一個是報導，第二個是解釋，第三個是預測。要完成這幾個任務，哪一個也離不開思考。艾豐還說，新聞行業是"五說"行業，最先說話，說自己不甚懂的事情的話，公開說話，迅速說話，還要經常這樣說話。這"五說"加起來，難免要說錯話，這就需要記者"更嚴格地要求自己，把自己的本事練得更硬"。這些都是艾豐勤于思考的佐證。
艾豐思考的深度還體現在他對新聞理論的貢獻上。艾豐在新聞學方面的著作成了許多大專院校文科學生的必讀書目，諸如《新聞採訪方法論》、《新聞寫作方法論》《新聞採訪概論》《中國新聞媒介發展大趨勢》、《記者的素養和技巧》（合寫）、《新聞報導與寫作》（合譯）等。特別是他寫的《新聞採訪方法論》曾獲吳玉章獎，第一次把新聞採訪和哲學名詞方法論聯結起來，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原理研究採訪，既總結了我國新聞記者證採訪經驗，又借鑑了外國學者探索的最新成果，把新聞採訪學研究從經驗性上升到學術性，並建立了自己的體系。在這之前，學術界包括新聞界一直有一種看法，就是新聞無學，可以說這次艾豐用這本書打破了這種說法。正因為他在新聞采寫的實踐過程中比較重視方法論的套用，所以采寫起來才能得心應手，創作出有強烈個人特色的作品來。
強烈的個性色彩
1. 求新意識
艾豐的作品都很講究新意，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寫作的思路上都是這樣。這裡的求新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對報導過的內容力求新的概括”。
第二個方面，就是善於從新的角度和層面表現對象。
第三個方面就是善於提出新的見解。
2.立體思維
記者的立體思維是一種創造性的新聞思維，立體思維是採用空間思維的方式，對於一個認識對象，進行多方位、多層次、多角度的思考和探索。因此，記者的立體思維也可以叫做記者的全方位思維。
艾豐在經濟報導中的立體思維主要表現在這樣雙面說理和多側面報導這樣兩個方面。
首先，艾豐在分析複雜的經濟現象時注重說“雙面理”，不裝腔作勢，借“權威”唬人。
其次，艾豐第一個提出要進行多側面報導。所謂多側面，簡單地說就是既反映成績也提出問題，既表現優點也不避諱缺陷，也就是辯證地看待問題。對這個多側面，不能機械地認為是優點和缺點半斤八兩地來寫，而是在如實的描寫事物時反映出事物人物的多個側面。
3. 語言的理性思辯色彩
艾豐再曼妙的構思都離不開語言這個載體，都要通過語言與大家見面。而艾豐作品中的語言與通常我們見的優美的描寫、抒情性的語言不一樣，是一種溶入了理性的思辯色彩的語言。像“一個人的缺點往往是他優點的延長”、“改革者常處於兩難之地。傳統的道德，舊的體制，不容，不喜歡鋒芒畢露的人。而要刺破舊觀念、舊體制的厚皮，不露點鋒芒又不行。”這樣的語言，充滿了思辯之美。語言是思想的直接表現；深刻的思維往往需要相應的語言來表達，艾豐之所以被人稱為是學者型的記者，與他的作品中體現出的理性思辯色彩也是分不開的。正是這些理性的思辯色彩，使得枯燥的經濟現象有了學理的情趣，也使得新聞作品有了指導工作的深遠的價值。在此，艾豐追求的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最高境界——理論與新聞的結合。艾豐有一段話講的就是理論與新聞的關係——“從時間的角度說，歷史是新聞的對立面，從思維反映現實的角度講，理論是新聞的對立面。理論追求的是對事物高度抽象的概括，新聞追求的是對事實非常具體的寫真。理論的價值隨著時間的延伸而更加明顯，新聞的價值則是一瞬即逝的匆匆過客。”
責任心和風險精神
1996年，艾豐在《最重要的是什麼》中強調，“年輕的同行常常問我：‘做記者最重要的是什麼？’我總是毫不猶豫地回答：‘社會責任感。’”這是對一般新聞從業人員的要求，也是艾豐對自己的嚴格自律。像《水，讓我們重新認識你》這篇文章就是一種強烈的責任心驅使艾豐寫成的。艾豐在山區呆過，那裡的農民過著非常缺水的生活，一盆水要用幾次，先洗臉，洗碗，再做豬食。平時他們不洗臉，乾旱的時候甚至用樹葉把一滴一滴泉水引進水桶。然而回到城裡一看，人們對水的浪費太大，所以艾豐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收集資料，進行研究，反覆思考，最後寫成了這篇《水，讓我們重新認識你》至於風險精神，在很多地方都有體現，像《不完整的答案》，揭露的是廣西藝術學院黨委書記在女兒聯考時幫其作弊一事長期得不到解決，屬於要捅文革的遺留問題。而艾豐是隻身一人，去從未去過的邊遠地區，批評涉及的又是當地黨委，弄不好，很難從那裡脫身，吃不了兜著走。可是後來憑著風險精神，半個月後寫出的《不完整的答案》在人民日報上一發表，讚揚的信一封接著一封，甚至還有人對艾豐說“你要是在廣西競選全國人大代表，可是得全票。”這樣的知名度從何而來？如果有一個記者總想成名，而任何有風險的題目都不去做，那他恐怕是很難成功的。艾豐的很多作品在採訪過程中都可謂是困難重重、沒有一點風險意識的話，他也很難采寫出具有新聞價值的作品來，惶論成名。
