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物質文化遺產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近現代重要史跡及建築
江西省
羅坊會議和興國調查會舊址VI-972
簡介
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毛澤東同志在新余陳家鬧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與江西行委的聯席會議，史稱“羅坊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總司令朱德、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江西省行委宣傳部長陳正人、中共中央長江局代表周以栗、紅三軍團政委滕代遠、紅一方面軍總參謀長朱雲卿、總政治部主任楊岳彬、總前委秘書長古柏、紅三軍軍長黃公略、政委蔡會文、紅四軍軍長林彪、政委羅榮桓、紅八軍軍長何長工、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等十餘人。
.會議的前一段集中討論了紅軍的行動方向，和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問題，於26日通過了《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決議，後一階段集中討論了如何粉碎敵人進攻的戰略方針問題，於30日確定了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
1930年10月29日至11月4日，毛澤東在此開座談會，詳細調研興國土地鬥爭情況，並根據多處調查所掌握的材料寫下《興國調查》一丈，為全黨樹立了調查研究的典範。舊址原為木材行，兩層排房，磚木結構，建築面積325平方米。
羅坊會議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由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羅坊召開聯席會議，史稱“羅坊會議”。這次會議有力地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統一了紅軍與江西地方黨的思想，制定了紅軍“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會議期間，毛澤東利用間隙，從興國蘇區送來當紅軍的農民中，選了８個人，開了１個星期的調查會。爾後，根據調查記錄，整理成著名的《興國調查》這篇光輝著作，為我黨調查研究樹立了光輝典範。
新餘人民早在１９６９年就成立專門機構，負責羅坊會議和興國調查舊址的管理和保護，並於１９７３年建立了羅坊會議紀念館。３０多年來，歷屆市委市政府不斷加大投入，各級組織加強協調，使舊址舊居得到了很好的保護，並成為了該市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場所，累計接待觀眾超過百萬人次。２０００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２００１年被列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２００４年底被確定為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現場基本教學點。更讓人歡欣鼓舞的是，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興致勃勃地參觀了羅坊會議紀念館，對紀念館堅持開展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此次列入國保的羅坊會議和興國調查會舊址共有４個點，即：羅坊會議舊址（毛澤東舊居）、興國調查會舊址、紅一方面軍總部舊址（朱德舊居）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舊址（曾山舊居）。羅坊會議和興國調查舊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力地提升了我市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級別。
建築
該館始建於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國慶節開館，建築面積達２２００平方米，是一組頗具民族風格的以四合院為主體的建築群。該館下轄陳家鬧羅坊會議舊址、院前村紅一方面軍總部舊址、彭家洲興國調查會舊址......等八處革命紀念地。館中分設六間展廳，第一至第四廳羅坊會議陳列，第五、第六廳為新餘地方革命史陳列。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５日，為了決定紅軍的行動方向，粉碎敵人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毛澤東在新喻縣羅坊陳家鬧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史稱羅坊會議。羅坊會議紀念館是一個專題性的黨史紀念館，是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陣地。
