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團中有包括美國通用電氣、波音、杜邦和杜克能源等在內的24家美國企業的高管或亞太業務負責人。臨行前的新聞發布會上，駱家輝表示，此次中國之行將重點推薦美國的清潔能源、能源利用、電力儲存運輸和分配等技術，希望能給美國帶來更多商機和就業，同時也幫助中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中美雙方對清潔能源領域的合作均表現出強烈意願，但是雙方的關注點並不相同。美方希望中國擴大市場開放、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修改自主創新政策，而中方則更希望藉機敦促美國放鬆其高科技出口管制。有分析認為，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妥善解決，雙方在清潔能源領域的合作很難有明顯推進。
踐行“出口倍增計畫”
美國方面並不掩飾駱家輝此次訪華的“推銷”意味。從行前到訪華過程中，駱家輝多次表示，清潔能源之旅基於歐巴馬總統的“出口倍增計畫”，即期望在五年內實現美國出口額翻倍，為美國創造200萬個就業機會的願景。“駱家輝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銷’。”對外經貿大學中國開放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何偉文告訴財新記者，美國要實現出口倍增計畫，打開市場是美國商務部的重要任務。美國一直把其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認定為增長最快的、最有潛力的地區。
而在產業領域上，選擇清潔能源並非偶然。目前美國經濟規模中，服務業占到85%，製造業僅為15%，高新技術是其最關鍵的部分。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即認為，美國必須通過擴大高新技術的出口來實現出口倍增目標。
高新技術領域，環境、能源的合作是一個新的增長點。歌本哈根會議之後，節能減排、低碳經濟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的發展方向。彭博新能源財經公司5月20日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稱，2009年中國以346億美元首次躋身清潔能源投融資排行榜之首，美國則退居次席。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和美國先進的技術，使得雙方合作前景可期。
駱家輝表示，美國和其他任何已開發國家，都不甘心在發展清潔能源的競技中落後。“美國政府看到了市場潛力：能源是價值6萬億美元的巨大市場，而清潔能源是其中增長最快的部分。”美國商務部預測，2020年中國清潔能源市場將達到1000億美元。
美國希望從中分得一杯羹。駱家輝多次提及同一例子：一颱風力發電機，有8000多個組件，需要耗費200噸鋼材，13噸玻璃纖維。如果能夠達成新的項目合作協定，美國就有可能成為這些部件的產地，從而創造就業。
此次清潔能源之旅，美方的目的更多的是讓美國企業與潛在合作夥伴見面。僅在香港一地，隨行企業就展開了75場一對一的商務會談，以拓展在香港及珠三角地區的相關業務。
“清潔能源領域，中國與歐洲、日本等國同時也在進行合作，美國如果不加力，可能會落在別的國家後面。美國在某些清潔能源領域並不占優勢。”何偉文表示。
呼籲開放市場
在推介清潔能源的同時，駱家輝也將呼籲中國政府清除雙方合作的障礙。在香港和上海，駱家輝均提及“對中國的商業環境有所顧慮。”駱家輝在香港回答清潔能源市場準入的提問時表示，中國在加大清潔能源投資、應對全球變暖的同時，應該保持對美國及其他國家技術的開放度。
他認為，中國對外國清潔能源設備的市場準入“非常差”。他援引了一份報告的數據，外國風力發電公司在中國市場上的份額從2004年的75%降到了2008年的24%，並可能在今年降到5%左右。
中國2009年底出台的自主創新政策，一直被認為將外資企業排除在中國政府採購之外。駱家輝表示，儘管這一政策的初衷是培育有利於創新的環境，但是對參與政府採購投標的外資企業很不利，“根據測算，涉及的投標額達到每年850億美元。”
為此，他認為，從長期看，這一政策將對中國的創新環境產生不利影響，因為它限制了原本可以促進中國合作夥伴創新的外商投資和進口。
中國美國商會4月發布的商務環境調查報告顯示，“法規解釋相互矛盾”第一次成為首要挑戰。駱家輝多次表示，這種情況在智慧財產權方面尤為明顯，“即使國家層面出台了法律條文，但在地方卻得不到很好的執行。”
美國商會的調查顯示，儘管在過去十年間，中國智慧財產權執法有所改進，但是近來“似躑躅不前”。74%的美國企業認為，中國智慧財產權執法“完全無效”或“無效”。
“智慧財產權確實是中美貿易的關鍵問題，”對外經貿大學中國開放型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何偉文告訴財新記者，中國有些自主創新是通過購買國外產品，吸收後再生產出口，與原來的產品形成競爭。
