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羅豎一與展江教授合影羅豎一，系中國著名評論家、獨立學者、資深媒體人、調查記者、專欄作家，中國網最具影響力十大寫手（即中國十大媒體評論員），“中國好寫手”十強，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根基，現為中國傳統文化論壇常務理事、張家界市國學教育研究會顧問、中國紀實文學研究會會員、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員。原供職於《甘肅青年報》、《甘肅經濟日報》（隸屬於甘肅日報報業集團）、《蘭州日報》、《中華新聞報》、《中華建築報》和香港《華新報》等報社，曾擔任記者、編輯、部門主任、副主編、主編或總編。其作品散見於《蘭州日報》、《甘肅經濟日報》、《光明日報》、《中華建築報》、《中國民航報》、《中國產經新聞報》、《重慶晨報》、《中國獸藥雜誌》、新華網、人民網、光明網、求是理論網、中國網、中國新聞網、中華網、中國經濟網、環球網、正義網、中國日報網、中國證券網、中國廣播網、騰訊、鳳凰網、新浪、網易、搜狐、雅虎、和訊網、TOM網、千龍網、紅網、荊楚網、北青網、燕趙都市網、大河網、四川線上、四川新聞網、大江網、江蘇網、大眾網、南海網、漢網、長城網、新民網、搜房網和中國經濟新聞網等多家媒體。
為促進中國新聞立法進程，曾經於2007年力推《女記者向黑社會下跪》一文。其後經四川團省委主管的某家雜誌（因某種不可抗拒力量，該雜誌已經停辦）進一步深入挖掘而刊出題為《女記者下跪真相》的調查報導（收錄於由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范以錦作序、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真相的力量-中國調查報導精選(第二輯)》一書），後經包括人民網、騰訊網、鳳凰網等主流重點在內的海內外1萬多家網站的轉載。在國內外引起了十分強烈的反響。
被評為“中國江西網2011年度十佳評論員”、“2011年度華聲線上優秀評論員”、“2011年度四川線上優秀評論員” 、2014年中國網最具影響力十大寫手（即中國十大媒體評論員）、中國網聯合新華網、環球網、中工網和千龍網等重點新聞網站評選為2015“中國好寫手”十強 。
應央視、 鳳凰衛視、中國經濟網、天涯等媒體邀請，多次參與有關話題的辯論、訪談或者點評。
2015年3月1日至4日，跟點子正、傳媒老王、侯寧和老徐時評等名博一起參加甘肅省委宣傳部主辦、省委外宣辦組織的“河西走廊名博行”活動。
2015年3月6日，應團中央中國少年國學院邀請，跟全國人大代表向平華一起在團中央網路影視中心做視頻訪談。
部分作品
《孔子走進天安門是中華民族之幸》
文/羅豎一
摘要 ：歷史上真正的孔子不是封建專制的維護者——孔子去世200多年後才建立了封建制度的國家呀，而是某些政客等群體將其抹黑，妖魔化了！
文/羅豎一
2011年1月11日，一座包括石質基座在內的總高為9.5米的孔子青銅雕像在位於北京天安門地區的國家博物館北廣場落成。
媒體謂之“天安門地區又添文化新地標”。
然而，由於天安門地區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故而有關話題頓時成為國內外人士的焦點話題之一。
面對“孔子青銅雕像”，或言這是逆民主之潮流而倒推歷史車輪；或言抬出孔子及其學說本質上是為了愚民；或言這純粹是某些官員的瞎折騰；或言孔子的思想文化之歷史地位再度被提升；或言有關決策者終於認清了孔子及其思想的現實指導意義；或言這是有關方面在積極地釋放某種政治信號；或言應該拭目以待……
總之，眾說紛紜，褒貶不一。
那么，為何會如此呢？
筆者認為，首先必須肯定一點，這就是孔子走進天安門是中華民族之幸。
其次，我們還必須認識到該事件不僅僅是一個“文化新地標問題”，而是一個“思想文化之導向問題”，甚至還釋放了某種十分明顯而積極的政治信號。
至此，筆者先友情提醒一下：某些可能已經按捺不住而舉起了“磚頭”的精英人士和憤青朋友，請不要心浮氣躁。等閣下看完了以下文字，如果還覺得理應拍磚，那么就請狠狠地狂砸筆者，那時也一定不會耽誤您消氣、瀉火。
孔老二罪惡的一生？
言歸正傳，既然上述話題都緣起於孔子、聚焦於孔子，那么就讓我們先從孔子的相關歷史談起吧。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具有萬年文明史（“五千年”之說早該進入故宮博物院或者國家博物館之類的地方睡大覺去了）的人類群體，在其漫漫歷史長河中，湧現出了眾多思想大家。而生於公元前551年的孔子，可謂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
但是，在這位先哲離世之後的2500多年的歷史中，眾多承襲了中華傳統文化之血脈的統治者，幾乎無一例外地尊孔，且對孔子多次予以加封，直至“萬世師表”、“大成至聖文宣王”。甚至連孔子的嫡系後裔也被封為“衍聖公”。
然而，在2500多年的中華歷史上，諸多國人，尤其是部分統治者（譬如洪秀全）和某些“時代精英”（譬如魯迅），也多次對孔子予以無情地批判，甚至是謾罵，進而掀翻其塑像等。
總而言之，孔子及其學說在2500多年的歷史中，成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那么，孔子及其學說本來的面目是什麼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請讓我們大家先把視線移回1974年的中華大地。
是年，一個史無前例的人類浩劫即將退出歷史舞台。
但就在差點兒毀滅了國人的真善美之良性的這個“幽靈”去地府報到的節骨眼上，年已70歲高齡的一代文學巨匠巴金先生卻以“蕭甘”為筆名拋出了一枚重磅炸彈：《孔老二罪惡的一生》。
時正值“批林批孔運動”之狂熱襲人期間，而巴金先生在中國文學界又具有泰斗級地位，所以一時間無數熱血沸騰的國人在《孔老二罪惡的一生》一文的爆炸聲中，更加地仇恨孔子及其所創立的儒學，乃至中華傳統文化思想，而越發對眾多知識分子予以批判，加以迫害！
就在此期間，甚至連周總理都成為某些人的“靶子”。儘管其中的原因比較複雜，然而周總理所信守的儒家之“中庸”思想及其具體體現，卻毫無疑問地成為某些人攻擊周總理的重要理由。
孔子及其所創立儒家學說，難道真的是罪惡的嗎？難道信仰者就該遭到批判，甚至迫害嗎？
然而，稍有清朝歷史常識的人可能都知道一個千古罕見的敬拜孔子的歷史事實，這就是作為開創了“康乾盛世”之一者的乾隆皇帝，面對孔子墓，也屈膝下跪了。
