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王韜略下的“修身”和“立德”
2006年8月9日星期三
昨日中午讀《明清小說研究》雜誌，頗喜，我素喜明清小說，尤其內中展現的市井人情和悲歡故事每每令我厭讀西方小說，當然我可絕非排斥西方小說，而是往往用了西方人文主義的眼光，再加上中國人情韜略兵法人生的觀念，在濃濃的人情味和重重的生活氣息里去看明清小說，傳奇、言拍、話本、筆記、演義等等，內中才子佳人、俠義魔怪、市井人情、香艷狎妓、天橋販漿走卒等等夾雜於中，讀來真可謂移步換景，熱鬧非凡，而與西方那種除了一些人性人文之類的感情和心理外往往過於枯燥，更不消說，更多的書只是一種解構的筆法和為了種種群體或個人的烏托邦而凝聚全部人生和生活的偏誤了，也就是為了某一種或者是某一方面的追求而做到極致從中獲得意義的生活，有啟發意義，但是總會發覺這樣的人生往往其實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隨手翻了5本過刊，可惜太多講的是語言、小說體例、版本和作者等等方面的考據，但是其中幾篇分析小說內容的倒是看來很有意思，在2005年的第2期中有一篇“《水滸》首領別議”的文章，約等於現在較為流行的那種“我給……剝皮”的寫法，詳細分析了宋江儘管在時人所認可的人格和事業上都堪稱領導，但其道德和才能都經不起推敲和考證，文章對這方面的發現和歸納頗為細緻，但是其最終得出的結論卻似見其對於中國政治和傳統文化的隔膜，作者認為，“宋江有著虛無無能、愚昧自私等等人格缺陷和人性弱點，是一個浪得虛名的平庸之輩”（P27），還認為“宋江形象原型比較簡單且和平民生活距離較遠而因此不受讀者多大認可”，云云。我在一方面佩服作者小心引證的同時，也不覺為其如此大膽放言感慨——太隨意和輕率了。
宋江不受讀者和觀眾喜愛，那是因為在時人眼中，他基本上是作為梁山好漢生命和事業的覆滅者的角色出現的，但要說宋江的形象距離我們的生活有多遠云云實在不敢苟同，這或許也顯示出作文之人往往從一己之體驗和經歷出發放言而論且據為真理之發現，作者是江蘇社會科學院的副研究員，在分析其結論“宋江形象距離生活遠”上追溯原因的時候很是嚴謹，但是我卻始終感到其於現世人生的觀察和體悟隔了一層。生活的周圍似乎儘是如此之徒，只是很少能夠如宋江那樣做的如此嫻熟而有成效而已。
關於才能與道德，或許如此在純粹從事的角度上宋江之才德並不可取，然而在中國要做領袖，又有多少人是依憑自己之力來打拚天下的呢？多人往往修德，以此攏略人心，三略六韜之中開篇即言“欲成大事者，務攬英雄之心”。因是，中國的能人往往將一己之精力放在如何修煉自己的性格和風度來獲取志士之心，而不是事業的進展，如是，造成我們民族的精力而且是最有價值的那部分精力被消耗在所謂的內耗之中。所以，我們往往嘲笑劉備和宋江的齷齪、虛偽、愚蠢、無能的演技，而往往喜好武松、林沖、魯智深等等的率性、武功高強、真誠和豪爽，然而劉宋之愚實則並非真愚，當然之所以給人們造成反感的印象則是由於他們已經養成了如是之性，故而從事為人總顯虛偽，而事實上，對於他們來說，要緊的不是是否為眾人喜好與認可，而主要的就是他所要攏略的人是否會被打動。而在實利的較量中，往往也就是那些跨越了人類極限的人有成事之可能，這些在如今為人們稱為挑戰極限，我卻是使用了象徵的意義，也就是他們沒有為人的種種顧慮，相反倒是看清了人性的弱點，從而以一個各種束縛和低限之外的身份去驅使各種戰線上的英雄。
