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敘
聶文郁先生先後任過西安《民意報》編輯、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西安分會理事、青海省第一中學校長、青海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青海師範大學教授、青海師範學院副院長等職。曾先後兼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理事，青海文學學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青海省委副主委。
他早年苦讀，中歲流離，晚年勤耕。在他生命的最後的10年時光里，撰寫出版了《王勃詩解》、《元結詩解》、《曹植詩解釋》、《阮籍詩解釋》等學術專著,發表了大量學術論文，撰寫了大量的講義、詩稿、專著遺稿。他治學嚴謹、筆耕勤勉；正直謙和、誨人不倦；儉樸廉潔，砥礪名節；大力興學，始終不渝。1988年春，他身患絕疾，治療無效，終於放下了一生緊握的筆，忍痛永別了他終生所熱愛的事業和翰墨生涯，享年80歲。
聶文郁先生的身後，留下了一條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努力追隨中國共產黨，追求真理的人生軌跡；留下了紮根高原，獻身教育，生命不止，奮鬥不息的可貴精神。深為青海學子所敬重。原青海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同志詩讚曰：“簡衣素食不為家，獨上崑崙去種花。樂在無聲勤闖業，流光隱處照天涯。”這是對聶文郁先生大半生執著高原教育事業的真實寫照，亦是對他的最高讚譽。
風雨滿目起神州 報國青春似水流
1909年11月25日，聶文郁先生出生於山西省原平縣西常村一個比較富裕的農民家庭里。因生於酉年酉時，取名“酉酉”。7歲入學塾受教，起學名為文郁。10歲轉入本縣白水村國小，日夜跟隨表叔董士元學習古文、算術。因其聰慧，立志向學，以優異的學績完成了初國小業。初小畢業後，其家父意欲讓他到口外學商，但他志不在學商而在學文。
由於他的堅毅意志，窮追不捨的精神，取得親友的支持，說動其父，以第三名的考試成績進入原平高小。高小三年，他讀完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史鑑節要》、《東萊博議》、《論說指南》等儒學典籍，同時亦瀏覽了《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大量古典小說。這為他以後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習、教學與科研打下了基礎。
1927年夏，聶文郁先生升入山西省崞縣中學。得良師指導，開始接觸新文學和新思潮。他閱讀了中國進步作家的《吶喊》、《彷徨》、《迷羊》、《反正前後》、《子夜》、《新潮》、《新青年》等小說與刊物。同時涉獵了《母親》、《一周間》、《煤油》、《石炭王》等外國名著。這些新文學，對他的思想轉變，開拓知識視野和以後的文學創作都獲益匪淺。1928年，國民黨軍警到學校逮捕了黎玉等7名學生。聶文郁先生對此事憤懣不平，並對7位同學表示同情。當他知道這7位同學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地下組織成員時，他不避風險前往探監，並捐贈銀元1元。當7書生被解押省城太原時，他含淚趕至縣城城郊送別。此後他毅然與共青團地下組織成員陳志中交往，組成讀書小組，閱讀好書和進步書籍，討論時事，保護黨組織的宣傳品，準備重建學校團組織。後因時局動盪，人事變更而未能遂願。但在他人生的歷程中，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
1930年，他離家到北平，以第一名考中河北省立十七中學。該校是當時北平最好的三所（北師大附中、北京四中、河北省立十七中）中學之一。他離家毅然赴燕時，志在報考北京大學預科，但因山西的中學當時所設課目不全，有多門課程他沒有學過。為了實現志願，他在考試前半年在北平日夜刻苦自學英語、數學、物理和化學等課程。白天攜帶燒餅去松坡圖書館自修，晚上吃點粗茶淡飯，又學至深夜。後因取消北大預料，不得已才投考高中，考試完畢已身染重病，兩月方愈。能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十七中學實屬不易。可見先生青年時期刻苦自勵、志在必得的堅強意志。
“九·一八”事件爆發，正在中學讀書的聶文郁先生正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他與同學們奮起奔走呼號，宣傳抗日救亡，愛國不甘人後，並隨同北京各大中學校的學生扒車前往南京請願，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請願雖無結結果，卻從而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荒謬性與反動性。