大清帝國的一代明君屈膝下跪於孔子，但是包括共和國首任總理在內的現代國人推崇孔子、信仰儒學，卻遭到了批判、打擊，甚至迫害，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巴金先生在《孔老二罪惡的一生》一文中告訴讀者：“從十五歲起，孔老二就下死勁學習周朝奴隸制的典章制度，學習奴隸主貴族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夢想將來出人頭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但是，歷史上的孔子真的“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嗎？巴金先生自己並未就其此“高見”提出歷史依據。
另外，《孔老二罪惡的一生》還告訴讀者：“剛走到衛國邊境匡城（今河南長垣），冷不防，路兩邊殺出幾百個農民，把他們團團圍住。這些農民是剛從奴隸制枷鎖掙脫出來的，他們知道孔老二到處亂竄，目的就是要復辟奴隸制，讓奴隸主貴族重新騎在他們頭上，所以非要殺死孔老二不可。孔丘那班學生，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束手無策。匡城的農民把孔丘一夥包圍了五天，不許他們走動……最後，孔老二耍花招，讓學生出面向農民苦苦哀求，這才解了圍。”
然而，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
另外，其它歷史文化典籍也明確地指出：公元前496年，孔子一行從衛國到陳國時經過匡城。匡人曾經受到魯國權臣陽虎的掠奪和殘殺，而孔子的相貌與陽虎相像，匡人誤以孔子就是陽虎，所以將他圍困。後來了解真情之後，匡人就放行了。
巴金先生作為一個接受過中華傳統教育，而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之大家，應該是熟知有關歷史的，然已經作古的巴金先生自然是無法親口告訴他為何“歪曲”史實的緣由了。
可是，筆者覺得我們冷靜地稍加思考就會明白一點：巴金先生未必不知道孔子並沒有“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應該是迫於當時的某種壓力而違心地寫出了肆意攻擊孔子的文字，即炮製出了《孔老二罪惡的一生》一文。
然而，深受巴金先生的《孔老二罪惡的一生》一文影響者，卻未必了解相關歷史事實，也未必會這樣去思考。在很多人看來，既然連文學巨匠、文學泰斗巴金先生都說孔子是個“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志在“復辟奴隸制”者，而浩劫時的其它肆意污衊孔子及其儒家學說的新聞報導、檔案等炸彈也鋪天蓋地而來，且“五四”時的“打倒孔家店”等歷史舊知尚在腦海中遊蕩，所以無數的國人都認為孔子是個“罪惡”的人，其思想是歪理邪說，孔子是要搞“復辟奴隸制”的。
於是乎，“批孔”更甚。
十年浩劫結束後，由於諸多的原因，全民並未全面地清洗有關盤踞在腦海中的某些流毒，而普遍對孔子等思想大家，以及包括儒家思想等在內的中華傳統之思想持有偏見，甚至一概否定。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而今之為數不少之“精英”，其事實上連孔子這些先哲的核心思想主要是什麼都沒有了解完整，甚至連孔子、老子等先哲究竟是哪個時代的人都沒有搞清楚，就在哪裡奮力批判，予以徹底否定，而於事實上彰顯十年浩劫之遺風。儘管其中的包括某些“精英”在內的不少國人其實是推崇憲政的，而堅決反對生髮出了浩劫式的那種非正常的政治生態的。
行文至此，可能有讀者朋友會說，孔子其實就是一個政治工具。譬如乾隆的那一跪，事實上只是統治者愚民的一種方式而已。
誠然，我們誰都無法否認乾隆是一位政治大家，但是為何他不跪別人，而偏要向孔子行跪拜大禮呢？
為此，我們不妨回到25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尋求答案。
為孔子炮製“罪狀”
生於19世紀的被美國前總統林肯譽為“美國的孔子”、“美國文明之父”（確立美國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的世界著名思想家、作家、詩人愛默生認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日本和韓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十分推崇以孔子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思想。
可有趣是，近百年來眾多國人卻對孔子多加否定，甚至認為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是導致中國近代落伍的罪魁禍首。
國人否定孔子時，一般都會拋出以下“罪狀”：
“罪狀”之一：
孔子倡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是在維護等級制度。換言之，孔子是個等級制度的鼓吹者。
孔子說過這樣的話嗎？——《史記》等歷史文化典籍中確有記載。此話是齊景公問政時，孔子跟他說的。
那么其本意是什麼呢？正解為：君要行君道，臣要行臣道，父要行父道，子要行子道。即各人要做好各自該做的事情。這事實上恰是我們現代人常說的定位、做好本職工作。
如此，何來維護等級制度之說呢？
難道讓董事長做董事長應做的本職工作，讓總經理做總經理該做的分內之事，讓父親做父親本應做的事情，讓兒子承擔兒子該承擔的責任，就是維護等級制度？
換言之，讓總經理跟董事長夫人生子，讓父親跟兒媳同居，讓兒子跟母親共枕，而不做各自該做的事情，難道就是人間正道？
其實，孔子所謂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僅系中華文化之根的易文化所包含的“定位”、“定性”等東方哲學智慧的具體物化而已。
那么何謂“定位”、“定性”？我們不妨舉個例子來解讀一下：歐巴馬目前的“定位”是美國總統，那么他就應該依照總統之“定位”而“定性”地為美國謀求福祉，卻不能跑來守衛中國的疆土——“越位”，但是他生活在中國的弟弟卻得給中國納稅（譬如消費稅）——“定位”使之“定性”地納稅。
由此可見，持“孔子是個等級制度的鼓吹者”之見者，事實上是將“定位”、“定性”等與其八桿子打不著的“等級制度”混為一談。
