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翁正曦[清]福建詔安人。善人物,賦彩多用赭石、花青,令人一望即知其為詔安派。見《福建畫人傳》中國書畫家人名大辭典第750頁有著錄。師承
翁正曦(同治至光緒年間),詔安人。善寫道釋及歷史人物,如《尼父擊罄》、《羲之愛鵝》等。又喜作風俗畫,有《村店丐戲圖》傳世。其人物畫風受沈瑤池影響。沈瑤池(約1810~1872年),字古松,詔安人。少時和謝穎蘇同受沈錦洲啟蒙,擅長人物、花鳥。人物師承黃慎,用筆豪放蒼勁,題材亦與黃慎相仿,常畫道釋、歷史名人及乞丐等社會底層的人民生活,傳世作品有《驢背鍾馗圖》,道光八年(1828年)十九歲時作。花鳥,效法華嵓,格調清麗淡雅。亦善指畫,落墨沉著渾厚,筆跡如篆如籀,足與清初高其佩(指畫創始人)抗衡,如《蘆鴨圖》。中年以後所作《抱琴圖》軸,明顯受黃慎畫風的影響。他的花鳥畫成就不亞於人物畫,畫風重寫實,如花鳥四屏條;受華喦影響,《瓶花圖》軸,則受黃慎大寫意畫風影響。
詔安派
至清末,詔安畫壇已形成富有地方特點的“詔安畫派”。詔安縣隸屬漳州府,是閩粵接壤之地,系閩南的最南端,喻為福建南大門。轄區依山面海,四季常青,花果繁盛,氣候宜人。此地宋元時期已是外貿口岸,優越的自然地理,給詔安經濟、文化的發展帶來得天獨厚的環境。溯源唐代,南下戍邊的將士在詔安定居落戶,引進了中原先進的文化藝術。自宋以來,該地區經歷代書畫家辛勤耕耘,逐漸增厚文化藝術的積澱,特別是明張瑞圖、黃道周的影響至深。
清代,隨著閩南航運事業的發展,詔安成為閩南海上交通的樞紐。許多畫家乘商旅之便,南來北往,開闊眼界,促進對外文化藝術的交流。從康熙至嘉慶(1662~1820年)一百多年間,詔安先後出現風格不同、而對詔安畫派起直接影響的三位代表性畫家:康瑞、劉國璽和沈錦洲。
清道光至鹹豐年間,因城鎮工商業的繁榮,詔安畫壇湧現一批數十人的職業畫家和畫工隊伍。有以“摹稿”、“填粉”的作坊生產的商品畫出現。他們之中出類撥萃者,在詔安前輩畫家藝術成就的基礎上汲取閩西華嵓的清雅明麗與黃慎的蒼勁放逸格調,而形成冷逸淡雅的“詔安畫派”畫風。這一畫派群體的代表者,有謝穎蘇、沈瑤池、汪志周和稍後的許釣龍、吳天章等名家。
清同治至光緒年間,以任伯年(1840~1895年)為代表的海派畫風衝擊福建畫壇。當時詔安畫派在福建畫壇雖然具有普及優勢,但與富有時代潮流的海派新風相比,卻顯遜色。於是詔安畫派後期以馬兆麟為首的幾位畫家,積極汲取海派畫風清新輕快之長處,使詔安畫派與海派畫風匯流,形成“後期詔安畫派”的新格調。
安畫派,兼工帶寫,雅俗共賞。初冷逸淡雅,後演化為鮮明妍麗,迎合新興工商階層的大眾化審美需求。為體現當時當地市民的審美情趣,畫家將通俗的繪畫語言與高雅的文人畫風相匯合,即市井文化與士大夫文化融為一體。縱觀藝術發展的歷史長河,以往書畫藝術專為貴族所占有,此後則“走進尋常百姓家”了,於是畫風更具濃厚的鄉土氣息與鮮明的地域色彩。這是閩畫藝術園地中的一朵異常亮麗的小花,由於作品流傳全省及省外,故一時稱為“閩派”。
若將道光至鹹豐年間,鼎盛時期的詔安畫壇劃為“前期詔安派”,則光緒至民國初期受海派衝擊,畫風嬗變後之詔安畫家群,應稱“後期詔安派”。前期詔安畫派的盟主當推謝穎蘇,後期詔安畫派的班頭則為馬兆麟。但後期詔安畫派接近尾聲了,實際上已轉化為“海派支流”。詔安畫派,從道光、鹹豐年間,以謝穎蘇、沈瑤池、汪志周等的藝術創作活動為起點,至清末民國初以馬兆麟及其弟子等的藝術創作活動為終點,近百餘年間,其繪畫藝術對福建、粵東、台灣以及東南亞國家的一些地區頗有影響。由於近代列強瓜分中國,國家政治動盪、經濟衰落、民不聊生,詔安又是地處邊陲的一個小邑,故其書畫藝術曾一度被冷落了。新中國建立後,詔安書畫逐漸繁榮,1993年文化部群文司為發揚詔安優秀的傳統藝術,特授予“書畫藝術之鄉”的榮譽稱號。
詔安畫派是福建地方文獻中惟一被稱為畫派的群體。最早提及這名稱的是當時漳州府海澄縣旅居新加坡的學者邱煒皞。他在《五百石洞天揮塵》(刊印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卷九中有一段記載:“同治時吾漳詔安謝官樵貳尹畫擅蘭竹,書法顏(真卿)米(芾),行間筆下,雅具一種不凡之致。喜與名宿騷士游處。一時俗派,都無所染。詔安雖多畫家,同時若沈古松、許禹涯、吳織雲、胡漢槎、沈雪湖輩望塵不及。此外之摹稿填粉全眜門徑者,更無論已。今日談詔派畫,端推君為第一流。”此評語十分中肯。然而必須說明,清末之詔安畫派只是特定時期中的部分畫家結合而成的,他們的作品趨向、形成大眾化,且有商品化特點的畫風,並非所有詔安籍的畫家都可簡單統稱為詔安派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