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20年，西方石油公司的子公司胡克化學公司購買了這條運河，將其用於填埋化工垃圾。33年間，這家公司共填埋200多種化學廢物，包括在美國明令禁止使用的殺蟲劑、DDT殺蟲劑、複合溶劑、電路板和重金屬。這些廢棄物中含有二口惡(造字)英、苯等82種致癌物質，總重量高達2.18萬噸左右。
1953年，胡克化學公司在填滿這條運河後平整土地，修成了遼闊的空地。胡克化學公司以1美元的價格將它賣給了尼加拉大瀑布教育董事會，並附上關於有毒物質的警告說明。這件事成為日後胡克化學公司規避污染責任的一個合理開脫的藉口。
當時，沒有意識到胡克化學公司傾倒的化學物質的潛在危險的教育董事會於1954年在運河附近修建一座國小。20世紀50年代，房地產業在運河周圍搞開發。1978年，這裡大約有800套單親家庭住房、240套低工薪族公寓以及在填埋場附近的第99街幼稚園和學校上學的400多名孩子。
離美國尼亞加拉瀑布不遠的洛夫運河還有一個頗為好聽的名字——愛之河。35年前，愛之河帶給人們的不是愛，而是病痛與死亡。居住在這裡的普通工薪族陷入劫難之中，運河裡填埋的上萬噸有毒垃圾肆意吞噬著他們的健康。
悲劇的發生
1978年，一場悲劇在被填埋的洛夫運河上上演。
當年，由於當地的地下水位上升，使填埋的化學品衝到污水管道里、大街上，甚至沖入居民家的地下室，沉澱在幾乎每一棟房屋地下。
早在20世紀60年代，當地居民就發現這一區域的孕婦流產率較高，且幼兒易發皮疹。到70年代末，情況每況愈下。這裡的居民不斷發生各種怪病，孕婦流產、兒童夭折、嬰兒畸形、癲癇、直腸出血等病頻頻發生。
這時，當地一位名為吉布斯的母親終於站出來發聲，她懷疑自己5歲大的兒子一系列的病都與地下的化學廢物有關。吉布斯的兒子麥可在第99街上幼稚園，患有肝病、癲癇、哮喘和免疫系統紊亂症。5年來，她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醫院兒科病房度過的。她不明白為什麼兒子小小年紀竟會患上奇怪的病症。
直到1978年年初的一天，吉布斯偶然從報紙上得知，這片地區曾經是一個堆滿化學廢物的大垃圾場。她開始懷疑兒子的病是由這些化學廢物導致的。
吉布斯找到了另外兩位夥伴——家中孩子得了怪病的戴維太太和葛里奧太太，她們開始一家一戶敲門走訪，並且請求關閉第99街的幼稚園和學校。
經過走訪，吉布斯等人意識到，整個社區的很多家庭都有類似的不幸遭遇，家庭成員中患癌症、流產、死胎、嬰兒畸形、生育缺陷、泌尿系統疾病的比例很高。事實的揭露令小區居民震驚不已。人們感到彷徨失措、驚恐萬狀。他們走上大街遊行示威，要求政府進行更加詳細的調查，並作出合理解釋，採取相應措施。
在居民的質問下，美國紐約州衛生部採取行動，著手進行環境檢測。通過對239戶家庭的空氣進行檢測，同時對最靠近運河的土壤進行檢測，發現具有危險性的化學物質存在。1978年4月，當時的紐約衛生部部長羅伯特·萬雷親自前往視察，他親眼見到以前埋在地下的金屬容器已露出了地面，流出黏糊糊的液體，像是重油一樣，又黑又稠。
1978年8月2日，紐約州衛生部發表聲明，宣布拉夫運河處於緊急狀態，命令關閉第99街的幼稚園和學校，建議孕婦和兩歲以下的孩子撤離，並委任機構馬上執行清理計畫。
1978年10月，垃圾場開始清理。
一份由志願科學家和居民開展的健康調查顯示，在1974～1978年間，新出生的孩子中有56%患有生育缺陷，婦女流產率增加了300%，泌尿系統疾病也增加了300%。
這些數字觸目驚心。紐約衛生部不能坐視不理。1979年2月8日，紐約衛生部發布第二道疏散命令，針對對象是孕婦和所有660戶家庭中兩歲以下的嬰兒。與此同時，政府承諾為孕婦和兩歲以下的嬰兒撤離承擔費用。