“罪狀”之二：
“三從四德”，這是孔子為了維護父權制家庭穩定、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利益的而倡導的封建家長制，套在中國婦女身上的一道枷鎖。
“三從四德”一語真的出自孔子之口嗎？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三從四德”另有出處：
《儀禮·喪服·子夏傳》：“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周禮·天官·九嬪》：“九嬪掌婦學之法，以九教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換句話來說，所謂“三從四德”，又是某些人強加在孔子頭上的“繡花枕頭”。
那么“三從四德”究竟有無益處呢？這個繡花枕頭可以讓人高枕無憂嗎？
為此，我們不妨探究一下三從四德之具體含義：
所謂“三從”，其本意是說女孩子在年幼未出嫁之前要聽從家長的教誨，不要任性地悖逆長輩的教導，因為一般而言長輩們的社會見聞廣些，可能更加了解社會，其意見跟看法可能具有正確的指導意義；女孩子出嫁之後要禮從夫君，與丈夫一同持家執業、孝敬長輩、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離世，就要堅持做好自己的本分，想辦法扶養小孩長大成人，並且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此處的“從”並不是單純的“跟從”之意，還有“從事”之深意。
試問：孩子年幼而可能無知，誰敢放任自流？如果孩子把父母長輩不當一回事，我們誰覺得這是好事？哪位做丈夫的希望妻子目無自己、不孝敬老人而肆意妄為？哪位妻子希望自己成為不尊老愛幼的人呢？
“三從”其實是告訴了我們一種維護家庭和睦的規則，有何不好呢？“三從”是葬送了女性的獨立自主嗎？——在一個家庭中，都想做說了算的人，都想各自為政，那這個家庭還能存在，還能讓家人感到快樂幸福嗎？
所謂“四德”，其本意是說做女子的，首先要加強自身修養，提升自身品德，即正身立本；然後是指出入要端莊穩重持禮，不要輕浮隨便；指與人交談要能理解別人所言之意，並知道自己該說哪些話，而不該說哪些話；懂得治家之道，而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愛幼、勤儉節約等，且努力培養自己的操持家庭之能力。
試問：誰希望找一個道德不好的女子做老婆？誰想找一個輕浮女子為妻？誰願意找一個非良家女子為妻？誰樂意找一個不懂治家之道而沒有操持家庭能力的女子為妻？
的確，“三從四德”無一不是針對女子的要求—— 一種針對家庭（族）生活的規則—— 一種進而針對社會生活的規則。
但如果據此就得出“三從四德”是套在中國婦女身上的枷鎖，是為了維護父權制家庭穩定、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利益的封建家長制之類的鞭撻式的“標籤”之結論，實在是有失公允。
為何呢？因為在人的一生中，本來男人和女人扮演的社會角色可能是不盡相同的。譬如，古今中外，基本上都是男人上戰場保家衛國而流血犧牲，然女人卻差不多都會在大後方的家中留守。即“十五的月亮”一歌中所唱的“軍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換言之，為了保衛家國，為了保衛妻子兒女，男人在前線流血，甚至連生命搭上了，而女人基本都在沒有流血犧牲的大後方守家。
這難道不是男人的徹底犧牲嗎？ 至於當下大家熟知的所謂楊門女將上前線保家衛國，那基本上是文學影視作品，而非真正的歷史原貌。
男人為了女人把命都可以不要，然而，近百年來某些人卻似乎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勇敢地，似乎居心叵測地屢次非要告訴哪些遠離戰爭死亡威脅的女人們：女性同胞們，你們所遵從的“三從四德”，其實是孔子、是儒家、是中華傳統文化、是封建統治者套在你們身上的“枷鎖”，是為了維護父權制家庭穩定、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利益的封建家長制。
於是乎，眾多的女性同胞們被激動了，而不少的男性同胞們也逐步熱血沸騰了，甚而至於，中國的無數男男女女的都加入了批判“三從四德”之龐大的隊伍。一時間，孔子及其儒家學說，包括具有萬年文明史的中華傳統文化頓時成為眾矢之的。
故而，也就有了前述所談及的巴金先生之類的所為，也就有了肆意誣衊知識分子的狂潮，也就有了任意塗抹中華傳統文化、徹底否定中華傳統文化的瘋狂。
當然，孔子、儒家、中華文化，並非沒有糟粕，但是近百年來，在“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運動”等狂潮的衝擊下，還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三從四德”之本意，還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孔子,還有多少人真正懂得中華文化，以及其對維護家庭和睦、社會和諧的重要意義呢？
時至今日，眾多國人動不動就說說我們大家的道德素質普遍下降，言及很多的女孩子一個比一個品行差，但是究其原因是什麼呢？
一邊在拋棄中華民族固有的包括“三從四德”在內的優良道德之規範，一邊又在高喊國人道德素質的低下；一邊在找尋新的道德價值觀，一邊又拎著自己原有的一些惡習不放手；一邊在拿來別國的道德價值觀，一邊又在指責別人家的道德價值觀不行……
這就是近百年中國社會的一個畸形生態。
其實，“三從四德”，也是來源於古老的中華智慧寶典《易經》的思想。其體現的還是“定位”與“定性”的思想。即一般而言，男女有別，各自有各自應該扮演的社會角色。換言之，男人為女人流血犧牲是本分，女人為男人“三從四德”也是應有之理，而無所謂什麼“枷鎖”不“枷鎖”，也跟什麼“維護封建家長制”等八桿子打不著。
事實上，把“三從四德”之本為規範家庭、家族和社會良性發展的一個道德規則給政治化，系某些政客或所謂“精英”的別有用心，或者系無知所致，或者系另有隱情。
“罪狀”之三：
“三綱五常”是孔子為了維護封建等級制而提出來的儒家封建禮教。
每每看到有人把封建二字套在孔子頭上，筆者不由得想給其人義務普及一下歷史文化常識，有時甚至真的會臨時幫其補上有關“封建”這一課。
筆者於此也不妨簡單言及“封建”。