從此以後，聶文郁先生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1932年春，詩人於賡虞先生組織詩社，號召人們學寫新詩。他參加了新詩社並創作《蒙蒙的細雨》一詩，與胡適、劉半農、周作人、汪靜之等新詩界著名人物的詩作一起收入《新詩資料集》中。是年夏，他又在天津《大公報》“小公園”副刊發表了他的處女作《常遇春的故事》。從此以後，他就與翰墨生涯結下了不解之緣，陪伴他走過整整半個世紀。
1933年，聶文郁先生考錄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時日軍已占領離北平僅39里的通州，日機開始轟炸北平城區，形勢已萬分危急。國內戰爭頻起，貨幣貶值，經濟破產。國難家劫，交織踵至，斷絕了經濟來源的聶文郁先生，覓債度日，境況慘迫。幸得少數同學和鄉友的資助，方得勉強入學，以後他又以半工半讀和寫稿的稿酬維持生活，堅持讀完了大學，1935年，他懷著滿腔愛國之情，積極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並擔任糾察隊員，多次同反動軍警的水龍、警棍、大刀展開搏鬥，表現出一個青年愛國志士的大無畏精神。在大學期間，聶文郁先生在親身實踐中鍛鍊得更為成熟了，他憂國憂民，愛憎分明。他在當時所寫的詩中道：“辜月街頭行客少，黑風吹斷玉帶橋。可憐東北流浪者，乞討聲聲口唇焦。”表現了他對國家形勢的憂慮和對淪陷區人民的深切同情。從而促使他立志要在教育領域裡一展宏圖，尋覓出一條教育救國的道路。
1937年，京、津將陷於日軍的鐵蹄之下，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刻，聶文郁先生大學畢業，走向百孔千瘡的多難社會。他不甘當亡國奴，離開北平回到山西原平老家，想藉故園一方熱土傳授知識，實現教育救國的宏願。但不久，日本侵略軍又深入山西原平縣，縣城被圍。他幸出重圍以後，爬山涉水，千里奔波，歷盡艱險，幾經輾轉才到達西安，在《民意報》謀得編輯之職。
1937年12月，聶文郁先生與共產黨員劉熹亭、著名作家丁玲等人發起組織了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西安分會，被選為分會理事。並在該會刊物《西北文藝》創刊號上發表小說《血的代價》。此後，他先後在《西北》文藝、《西北論衡》等刊物發表詩歌、小說、雜文、短評和文學評論等文章約六七十篇之多，在《山西國民日報》連載長篇小說《金戒指》。這個時期是他一生中第一個創作高峰期。他運用手中的筆，積極宣傳抗日主張，揭露蔣介石假抗日真內戰的醜惡嘴臉。
但是編輯工作並非他平生素志，投身教育才是他真正的追求。故而從1938年起到1948年夏，他辭去編輯之職，先後到陝西洋縣國立七中、銘賢中學和東南中學擔任國文教師。
他學底深厚，教學認真，為人師表，深得學生敬重。由於他思想激進，追隨真理，曾多次被校方解聘。猶如蓬草，任風吹盪。
抗戰勝利以後，內戰又起。聶文郁先生越來越認清了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真面目，對國民黨反動派表示了厭惡和唾棄。1948年秋，舉家西遷，從西安來到高原古城西寧。經岳父杜汝濤引薦，到西寧湟川中學任教。只教了一段時間，又因與校長政見不合而被解聘。生活無著，陷入了山窮水盡的境地，真有“涕淚漣漣問蒼穹，何處是我米糧鄉”之感憤。
聶文郁先生一身正氣，在漫漫長夜中尋覓教育救國道路，但與舊中國正直的知識分子一樣，空負才華，不為所用，空有壯志，不能酬國，理想一個個破滅，追求與現實相背，一腔熱血盡付東流。
躬耕默默營桃李 宛似高山一曲歌
1949年9月，青海解放。聶文郁先生欣喜若狂，他與青海人民一起奔向街頭，迎接開進西寧城的解放軍。他和教友羅弼卿在街上與部隊楊紹雄連長相遇（楊系羅的學生），當晚又和羅弼卿前往解放軍駐地，請求連隊給他們贈送毛主席著作。他們當時帶回毛主席著作六七篇，如獲至寶，挑燈夜讀直到天明，一口氣讀完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去掉幻想、準備鬥爭》等毛主席著作。讀後心情激動，精神為之一振，始覺原來真理在共產黨手裡！當即賦詩，以抒其志：“雞鳴五更天拂曉，東方紅日照心頭。越學心中越堅信，中共救國有佳謀。”並至為感慨地說：“朝聞道而夕死，吾願足矣！”
學校軍代表在學生中了解到聶文郁先生是一位進步教師，決定讓他代表西寧學界參加慶祝西寧解放萬人大會主席團。次日，他在慶祝大會上，走上主席台，代表西寧學界發了言。
明媚的春光和幸運之神終於降臨到半生飄泊的聶文郁先生身上。從此，他跟定了共產黨，在青海教育園地里拓荒、耕耘。
1950年，黨組織派聶文郁先生著手西寧市各中學合校工作，並任合校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兩月之內，將西寧中學、崑崙中學、西寧職業高中合併入湟川中學，成立了青海省第一中學。組織委任他擔任了該校第一任校長。他殫精竭慮，不捨晝夜，為整頓校風、聘請教師、提高教學質量，辛苦勞作，樂而不疲。在他培養出的一批又一批學生中，有許多學生後來成了青海省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棟樑。