我在讀《史紀》劉項本紀的時候常常感慨，一以“聖人不積”之心態從事，一則多所常人之性，鬥爭的時候真不啻是一個聚集起自身的各種力量還團聚了一部分精英，而另一個則先是沒有修煉的純粹事事而又自剪羽翼，何異所謂1：4的結構？又如何能勝？武功於此軍事政治領域僅為工具而已，或許在武俠小說中還能力挽狂瀾拯救江湖危機，但在現世政治（廣義，包括各種組織中的地位利益爭鬥和生活中類似政治的現象）的鬥爭里某方面過於的沉入和自負不啻弱點之稱，或許這也算是傳統文化中所謂“重道不重器”或者治“易”之“重易理而薄占卜之道”做法的合理性的一個明證吧！也由是，我們很多人在痛定思痛之後反思領悟到，在中國成大事者，往往不需要太多的知識，不需要有太多的道德，不需要有太多的感情，不需要有太多的聰明智慧，而往往只需要常人的知識和智慧/力，然後無常人之所有的種種顧慮和猶疑，有常人之所無的篤定和毅力，有常人之無的曲已常性的本領，將自己所認識到的人性的弱點和攻克之法運用嫻熟，或許不多，但是以一貫之，以一個無有過多束縛從而能夠圓融柔韌之身入多有牽縛掛累的人性現世，故而得能遊刃有餘，如魚得水！
而這種智慧其實往往會排斥知識、情感和真性，因此，市井坊間也常聽過來人的老者評議諸史人物之得失，多從此角度對今之青年論斷優劣，從而在另一個隱蔽的角落裡延續著中國傳統政治智慧和中國惡性文化的基因，也因是，從先進知識分子的立場一再地批判中國是一個無“人”的社會和文化的確是深切的感受。另外，即從中國士子“修、齊、治、平”四字箴言和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立之說來看。“修”之一字，可謂含義深遠，“立德”一說也非常日腐儒所能領會，死讀書者若尊奉聖人之教，於“修德”上下功夫，則最終必將發出“讀書誤人”之嘆，所謂“人生糊塗識字始”也算是切膚之感。而若從諸多傳統文化乃多為帝王所言及聖王之求的角度上觀之，並從歷史人物之成敗上思之，則會發現所謂“修德”乃是修的無有常人之性，追求詩心、美的體驗、真知和休閒之享受的生命欲求、慾念一一拋盡，而使一己之身輕鬆空落集中事功才是“上”學。當然有太多文人由“修德”文思之中體驗到聖王境界，此現象實在未知是因了中國的政治使得智慧文人只能於文化中張大自己才創造和形成了如是文化，還是這種文化使得即使只是一個普通的文人也要從文化和思想里體味聖王之境，由是，如許高的慾念和境界也使得中國的文人更加地容易產生挫傷失敗情緒，由此而成男性文人之怨，於是便多有懷才不遇之傷，多排斥現世秩序而於化外逍遙之望，從而眼高手低、喜好吟詠感慨、易生道德情緒批判、偏向陰柔淡遠的文化氣質由以養成。因為，大多修習文化之人往往一上來立志標高，目標定的如此之高，而這在現實中當然往往難以實現，而由於又排斥奇技淫巧和道外之器，於是，原本可以做好很多事情所依憑的陽剛之性也漸消磨在聖王的渴望與踐而不得之中，消磨在指點江山的清議之中，而務實、冒險、敢闖、對策、建設性的諸多優好品質流失殆盡，而那種雖無聖王之位卻多聖王口氣的秉性倒是頗為根深蒂固，看一看文人對社會、對民眾那種居高臨下的關懷和指導的惟我獨尊的心態，以及文人之間不能稍容齟牾、不能彼此真誠視之的情況就實在不能不令人感慨，而至於投槍相向之情狀則更不消言了。
記得先前曾經就自己品性反思讀書與從事之異的時候寫了一篇“詩事之爭”的感想，今則籍宋江思詩事而由以認為中國的男性文化中乃有多人屬於模仿宋江之流者，而劉、宋乃至曹儘管虛偽，但其以一貫之的秉性則並非為人人所具，學則可也，然而終究是學，於虛偽之外，更添增一層“做”的成分，而且還往往於實利與常人之性之間運用並不嫻熟，故而更加無足稱道。或許，在政治領域裡，如是之才德永遠都是會優勝的依憑，但是在當今一個發展訴求主宰一切、各國競爭激烈的時代，一個民族中的諸多優秀分子若是仍舊將大好智慧用於此道、囿於此道和受限制於此道，實在足稱我們的內傷、內耗，所謂軟實力，或許可此謂也，尤其面對青年和孩子教育的事情時，是否需要提出一個“企業家精神PK聖王韜略”的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