“封建”一詞，原出自《詩經·商頌·殷武》：“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意即命令達於下國，要下國大大造福。
及至後世，才出現“列爵曰封，分土曰建”，即《呂氏春秋》所稱之“封邦建國”。其外延才特指殷周分封制度，以及後世各種封爵建藩舉措，涉及相關的朝政、官制、人身關係、土地制度等等。
但後世卻把“封建”跟“專制”劃為等號，而不時地把一個本來生在奴隸制社會的孔子，打扮成了一個維護其身後200多年才真正建立起來的謂之為封建制度的“小姑娘”。即高喊孔子是封建制度的維護者，是封建禮教的衛道士。
然也有例外，譬如時隔2000多年後的1974年，巴金先生就又把孔子的學說肆意定性為“全面復辟奴隸制的反動主張”，而把孔子視為“奴隸主階級的政治代表”。
換言之，同樣一個孔子，同樣是孔子的學說，但在不同的時期，卻被世人賦予不同的“政治標籤”。
理清相關“政治標籤”之後，讓我們再來看看“三綱五常”的真正出處和意義等。
據考證，“三綱”二字最早見於《韓非子》這一法家著作。換言之，“三綱”二字連用是孔子於公元前479年去世之後200多年的事情。
“三綱五常”連用則是在西漢董仲舒之後的東漢班固所編撰的《白虎通義·三綱六紀》一書中：“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以及與班固同時代的王充所著《論衡·問孔》一書：“五常之道，仁、義、智、信也。”
總而言之，“三綱五常”都是孔子身後數百年的事情。
就歷史事實而論，對“三綱五常”作全面、系統論述的則是西漢大學者董仲舒。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基義》一書中說：
“凡物必有合……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
“凡物必有合……陰者陽之合，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又說“丈夫雖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
至於“五常”之說，則是董仲舒在面對漢武帝的一次策問中提出來的。其服務對象主要是維護大一統政治局面。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王者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外，延及群生也”。
由上述可見，“三綱”是用以約束臣民，而“五常”則延及範圍包括君主，以禮區分社會等級的尊卑制度和行為標準，而“仁、義、禮、智、信”則是整個社會的倫理本位和道德價值標準，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也不乏其中。
簡而言之，董仲舒心目中的“三綱五常”，其實是既要規範君王之言行，又要規範臣民之作為。
另外，《漢書·董仲舒傳》中記載：“夫仁人者，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春秋繁露》有云：“利者、盜之本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
由此可見，大學者董仲舒是以重道義，輕功利的思想來影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統治者講求仁政，而對百姓施以德教、禮教，淡化功利之心。
還有，董仲舒確實於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獨尊儒術（此處所謂之儒術，其實已經雜家之交合），罷黜百家”。
然而包括漢代在內的後世政權，事實上普遍也推崇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子百家。譬如漢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挾書律》，進一步促使諸子學說復甦。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較活躍，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佛家也是在漢代正式進了中華文化圈，而成為顯學。
換言之，“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只是一種說辭而已，或者說事實上並未通行多久，即“獨尊儒術”的影響力非常有限。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書中指出：“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於天子，子受命於父，君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
基於這種思想，包括西漢在內的後世王朝立法過程中，很多漢律的條文都體現了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綱”除了作為一種不具有強制性的道德規範外，更成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行為規範——法律，從而個人、家庭、社會與政治統治從行為規範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內在的統一。
但是“天子受命於天”，跟後來備受世人斥責的“君權神授”是一碼事嗎？
按照可靠史料的記載，“君權神授”系西方人的一種理念，即西方人曾經認為君主的權力是神授予的，譬如說上帝賦予了某人君權。
然而，董仲舒所著之《春秋繁露》一書中明確記載的是：“天子受命於天”，而沒有說是“神”。
那么“神”和“天”有無區別，有何區別呢？
正解應該是這樣的：
“神”指天地萬物的創造者、主宰者。譬如天主教的“上帝”，譬如道教的“玉皇大帝”。
在中華文化中，“天”其實常常是擬人化的，譬如我們常常會說“老天爺”，即把老天視為爺爺一樣的人。另外，在中華傳統哲學體系中，“天”指的往往其實是規律，是道，且與“道”時常連用。譬如《道德經》有云：“天之道，利而不害”，意即老天順應自然規律養育了萬物而不生加害之心。”
換言之，董仲舒其實在提出“天子受命於天”之理論時，已經包含了一種告誡：希望統治者能夠像“天”一樣地滋潤民眾，而不要無道——有害於民眾，不然“天”就會受命於跟其具有一樣品德的“利而不害”之人，即需要改朝換代了。