總之，艾豐在理論界有很多貢獻，新聞理論、哲學領域和經濟領域都有所建樹。某些獨到的見解，是他取勝的關鍵。在《知識、能力和素質》中艾豐曾作過這樣的比喻：“知識像樹葉，能力像樹枝，而素質就像樹幹。……有的人的失敗，並不是在於他的知識不多，能力不夠，而在於當他的知識和能力繁茂起來的時候，他的樹幹沒有粗壯起來，於是風一吹就倒下了，或者是樹幹太細，運送的營養不夠，樹葉和樹枝萎縮了。”排除時代的客觀因素來看，主觀上注重“素質”的積累是艾豐成名的主要原因。
人物評傳
艾豐評傳歷史好像是一條長河，人類好像在河中航行的船，坐在船上的人，有的人是坐船的人，有的人是划槳的，艾豐是屬於划槳人的範圍。 —— 經濟學家 魏傑
讀了艾豐的評傳，你不能不承認，記者的生涯中也可以有創造，也可以充滿著創造，甚至於也可以使記者的生涯成為創造性的生涯。 —— 中宣部原常務副部長、著名作家 徐惟誠
“想總理想的事情”，敢於這樣“夫子自道”，而且能夠真正這樣去實踐的，可能只有艾豐。這正是艾豐的可貴之處、可愛之處。 —— 《人民日報》原總編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范敬宜
我想引《菜根譚》上的一句話作為對艾豐的印象：“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 —— 海爾集團CEO 張瑞敏
艾豐，何許人也？
他是知名報人，歷任《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編委和《經濟日報》總編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親歷許多重要經濟事件，采寫了眾多有影響力的報導；他寫作的新聞學入門教程是中國大學新聞系最流行的教材，盛行十年不衰。
他是“中國質量萬里行”第一任組委會主任，策劃、發起了這一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延續至今的活動。
他是中國第一個名牌組織——中國馳名商標組織主任，被譽為“中國名牌之父”。
他是企業界的良師益友，曾為海爾、長虹、青島啤酒、鄂爾多斯、郎酒等眾多著名企業提供戰略與文化諮詢。
他是頗有建樹的經濟學者和哲學家，他提出的關於農業產業化、名牌戰略、資本運營等重要觀點，屢為中央決策層重視和採納，其著作《中介論》在哲學圈內外激起波瀾。
作為著名報人、品牌專家、策劃大家與經濟學者，艾豐經歷之豐，成就之繁、風格之異，在中國新聞傳媒界恐怕絕無僅有。本書既可說是傳媒人物傳記，也可說是財經人物傳記。艾豐對經濟學界、企業界影響甚深，被稱為“影響中國發展進程的人”。
在改革開放—中國崛起巨變的時代，艾豐始終站在風口浪尖，以開放的心態和實踐的精神，推動著時代的變革，引領著潮流的方向。艾豐是改革開放之後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敏於思而篤於行，生性狂放率真，多年來，風雨褒貶始終交織其身。本書以他的豐富經歷為切入口，記錄了許多珍貴的往事，展現了中國社會轉型時期過渡態知識分子的生存方式和心路歷程。
通過《一個記者能走多遠：艾豐評傳》這本書，我們可以了解剛剛過去的風雲激盪的三十年中許多重要事件的台前幕後、許多重要政策的出台過程以及社會的發展進程。
范長江新聞獎歷屆獲獎名單
| 范長江新聞獎於1991年設立，是全國中青年記者的最高榮譽獎，最初每三年評選選1次，從1998年開始，每兩年評選1次，截至2005年共評選了六屆。從第七屆開始改稱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做本任務人物詞條，請從人物簡介、主要事跡、代表作品、信息模組等幾方面具體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