羅坊會議舊址群
1930年10月25日至11月初，為了決定紅軍的行動方向，粉碎敵人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毛澤東在新余縣羅坊陳家鬧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史稱羅坊會議。為了紀念這一事件，1973年興建了羅坊會議紀念館。館址位於羅坊會議舊址和興國調查會舊址中間。羅坊會議紀念館位於新余市東羅坊鎮袁河之濱。該館始建於1973年，1976年國慶節開館，建築面積達2200平方米，是一組頗具民族風格的以四合院為主體的建築群。現開辦了“羅坊會議”、“興國調查”兩個基本陳列。舊址舊居散布於紀念館周邊一公里範圍內，形成一個紀念建築群。主要有彭家洲興國調查會舊址、院前村紅一方面軍總部舊址（朱德舊居）、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舊址、羅坊會議舊址（陳家鬧毛澤東舊居）。
興國調查會舊址位於彭家洲小墟北頭，坐東朝西，與羅坊街隔袁河相望，原為一棟六開間的木行店。羅坊會議期間，毛澤東從興國蘇區送來當紅軍的農民中選了8個人，在新余羅坊彭家洲該舊址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後根據記錄，於1931年1月在寧都小布整理成《八個家庭》典型調查，後改為《興國調查》。全文四萬餘字，共7章36節。
羅坊會議紀念館
油畫：羅坊會議的同志們紀念館同時負責管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羅坊會議和興國調查會舊址。
羅坊會議紀念館羅坊會議紀念館連續10年榮獲“江西省文明單位”稱號，被命名為“江西省第二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江西省國防教育基地”和“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現場教學點”。2004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視察羅坊會議紀念館時，充分肯定了該館的陳列展覽和堅持開展愛國主義、革命傳統教育的做法。
背景
1930年6月，毛澤東、朱德一再受到當時“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的黨中央指責為“有一貫的游擊觀念”，這種游擊觀念，或者說這種“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不適應現在的形勢”，必須“根本解決”，要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所謂“新的路線刀，即“堅決的向中心城市發展”，配合“湘、鄂、贛三省的首先勝利”。因此，他倆於這年6月下旬，奉命率領紅一軍團(下轄三、四、十二三個軍，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朱德為總指揮。同時成立了第一軍團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由福建長汀出發，執行北上攻打南昌、九江，“建設江西政權”，進而“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軍事冒險計畫。紅一軍團於6月22日在長汀發出《由閩西出發向廣昌集中的命令》以後，經興國、吉水、永豐，新淦等地，因沿途均未作戰，7月23日便進駐清江縣的永太鎮。24日拂曉，在樟樹打了一個勝仗，“擊破百零一團兩個營之敵，繳槍枝近二百，俘虜敵兵一百餘”。(1930年8月19日毛澤東於萬載黃茅致《贛西南特委轉閩西特委並轉中央》的一封信，以下簡稱《信》)。樟樹的仗雖然打贏了，但毛澤東當時在樟樹分析了敵我形勢後卻認為：“此時撫州有敵二團，戴岳部則有由新淦渡來樟樹之勢。若去攻撫州，撫州敵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敵人前進，又不知何日將敵人結束。若直進南昌，則敵人主力沒有消滅，且在我軍後，南昌又四面背水，於勢不利。”逐決定不從樟樹直接進攻南昌，而“乘虛渡河向南昌對岸前進，攻擊牛行車站為目標，舉行八一示威”。(《信》)因此，25日下午三時，紅一軍團總部即在樟樹發布《占領樟樹後渡河的命令》，限各軍於26日晨四時前全部渡完贛江，繞道高安，由南昌北部的牛行車站進攻南昌。
紅軍完全按命令、計畫行事，30日，經高安縣城到達新建西山萬壽宮和石子墩、生米街一帶。31日，進駐生米街的紅十二軍派出兩個縱隊進占南昌對岸的牛行車站，並“舉行八一示威”，意欲引蛇出洞，將駐守南昌城的敵人逐個擊破之。然而敵人懾於紅軍威力，竟在“南昌城不還一槍，不至一兵”。因“我們此時找不到敵人打，既不能打南昌，八一示威任務也已達到”(《信》)，總部在西山又發布《南昌撤圍後向安義，奉新休息整頓的命令》。命令中指出：這樣散開隊伍，一方面仍然是為了“求迅速完成北上任務起見，決誘敵離開其巢穴而殲滅之，另方面，也是為了“發動民眾籌款，做宣傳等”，同時也是力爭主動，“因恐久待敵人而敵人不來，待敵人兵力集中以後向我進攻，陷於不利地位”(《信》)