然而，悲哀的是，後世之人卻因為諸多因素，誤解或者曲解了“天子受命於天”，甚至將西方人的“君權神授”之理念強行加於董仲舒頭上。
前述可見，後人斷章取義，或者誤解，或者曲解“三綱五常”之本意，並天才般地誇大“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社會、歷史之負面影響，而有意無意地將“君權神授”與“天子受命於天”混為一談，且肆意把一盤盤髒水潑向了孔子、潑向了董仲舒，甚至潑向了滋養我們中華民族長達萬年的中華文明、中華文化。
另外，筆者於此稍微補充：中華主流思想是沿著中華文化之根的解釋宇宙萬物之規律的易學發展而來，而非沿著以神話傳說為基因的崑崙文化演變而成的。
前述可見，有關孔子的所謂“罪狀”，或為後人強加之果，或為牽強附會，或為任意曲解。
儘管前文中已就有關問題間接地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解答，而欲得以完全解答，並知曉孔子及其學說等的真實“全貌”，還需展開來談。可篇幅所限，故筆者只能概而言之。
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祖上系周朝宋國王室。大約在公元前1063年，周公以成王之命封忠正的微子於商發祥地宋，即今河南商丘一帶。微子以賢能為政，深受殷民愛戴。微子去世後，其弟微仲即位，是為孔子先祖。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曾擔任宋國大司馬，後在宮廷內亂中被殺。孔父嘉之後其子孫開始以孔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為了逃避宋國內亂，從宋國逃到了魯國。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魯國有名的勇士。
孔子3歲時，父親叔梁紇病逝。此後，孔子的家境相當貧寒。17歲時，孔母顏徵在也去世了。
此時孔子可謂“貧賤”到極點了。然其始終“志於學”，終成一代大家。可面對當時魯國君臣權斗的異常之政治氛圍，孔子實在難以推行其包含“惠民”、“選賢與能”等思想在內的仁政、德治。
“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孔子，毅然選擇了興辦“私學”，廣播思想種子的教育之路。換句話說，孔子將自己的推行“仁政”以愛民、惠民之理想寄託於學生、寄託於後世。
可其時“學在官府”，即學術和教育等資源基本被官府壟斷，基本為貴族子弟獨享，一般民眾幾乎沒有可能進入其中接受教育。
但孔子所興辦的私學，不僅收諸如顏淵這樣的“國人”(住在都城之內的平民)和子路這樣的“野人”(居住在郊外的人)為學生，而且孔子還一視同仁地接納南宮敬叔、孟懿子和孟武伯等出身貴族的官員做弟子。另外，孔子也容許子貢這樣的富商走進學堂。換言之，孔子是面向全社會招生，不論求學者的出身，只要好學者皆可為其弟子，即“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
接受教育的問題，這在近現代、當代很多國人的心目中根本不算什麼問題，然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時代，那可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因為那時並不是誰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力。
但在以孔子為代表的敢吃螃蟹的隨時可招來殺身之禍的為數罕見之先哲們的努力下，終於打破了“學在官府”的貴族教育壟斷之畸形社會生態，讓無數平民(國人和野人等)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當時和後世接受了“平民教育”的無數華夏子孫中的不少人恐怕就是我們這些近現代、當代人的祖先。
直至當代，很多國家都把保障“教育”權利的相關條款實現寫進了憲法。因為教育問題關係重大，而如果沒有法律作為保障，有些人接受教育的權利可能就會被剝奪。
至於教育的作用和意義，筆者就不贅言了，因為相信任何一個接收過教育而思想比較成熟的人，都會明白教育對一個人，對一個家庭，對一個社會，對一個國家，對一個民族，乃至對人類的作用和意義究竟有多么大。
那么作為一代教育大家，孔子給學生們教授的內容包括哪些呢？孔子是怎樣教育學生的呢？他又教育出多少學生呢？孔子為社會教育出了多少棟樑之才呢？
據《史記·孔子世家》等有關史料記載，孔子有弟子3000多人，身通“六藝”者70多人。所謂“六藝”，是指禮、樂、射、御、術、數。譯成白話文，就是全面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和技能的提升。
在教學中，孔子依據學生自身條件的不同，重視學生的個體差異，並特意引導個性相異的學生朝著良性方向發展，即“因材施教”(《論語·為政》中體現了此思想)。換言之，孔子按照學生不同的品行和專長等，曾把學生分為“四科”，即“德行”(代表人物為顏淵和閔子騫)、“政事”( 代表人物為冉有和子路)、“言語”( 代表人物為子貢和宰我)、“文學”(代表人物為子游和子夏)。也就是說，孔子既重視學生素質和技能等的全面提升，又重點培養專門人才、特長人才(譬如子貢就是名副其實的外交家)。這事實上跟當代所倡導的素質教育、專業教育和特長教育等就其本質毫無二致。
正因如此，所以在中華大地上才會出現“孔門十哲”(子淵、子騫、伯牛、仲弓、子有、子貢、子路、子我、子游、子夏)，才會出現孔門3000弟子和72賢人，而其門下弟子及其儒家學派才會對2500多年的中國社會，乃至日本、韓國等外國社會產生影響的深遠。於是，才會出現“萬世師表”、“大成至聖文宣王”、“大成至聖先師”之類的尊號或封號，而孔子直系後裔才會被封為“衍聖公”(民國時改稱“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儘管這些封號無不包含濃厚的政治色彩。