在公眾巨大的壓力下，居民們終於得到回應。時任總統卡特頒布緊急令，允許聯邦政府和紐約州政府為尼加拉瀑布區的拉夫運河小區660戶家庭實行暫時性的搬遷。
1980年10月1日，卡特總統訪問當地，並頒布了劃時代的法令，創立“超級備用金”。這是有史以來聯邦資金第一次被用於清理泄漏的化學物質和有毒垃圾場。
維權
吉布斯在回憶鬥爭的過程時說：“掌握真相是困難的，因為當時企業比納稅人更有影響力和權利。這個現實讓我們感到孤單……只有當你努力推動政府去行動，政府才會保護你遠離污染。”然而，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才通過《環境對策補償責任法》。同時，胡克化學公司和紐約州政府被認定為加害方，共同賠償受害居民經濟損失和健康損失費總計30億美元。
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地區的隱患仍然存在。至今，仍有許多居民居住在洛夫運河區域。實施搬遷計畫後，距洛夫運河最近的239戶家庭的房子被拆除，運河的南部宣布不宜居住。但是，在1988年9月，運河北部的200戶家庭卻被宣布適合居住。甚至有媒體評論道：“把人們搬回洛夫運河的決定是一個令人吃驚的主意，沒有合理的科學數據證明其是正確的，因為這些地方仍處於污染狀態。”
更危險的是，在居民居住區和“不宜居住區”之間唯一的隔離只是一條郊區街道。任何人都能毫無障礙地自由穿過這條街道，在廢棄場地上走動。事實上，在廢棄場地上，附近的孩子們經常騎著腳踏車玩耍，而數萬噸有毒垃圾仍舊靜靜地躺在這塊看似廢棄的空地之下。
為了進一步爭取保障和安全，吉布斯和夥伴們發起了“新草根”運動。在運動中，環境正義一詞被反覆運用。人們更多地討論“窮人的環境權”：雖然中低收入居民只能選擇較為低廉的住房，可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應該被剝奪安全健康的權利。根據1983年美國審計署的研究表明，廢物處理設施大多集中在貧困的、有色人種集中的區域。在南方的一些州，黑人人口比例僅占20%，而有毒廢料的填埋場卻有3/4選在他們的社區附近。據著名環境工作者阿爾斯頓的說法：“環境是與整個社會的、種族的和經濟的正義交織在一起的。”
根本原因
“財富在上層聚集，而風險在下層聚集。”當地的一家媒體這樣寫道，“窮人不成比例地受到環境污染影響，而富人們卻從環境污染節省的開銷中獲利。”看似政府“一視同仁”地要求全民分擔同樣的環境治理費用，或者將環境治理費用“平等”地轉移到消費品價格中;其實，這些費用對於貧窮家庭的影響，較其對富裕家庭的影響更大。這對於他們來說，則是第二重甚至第三重的不公平。
實際上，如果環境危機不能得到緩解，只能通過削減產能的方式降低污染，從而造成大批勞動者失業。這會使那些貧困家庭雪上加霜，從而造成更多的不公平。
這或許就是環境領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的“強者通吃”：強勢群體占據著豐富的社會資源，有能力避開環境損害。也會利用其強勢地位逃避清理污染和保護環境的責任，還會謀取更多的環境利益，從而造成更大的不公。因此，沒有比環境立法更需要進行“傾斜保護”的立法。只有適當地加大社會富裕階層的環保費用支出，才能真正做到實質公平，並且推動環境的改善。
“健康仍然處於危險中，我們需要不斷強大新草根運動，保持彼此之間的互動、計畫、謀略，勇往直前。因為我們的下一代以及他們未出世的孩子前途吉凶未卜。”吉布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