“因為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中美在合作上還存在分歧，”何偉文稱，美國更多地願意出口產品，而不是像中國期望的那般，轉讓技術，“這是需要磋商、妥善解決的問題。”
駱家輝在北京分別與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官員會談，自主創新政策、智慧財產權都是其中的議題。5月18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也透露，即將舉行的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國政府在採購和智慧財產權方面的政策規定也將是關注的重點。
中方：突破出口管制
事實上，相對於中國投資環境的改善，中國所關注的美國出口管制體系改革，對雙方清潔能源及其他領域的合作，更具決定意義。駱家輝近來多次表示，美國的出口控制體系確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會給本國產品出口製造障礙。目前美國政府正對出口控制體系進行修改，預計將在未來數月內出台這一體系的“修改版”，會有一些“實在的建議”。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5月17日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評論稱，美國出口管制體系改革，是基於美國自身利益需要。這一舉措是美國擴大出口，增加就業的必然選擇，有助於緩解美國的貿易赤字，也是加強美國對外合作的重要方面，“駱家輝此次訪華主要推介的清潔能源基本都屬於管制的高新技術產品”。
5月20日，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馬秀紅會見駱家輝時也表示，清潔能源投資額通常很大，且具長期性、延續性等特點，若美國不能在放寬對華出口管制方面做出實質性推動，將會成為中美在清潔能源和其他領域加強合作的障礙。
美國現行的出口管制體系，主要基於1979年的《出口管理法》，有兩份不同的管制清單，分別由國防部依據《國際武器貿易條例》和商務部依據《出口管理條例》進行管理。此外，還有三個出口許可證發證機構，以及多個執法機構，這些機構職能交叉重疊，但缺乏溝通，甚至沒有信息共享系統。美國官方統計，2009年美國各部門共簽發了13萬張出口許可證。
中方一直認為，這是制約美國對華出口的關鍵所在，並呼籲美國放鬆高新技術等領域的出口管制，但未能奏效。
中國商務部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01年中國高科技產品進口中，美國產品占比為18.3%，而2008年這一數字不到7%。
希望靠出口帶動就業的歐巴馬政府，決定對現行出口管制體系進行重新審議和改革。4月20日，美國國防部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公布對現行體系的評估結果稱，基於冷戰背景的出口管制體系，難以匹配日益變化的經濟環境和科技形勢，美國應建立一個分層次的出口管制體系，保護最敏感的核心技術，同時放鬆對其他技術的出口管制。
同日白宮發布了《出口管制改革倡議情況說明》，根據計畫，出口管制改革分三步，釐清兩份清單的管制界限，簡化出口許可證申領步驟，精簡執法機構，通過立法程式，最終實現“一份管制清單、一個發證機構、一個執法機構和一個信息共享系統”的目標。
儘管美國出口管制體系改革漸趨明朗，但是美國貝克豪思律師事務所律師John J. Burke 認為，中國企業不應期待對華出口控制迅速放寬。
“雖然政府官員和國會成員原則上支持取消不必要的出口限制，但是他們也充分認可放寬出口控制將削弱國家安全的擔憂，尤其是針對中國的擔憂。” John J. Burke認為，出口管制改革將繼續前進，但只在已就放寬出口控制不會削弱國家安全達成共識的領域。
John J. Burke認為，擴大對華出口的一個可操作領域是改進商品管轄權過程，即確定軍民兩用技術，哪些可以對中國出口。“這是一個非常繁瑣的過程，那些為軍事用途設計、但已主要運用於商業領域的技術，仍然受武器控制管轄。”
曾任中國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的何偉文也對財新記者表示，美國雖然在改革，但是目前談到的主要是程式、管理機制層面的改變，真正實質性的提高出口產品技術門檻的措施，還沒有看到。
美國國內法規定，出口管制清單需要通過立法程式確定。何偉文認為，考慮到美國國會對中國的定位，此次改革帶來實質性變化的可能性不大。“現在美國還把中國與朝鮮、伊朗一樣，列在一個單子上，怎么可能有實質性放寬？”
在2007年美國出口管制清單修訂中，中國曾被單獨列出，包括航空發動機等20個大類的高科技產品受到出口管制。儘管據美方統計，出口管制產品只占中美貿易的5%，但姚堅認為，其影響面肯定超過5%，“管理程式和部門非常多，周期很長。”他希望美國在改革出口管制體系過程中能夠一視同仁，不對中國採取歧視性政策。
何偉文告訴財新記者，駱家輝多次表示出口管制改革正在進行，這只是說明美國在朝放鬆管制的方向走，不能指望馬上就有突破。“雖然在清潔能源方面，合作的前景不錯，但是，技術轉讓、智慧財產權等問題如果得不到全局性解決，就不會有大幅度的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