眾所周知，我們大家津津樂道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後人謂之為“寓教於樂”、“快樂學習法”)、“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即今人所言之“學思結合法”)、“溫故而知新”、“仁者愛人”、“節用而愛人”、“見賢思齊”、“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小不忍則亂大謀”、“發憤忘食：、“夫子溫良恭儉讓”、“吾日三省吾身”、“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禮之用，和為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和“舉一反三”等等的話語，其實都是孔子或其弟子的思想、智慧。
這些思想，這些智慧，在後世，在我們無數人的心目中都覺得非常不錯，但為何不少國人明知，卻還會鞭撻，甚者否定而謾罵孔子呢？——是不知道這些思想、這些智慧都來自於孔子，來自於其門人，來自於其儒家學派嗎？抑或另有原因呢？
換而言之，2500多年來，我們的先祖，包括我們自己，都是在孔子所倡導的“有教無類”之甘露滋潤下成長起來的。眾多國人還是在孔子所倡導而生髮出來的“私塾”(著名的“三味書屋”即是魯迅先生幼時就讀的私塾)中奠定了進一步接受教育的基石。
但近百年來，尤其是近些年來，每每提及孔子，總會有包括某些時代精英在內的眾多國人予以否定，乃至辱罵孔子，更有甚者會轉而攻擊敬重孔子、好學儒家和好學中華傳統文化者。就像母親用甘甜的乳汁撫育我們成長，而到頭來我們卻對母親妄加指責，甚者對規勸其應該孝敬母親之人予以鞭撻，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群體邏輯、社會心態呢？
試想：如果沒有孔子這些先哲身體力行地倡導“有教無類”，那么我們的先祖有多少都不能接受文化教育呢？會有多少中華兒女生活在無知無能的世界呢？
試問：假如世界上不存在“有教無類”的教育，那我們有多少人能無師自通，而用先哲留給我們的漢字，留給我們的中華智慧基因，留給啟迪我們茁壯成長的思想寶典而肆意攻擊一代教育大家孔子，以及否定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呢？
事實上，世人日常所謂的孔子之教育了束縛學生的個性，不利於思想解放，不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等有關的說辭，其實都是毫無歷史事實之依據的想當然，甚者是別有用心。
另外，按照說文解字，孔子所創立的“儒”學也是人所需要的：左邊一個“人”子字，右邊一個“需”字，合二為一，難道不是“人需”之“儒”嗎？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學派眾多，但古人為何惟獨把孔子所創立之學說定義為“儒”學，難道不值得我們這些後人深思嗎？
孔子之道，簡而言之，其核心思想就是“仁”、“禮”與“和”等。具體而言就是“仁、義、禮、智、信、孝、悌、忠、恕”等。譬如要孝敬父母長輩，做人要講求信義，對人要忠誠，為人胸懷要寬大，處事要把握和為貴的原則，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寧可受窮也不能放棄道義等等。換言之，其實就是告訴我們做人的道理，是希望世人應該擁有一種什麼樣的人類倫理道德，即道德規範。
綜上所述，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
孔子為天下蒼生四處奔波
孔子在興辦“私學”，大力教育弟子期間，也在魯國做過官，甚至“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曾經努力推行其“仁政”以“惠民”，並通過外交手段，逼迫齊國將在戰爭中侵略魯國的大片領地還給了魯國，且盡力“墮三都”——以“正位”——讓總經理(魯國“三桓”)不再越權而代替董事長(魯國國君)做主。
但身處魯國宦海的孔子，終未能將其所崇尚“惠民”、“利國”之“仁政”推行成功。
孔子沒有因此而氣餒，依然“知其不可而為之”地選擇了奔走於列國以尋求能大力推行其“仁政”理想之國度的荊棘之途。
從小飽含饑寒，深知民間疾苦的孔子帶領著眾弟子，在長達14年的長途跋涉之苦苦尋覓中，曾經先後到過衛、宋、曹、鄭、陳、蔡和楚等諸侯國。
由於當時的諸侯國之決策者基本都熱戀戰火，或者只求自保而不思進取，所以結果孔子所主張的“仁政”照舊缺乏施展的政治空間。
非常欣賞而意欲重用孔子之楚昭王的離世，終於熄滅了孔子的政治抱負之火，而加之年邁體弱，且魯國又盛情邀請他返國，於是孔子最終又回到了生養他的故國——魯國。
儘管孔子失意而歸，但與眾弟子周遊列國多年，難道不是去尋求一種善於納諫而富有民主氣息的國度嗎？
當代文明可與孔子學說優勢互補
政治上的不得志，促使孔子晚年將主要的精力用在“私學”上。他興辦“私學”，廣收門徒。
孔子在辦學和從政之餘，還整理了文化典籍：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被譽為“十翼”，或稱易傳)，作《春秋》。
孔子堅信教育的力量，堅信思想的力量，堅信文化的力量，堅信書籍的力量，堅信通過艱苦的努力，“仁政”之火苗定能在其弟子身上，定能在有識之國度燃起，而惠及天下蒼生，即實現“大同世界”。
儒家重要經典《禮記》對孔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有詳細的記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此為孔子、為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這是天道精神的社會(人道)體現。
由此可見，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主張“天下為公”，世人都應尊老愛幼，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人間該互相關愛，使社會風氣良好，讓民眾生活得快樂、幸福。
事實上孔子去世後200多年時，《呂氏春秋·貴公》篇也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著名論斷。也就是，與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同為發端於中華易文化的《呂氏春秋》這一中華歷史文化寶典，也與孔子之思想一脈相承，即都認為天下為公，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另外，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康有為在其《大同書》一書也提出了“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