1956年夏，省委省政府決定成立青海師範專科學校，省文教廳抽調聶文郁先生擔任學校中文科副主任。由聶文郁、李萬義，李柏琴等三位先生組成三人小組，聶文郁先生為小組召集人，負責師範專科學校的籌建工作。建校之初，一無校舍，二無師資，條件十分艱苦。他們邊籌備，邊招生，邊上課。當時，借了一批師資，當年即招收了中文、數學兩個班，辦起了高校。聶文郁先生除了處理日常事務以外，還兼授文藝理論課程。自編講義，邊學邊教，每日夜裡一點鐘以前從沒睡過覺，以至積勞成疾，身患尿血重病，住入醫院。
1958年，青海師範專科學校改為青海師範學院，聶文郁先生任中文系副主任之職，與院黨委書記任琛同志和原師範專科學校校長王澤同志一起，前往西寧城西郊楊家寨，斬棘劈荊，勘定未來的大學校址。爾後，中文系又搬至紙坊街，到1964年才遷入新校園。當時一無操場，二無取暖設備，教室簡陋，人才奇缺，困難重重，不一而止。就在這樣極為困難的條件下，聶文郁先生領導全系師生，團結合力，招收了兩個 本科班，兩個專科班和一個新聞專業班，共300多名大學生。他身兼數職，堅持上課。
建校不久的青海師範學院，面臨著校園建設、籌劃師資、尋求生源等一個個難題。要建立一所正規化的學府，建設一個完備的專業系，必須要以雄厚的師資力量為保證。然而當時的中文系師資力量卻極為薄弱。上級部門有計畫分配到學校的數量遠遠不能滿足工作需要。即使分配來的教師，也有相當一部分不能立即勝任高深的高校教學工作。他下定決心走自己培養的道路。
在五、六十年代，不惜工本選送了一批青年教師到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上海、廈門等地的院校進修。在校內，請姜書閣等老教授給青年教師上課，用以師帶徒的辦法提高教師業務水平。又從畢業生中選撥一批品學兼優者留校任教，培養成為教育接班人。
這些培養和進修的教師，在多年的教學工作中不斷地總結經驗，取長補短，積極進取，成為教學骨幹，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結合的師資隊伍，從而壯大了師資力量，大大提高了辦學水平。
生源的極端緊缺是建校以來學校面臨的又一個難題。學校辦起來了，老師請來了，但是沒有學生來上學又如何能稱之為學校呢？面對這樣的處境，聶文郁先生與學校領導一起出主意、想辦法，“出去請，請學生來上學。”他派教師走出校園，到河南、陝西、上海等地勸導青年學生來開發大西北，一批批學生紛紛自願來到青海。聶文郁先生與他們談人生、談理想，使學生樹立起克服困難的信心，問寒送暖，使他們深為感動，終於熱戀起這塊待開發的黃土地。從此以後，每當金秋時節，學校用鮮花與微笑迎來一批批省內外的學生；又在百花爭俏的時節，送走一批批去塑造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們象一顆顆優良的種子，在青海高原這塊黃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春夏秋冬，為了青海師範學院，為了那些可愛的青年們，一盞舊式的檯燈伴他度過多少個不眠之夜，又有多少個日子他迎來了黎明的第一縷霞光。
在幾十年創業的艱苦歲月里，聶文郁先生有歡樂，也有辛酸。在那反右派、“撥白旗”的年代，他曾因直言敢諫，差點被打成“右派”；在人們頭腦發熱的1958年，他也曾不得不忍痛放下手中的教鞭當了煉鋼工人；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他全家和全系師生一起喝“代食麵”糊糊，到西山火燒溝開荒種地，共度難關；在建設校園中，這位年已50開外的老人，更是以身作則，和全系師生們一起搬磚擔砂，平整操場，幹著年輕人都覺吃力的體力活卻從不嫌一身髒，沒喊過一聲苦。苦與累是當然的，但他心裡感舒暢，高興。那頑強的拼搏精神，對事業的執著追求精神，使學子們欽佩不已。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聶文郁先生和千百萬知識分子一樣，未能倖免。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掛牌遊街，被關進“牛棚”。編入“牛鬼蛇神”隊，被管制勞動。不久，又凍結了他的工資、存款，並被掃地出門，被迫遷出校園，移居西寧市尕莊西台子。全家8口人住在3間破爛的平房內困居長達10個春秋。子幼妻病，貧病交加，數十年日積月累的詩文、講稿、資料卡片，也因屢經翻箱倒櫃被毀掠一空。他當時的憤激之情，幾難言喻。
他不得不怯談國事數花朵，忍棄專長誦外文。
從“牛棚”被放回以後，不甘白白虛度光陰的他重新開始攻讀英語，天天堅持，書聲琅琅，十年如一日。他在西台子主動辦起了中學生英語補習班，自告奮勇擔任英語教員，和西台子的左鄰右舍建立了真誠的感情。