但有趣是，世人在近百年的歷史中，幾乎清一色地否定孔子，否定儒學，甚至進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而很少有人抨擊在事實上同樣提出了天下為公之思想的呂不韋和康有為等人。
然當孫中山先生提出“天下為公”、“建設大同世界”時，國人又開始高歌“天下為公”和“大同世界”了，但似乎忘記了這些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和呂不韋等人就提出來了的歷史事實。甚至連與孫中山年齡相差僅8歲的康有為先生都被拋到爪哇國去了。
似乎基於同樣的邏輯，當眾多國人，尤其是一些所謂的“時代精英”面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書中所提出的“天子受命於天”時，就有意無意地將其誤解或者曲解為“君權神授”，而把“君權神授”的真正發明者西方人“健忘”到了九霄雲外。
但言及歐洲的啟蒙運動時，眾多國人，尤其是某些所謂的“時代精英”，以及某些政客之類的社會群體，卻會高聲讚美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盧梭等人提出的“天賦人權”等，而大力鞭撻“君權神授”，認為其為維護專制和暴政的工具。
也就是說，董仲舒、盧梭等人同樣提及“天”，孔子、孫中山等人都提出了“天下為公”和“大同”，但遭遇卻截然相反：孔子和董仲舒等人被抨擊，甚至有人似乎想剝了人家的皮，而盧梭、孫中山等人卻被眾多國人頂禮膜拜，甚至被戴上諸如“思想先驅”、“革命先行者”等之類的高帽子。
誠然，歐洲啟蒙運動的歷史意義非同尋常，其時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思想家的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制、人權、三權制衡”等思想，從理論上來證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並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綱領和社會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社會。他們用“天賦人權”的口號來反對“君權神授”的觀點，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來反對貴族的等級特權。
這思想和口號迅速在歐美傳播，對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起了到了不小的影響和較大的推動作用，對世界其它地方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孫中山先生確確實實對中國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然而我們理應尊重歷史，不能厚此薄彼，不能照人下菜碟，不能因人廢言，更不能妄加指責或者人為地拔高其人。
據有關資料記載，17、18世紀交替之際，歐洲人把儒學用輪船運往西方世界，在那裡曾經形成過100年的中國文化熱，儒家思想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歐洲新思想相結合，成為歐洲近代歷史發展的主導精神——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是中國儒學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書派”把中國儒學，作為反對神權統治下歐洲君主政治的思想利器。
但是近百年來西方世界的崛起，尤其是某些人利用其所謂的“西方中心論”來影響中國，加之當年清政府確實腐敗無能而導致中國落後於世界列強。久而久之，國人普遍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思想智慧等產生了懷疑，甚至徹底否定，而把目光時而投向日本，時而投向歐洲，而今又主要投向美國，似乎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國的好，好像西方、好像美國的月亮都比咱們中國的圓。
於是乎，大凡提起中國傳統文化，就是鄙視，甚至全盤否定，而令人非常可悲的是，如今中國知識階層，乃至某些決策者之中迷信西方、迷信美國者比比皆是。有人甚至認為只有把西方、把美國的那一整套都照搬過來，那么中國的一切問題就都立馬解決了，民眾的任何問題就都很好地得到解決了。
換而言之，近百年之中華民族，成了一個越來越沒有自信的民族，而愈來愈迷信西方、迷信美國的那一套東西了。
所有這些，其實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人心靈上一副副沉重的精神枷鎖了。
但很多知識精英至今不以為然，而為數不少的決策者也似乎認為必須把人家西方，把人家美國的都搬過來，那中華民族就會再度崛起。
因此，孔子也罷，老子也罷，大凡中華傳統文化，基本都被視為自慰，基本都被眾多國人，尤其是一些精英和部分迷戀西方世界的決策者當做眼中釘，肉中刺。
另外，還有部分至今迷失於浩劫時代的思維理念之中而不能自拔的國人，也把孔子、儒學，以及中華民族的其他先哲和中華傳統文化視為異端而大加批判。
但是，一味倡導西方、美國文明或迷戀浩劫之方式的同胞們、先生們、朋友們：捫心自問，你們真正了解孔子、真正明白儒學，真正懂得了多少中華傳統文化呢？
當代社會，不少國人都在談及“藏富於民”。
但事實上孔子早就提出了此思想。孔子強調要“惠民”，而“惠民”(《論語》：“其養民也惠”)翻譯成白話文其實就是“藏富於民”，且更為深邃。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
另外，孔子的德治思想還包括“其使民也義”(《論語》)，即在領導民眾時，應符合道義、合情合理，而使民眾樂意接受。
孔子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翻譯成白話文，其實就是：為政者有德，是因為內心有道，表現在行為上就是高風亮節。有了這樣的高風亮節，就有了號召力，有了凝聚力，好像天上的北斗星，滿天的星座都會跟著它的方向轉動。
這其實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論語·子路》)孔子反對苛政嚴刑。他認為“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論語.堯曰》)孔子利用對比的方法告訴世人，道德教化比單純的刑罰要好得多。他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為政》)這就是說，治理一個國家，如果僅用行政命令來管理，僅用刑法來整頓和懲罰，民眾雖然可以為了逃避處罰而避免犯罪，但是他們卻毫無廉恥之心。如果用道德來引導，用禮義來規範和教化，民眾就會有廉恥之心，就會自覺糾正自我的過錯，不做不道德的事，從而達到徹底說服人心的目的。
如今我們制定了很多法律條文，也懲治了不少貪官污吏，但為何腐敗問題依然十分嚴重呢？究其根本原因，其中一個就是缺乏有效的道德教育，結果導致一些人精神空虛、價值觀錯位，而品德素質低下。這事實上恰恰印證了孔子之語。
由此可見，我們大家理應好好地深思，而不應在尚未真正了解孔子、尚未真正理清中華傳統文化之前就貿然否定之，更不要繼續把中華民族推向越發不自信的深淵了。
其實，孔子所主張的“為政以德”，即把德、禮施之於民，實際上已打破了傳統的禮不下庶人的信條，打破了貴族和庶民之間原有的一條溝壑。
這種治國方略事實上為人權、民主等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試問：孔子主張“有教無類”，是不是保障更多人接受教育的權利呢？
——答案是肯定的。既然是，那這不是保障人權又是什麼？當代所倡導的“人權”難道不包括保障民眾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嗎？
如此，某些時代精英把現當代所謂之“人權”與孔子的“有教無類”對立起來，是否妥當呢？難道還要把孔子、儒學、中華傳統文化視為實現人權的絆腳石嗎？是否還要把其當作眼中釘、肉中刺呢？
公民社會倡導民主，而民主倡導選舉，但孔子主張“選賢與能”，這難道不是選舉的一種嗎？而且孔子的主張更為全面，即所選舉之人既要有能力，更要賢德。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主張“賢與能”之人為民眾辦事，這難道有錯嗎？
當代民主重視選舉，而不言及“賢”，僅談“能”。但如果選舉上去的是一些不為民眾、不為國家利益而著想的人，那不是禍國殃民嗎？換言之，難道選舉一幫子無德之人去行政，我們才可放心？
是的，選舉上去的不行了可以撤掉，但是難道不會付出或多或少的代價嗎？為何不按照孔子所主張的“選賢與能”而儘可能地加以避免呢？
綜上所述，其實孔子、儒家對於現代文明之世界和公民社會是有益的。也就是說，生髮於2000多年前的孔子及其學說，依然適用於當代社會。當代文明如與其結婚，一定能生出更加健康的政治成果——古今政治智慧的結晶——自由、民主、大同的社會。換言之，中華傳統文明與當代文明可形成優勢互補的良好態勢。
當然了，孔子的儒家學說，跟現當代某些思想家的治國理念還是存在一定的差異，這些需要我們進行深入研究，而不可貿然予以否定。
據筆者不完全查證，1988年，在巴黎召開的主題為“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上，75位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呼籲全世界“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裡汲取智慧。”
孔子及其所創立的儒學，2500多年來，不僅僅對中國造成了十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以及西方社會都產生了非同小可的影響。
因此，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美國文明之父”愛默生認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
任何形態社會都會像人一樣地經歷“生老病死”，任何國家都會經歷出生、成長、壯大、鼎盛、衰敗，甚至死亡的命運。這是社會發展規律，這是自然法則，不會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譬如15世紀以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俄國、德國、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先後憑藉各自獨特的民族優勢，成為世界強國，甚至獨霸世界。既然如此，那中國近代落伍，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所在的法國在百年前就衰弱了，而其國際領先地位先後早被德、美國等國家取代了。難道責任也在於盧梭、伏爾泰等這樣的思想家嗎？
同理，包括部分時代精英在內眾多國人把中國近代落伍等責任強行加在孔子身上，牽強附會於中國傳統文化，實在是既不明白社會發展之規律，也不尊重歷史事實，而且有失公允。
綜上所述，既然“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而天安門地區又富有特殊的政治意義，那么將孔子塑像矗立於天安門地區有何不好呢？
另外，既然有關決策層已經將倡導“惠民”(“藏富於民”)等“仁政”、“德治”之理念的孔子“請”了出來，那么作為民眾為何不能因勢利導呢？
故而，筆者認為孔子走進天安門是中華民族之幸。(作者：羅豎一系中國傳統文化論壇常務理事、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會員、中國紀實文學研究會會員、知名媒體評論員、獨立青年學者、資深媒體人、中華建築報原主編)
任職經歷
大中國小時代歷任班長、團支部書記或學生會學習部部長等職務。中學時代曾任全國數十家報刊特約記者。大學期間曾與人合作創辦了一份報紙《地平線》。多次獲得全國性文學獎。學生時代即開始在《天水日報》《少年文史報》《甘肅青年報》《青少年日記》等省內外報刊上發表文章。部分作品躋身《花季心語》《新星文集》《中國詩典》《中國詩萃》等書。
人生理想
"做一個有良知而富有思想的平凡人！希望百年之後，世人能因為我曾經的存在而有所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