在那段令人心酸的日子裡，有講不完被傷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儘管生活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他始終相信黨的政策，相信共產黨的力量，同樣，也相信他自己。在一次被“紅衛兵”圍斗中，他斬釘截鐵地說：“我俯仰不愧天地，功過自有春秋！”
解放以後，他一次又一次地放棄了待遇優厚、工作條件優越的一些著名大學的聘任，決心將畢生的精力奉獻給青海人民的教育事業。正如他的詩一樣：崑崙峨險可為家，滔盪河湟應種花。三紀如馳心更壯，思留火種照天涯。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乎險遠。人生的道路和事業不是一帆風順，會遇到各種驚濤駭浪、逆流、險灘。然而，只有不畏風吹浪打，敢於揚帆之人，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磅礴氣勢，才能領略到前進途中的山水風光，才能駕駛著生命之舟，到達理想的彼岸。聶文郁先生正是這揚帆之人，他在艱難之中創造著人生的自我價值。
誰道青陽徒迫歲 精忠為國獻吾身
十年浩劫過後，聶文郁先生已年屆古稀，又煥發青春，將其餘年獻給教育事業。1977年他重新恢復工作，擔任青海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1978年下半年，他毅然擔負起培養首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生的重任，招收7名研究生。這項工作對他是極為繁重的。他親自製訂教學計畫，為研究生指定讀書篇目，親自授課，檢查讀書筆記和背誦情況，還要經常過問和關心研究生們的日常生活，為之排憂解難。他每次給研究生講課都長達三、四小時。除此以外，還擔任了大學本科提高課和專題課的授課任務，先後給幾屆本科畢業班講授了《詩經研究》、《李白》、《元結詩歌的思想性》、《初唐四傑初探》、《古代詩歌注釋問題》等專業提高課。他功底紮實、深厚，講課深入淺出，妙趣橫生，使學生深獲教益。
1980年，他被晉升為中國古典文學教授，1982年擔任青海師範學院副院長，同時兼任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青海省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儘管政事繁忙，席不暇暖，但他還是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教書育人和學術著述上，在古稀之年，爭分奪秒，不捨晝夜。
作為一位功底深厚的學者，他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湧現出來的。在風調雨順的政治氣候下，他積鬱已久的寫作熱情似噴泉一樣爆發了出來。他從1978年開始收集、整理資料，動手學術專著撰述，計畫在他有生之年，完成5部專著，他常以“日暮趕路程”的詩句來激勵自己，以耄耋之年而筆耕不輟。在短短几年內，他辛勤的汗水，結出了累累碩果。試看下面的時間表：
1980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勃詩解》；1984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元結詩解》；1985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植詩解譯》；1987年完成《阮籍詩解釋》，1989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時，先生已逝世有年；1988年，在他身患絕症的最後一年裡，他自知彌留人間的時間不長，更以頑強的毅力在與死魔拼搏中堅持著述。在醫院裡，就連同房的病友也為之感嘆不已。終於完成了他計畫中的第5部專著《楊炯詩解釋》，在他去世前三天，他從昏睡中醒來，還強忍痛楚，在病榻上支撐著極度虛弱的身軀，用顫抖的雙手，最後審定了這部書稿，在場的人無不為他這種頑強的精神而感動涕零。在他完成計畫中的5部專著的同時，還在省內外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聶文郁先生治學嚴謹，一絲不苟。他常說：“寫書不是為了成名，而是為青年們學習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架橋引渡，須儘量減少疏漏，不誤人子弟。”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當他的第一部專著《王勃詩解》出版後，曾引起省內外學者的注意和好評，連續3次再版，收到了許多譽美的文章。但是，他更特別注意的是批評性文章。有的學者曾指出個別引文的疏誤，他立即引為諫友，並翻檢史料，加以查證、核對，擬在以後再版時加以訂證。他這種嚴肅的治學精神，始終貫穿於以後幾部專著的寫作過程中。“三曹”、“四傑”、阮籍、元結等人的作品，千百年來研究者甚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紛雲，繁雜迷離，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或直接在他的先師黃節先生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檢閱史料，細心剝理，去偽存真，然後根據堅實的史據擇善而從，並用淺顯通俗的語言加以註解，運用富有民歌情韻的詩句加以現譯。他往往能根據自己的研究結果，發人之未能發，言人之不敢言，使青年們讀之瞭然於心，其可信性和可讀性都很強，富有自己獨特的個性特色。
他一生富有才華，筆頭甚勤。早在中學時代就發表了文學作品。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曾經發表詩歌、小說、雜文、小品、文學評論和學術論文數十篇，其中有連載長篇《金戒指》一部。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其平生所述著有小說5篇（部）；散文、小品文、雜文、文學評論、政論和學術論文約126篇；學術專著5部。他不僅是一位頗有名望的教育者，也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給後代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
聶文郁先生的晚年，身兼多職，教學科研繁重，但他不顧年老體弱，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和學術活動。在他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十分注意傾聽民眾的呼聲，反映民意，熱情地為建設社會主義新青海獻計獻策。有一次，他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在會上提出一件為青海等邊遠地區增加教育經費的提案，得到大會的重視。他十分激動，每當談起此事，其喜悅之情溢於言表，認為自己以微薄之力，為青海人民辦了件實事。在他病重期間，還積極參加和領導“一多”高中的籌建工作，從計畫、經費、校舍、師資力量、生源以至校名等，事無巨細，必親躬不辭。
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幾年間，曾數十次到外地參加學術會議和進行學術實地考察。足跡遍及祖國的河洛中原、大江南北、絲綢古道、五嶽古關。與同道討論學術，切磋學問，或為寫專著蒐集資料，千山萬水，不辭艱辛。他每到一處必登山臨水，訪古探幽，賦詩抒志，投向大自然的懷抱，把熾熱的愛國之情，灑向祖國的美好河山。他的古體詩寫得很好。善寫古風、律詩、絕句，體格多樣。其詩風健朗，文字樸實，感情真摯，富有生活氣息。有的詩歌已在報刊上公開發表，有的已收入《絲路詩集》，有的尚留存在自編選的《一笑詩選》中，共約有幾百首之多。這些詩都真實地記錄了一個知識分子風風雨雨的生活經歷和心靈歷程，也寄抒了他對事業的執著追求精神；對祖國的熱戀；對人生的熱愛。
聶文郁先生一生清廉自守，粗茶淡飯，布衣布履，從不隨便鋪張浪費，以權謀私。外出開會、學習和參加學術活動儘量不住高級賓館，往返大都擠公共汽車。家中陳設十分簡單，唯有幾架藏書而已。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由愛人自裁自製，理髮亦由家 人自理。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期，作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寧可一家人喝“代食麵”糊糊，從不用國家的照顧物品去換取食物。
在他晚年患病住院期間，拒絕僱人護理，全由自己的子女輪流照顧，不願多花國家一分錢。在他即將辭世時，給其子女留下這樣一句簡短遺言：“我一生清貧，勤儉度日，廉潔奉公，並願以此勉我子女。”他的高貴品格，亦象遺囑一樣留給了後人。
聶文郁先生為人正派，謙和平易，團結同事，愛護學生，從不說不自重的話，做不自重的事。他學養深厚，經驗豐富，德高望重，但從來不以此自傲。幾十年來，他培養的學生幾滿河湟，有的已成為省內文化、教育界的巨臂，有的已蜚聲海外，但在他的眼中永遠沒有“小字輩”。對於學子們的意見，不論是哪一方面的，只要講得有道理，他都虛心採納。在他贈送給學生的書籍扉頁上，總是寫上“學弟”二字，這種虛懷若谷的胸襟、謙和不傲的精神和長者之風，使師生們深深為之敬服。
他一生教書育人，獎掖後進，為人師表，教子有方。他對自己子女們充滿著父愛，又能嚴格要求，時常教導他們要憑自已的本事吃飯。在他的教育下，6個子女克服種種困難，勤奮自勵，先後都完成了大學學業，走上了工作崗位，兢兢業業地為人民服務。幾個孫子亦是國內名牌大學畢業生。這真可謂是：文章千古在，堂下子孫賢。
時光荏苒，歲月悠悠。80年風風雨雨,聶文郁先生從來沒有停止過奮鬥拼搏的腳步，每一步都如此堅定，如此充實。他的事業和精神將垂之久遠，澤被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