8月2日紅軍分別到達奉新、安義以後，南昌敵人“仍守防禦工事之中，尚不敢向我前進”。同時毛澤東在奉新從敵報上看到這樣的訊息：“湖南何鍵部於七月十九日由長沙向平江移動，有對我第五軍前進之勢多武漢白軍悉數北上參加蔣閻戰爭。”(《進攻長沙先取瀏陽的命令》)8月5日，毛澤東又從上海的報紙上看到，長沙已被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攻陷，“但不知如何攻下的，此一攻陷非奇兵襲擊，而是在何鍵非常動搖之中打敗敵人之後占領的”。這次占領雖沒有鞏固，退了出來，但“我們估計目前形勢是一個急轉直下的形勢，何鍵在被第三軍團攻擊大敗之後，一定更加動搖”。為了“達到消滅敵人，援助五軍，開展湘鄂贛之交之大局”，“促進全國總暴動”，遂決定暫時放棄打南昌，“去瀏陽擊敵，直取長沙”，威脅武漢。待長沙拿下後，“由株萍路回師襲擊贛敵……奪取吉安，再回南潯，進攻武漢”。(《信》)
6日，毛澤東在奉新向贛西南特委寫信報告，敘述紅一軍團途中戰鬥經過和改變行動計畫的同時，總部又先後發出由奉新向宜豐，然後向萬載，向瀏陽文家市進軍的命令。
紅一軍團在從奉新至萬載黃茅的進軍途中進一步獲悉，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從長沙撤出後，“何鍵還有十團以上兵力，集中瀏陽，向我第三軍團前進，右路兵力分散文家市、孫家煅兩點約十團左右，左路在達滸東門市一帶”，因此總部決定20日“解決文家市、孫家椴之敵，再擊敵人左路，要求第三軍團在平江一面打來，以消滅敵人主力，直下長沙”。(《信》)
20日，軍團各軍按命令從萬載黃茅出發，分三路進攻文家市，殲敵戴斗垣旅三個團，一個營，一個機槍連，俘敵官兵一千餘人，戴斗垣被擊斃，繳步槍一千四百多支，水機槍二十挺，手機槍、輕機槍十七挺，駁殼槍無數，取得了紅一軍團成立以來的空前大捷，促進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
23日，紅一、三軍團在瀏陽縣永和市會師，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及黨的領導機構一一總前委，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隊伍三萬多人，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最大的一支工農武裝力量。
24日，方面軍總部決定第二次攻打長沙，並於永和市發布《向長沙推進的命令》。9月2日晚七時，一、三軍團全線向長沙之敵攻擊。在進攻中，雖然取得了一些勝利，如猴子石之敵，被一軍團驅至湘江邊，大部分被繳械，擊斃溺死者幾千人，俘千餘人。但因未消滅敵之主力於打工事之前，民眾條件尚不具備，城內無工人暴動，無士兵暴動多紅軍的技術條件也不具備，沒有重炮，交通器具連無線電也沒有。長沙久攻不克，其時蔣桂戰爭也將結束，敵援兵已近長沙，形勢對紅軍不利，12日，遂作出撤圍長沙的決定。13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株洲開會，作出回兵贛省進攻吉安的決定，並發出命令，一軍團攻取吉安，三軍團略取峽江，新淦、吉水，以“威脅南昌，阻擊援敵”，在湘贛兩江之間機動作戰；部隊14日從株洲出發，沿途分散工作、籌款和縫製被服多行軍十七天，一軍團限於9月30日全部到達吉安的延福鄉集中。其目的，是因一軍團原有奪取南昌、九江，占領南潯鐵路的任務，這次迅速地攻下吉安，能引導贛南千百萬民眾從樟樹、撫州兩路向南昌、九江前進。
羅坊會議的召開
l0月2日，一軍團總部在吉水阜田發布《進攻吉安的命令》。4月拂曉，紅軍與贛西南地方武裝上十萬人向敵人發動總攻擊，當晚，敵鄧英部與江西省警察大隊約四團兵力乘隙狼狽逃竄，紅軍占領了吉安城。6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吉安召開有贛西南特委參加的擴大會議，正式成立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五十三人，曾山為主席。同時又成立了江西省行委，以李文林，曾山、陳正人等十三人為委員，李文林為書記。下設贛西、贛南、贛東北、贛西北四個分委。7日，在吉安中山廣場舉行有幾萬人參加的慶祝攻克吉安城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成立的大會。大會還通過進攻南昌、九江，擴大紅軍一百萬等內容的決議。
13日，紅一軍團在吉安發布《移師北向清江集中的命令》，東向袁水流域推進，意圖是“進攻南昌、九江，消滅魯滌平敵軍，奪取江西全省政權。……”
17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峽江召開擴大會，討論形勢，紅軍行動、土地及工商政策等問題。此時，蔣、馮、閻的軍閥混戰已經結束，毛澤東敏銳地看到了形勢的變化，蔣介石已開始調兵遣將集中兵力來對付紅軍，指出：“階級矛盾超過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時，反動統治階級必然聯合起來進攻革命，我們必須作好準備，“來衝破消滅反革命的聯合進攻”。因此，儘管會上對是否打南昌、九江有分歧意見，但會後只發布“第一步擬先殲滅高安當前之敵而占領之”等為主要內容的命令。
22日，方面軍總部由峽江轉移到清江西南的太平圩，總前委又在那裡召開會議，繼續討論軍事行動問題。其時，據探測到的敵人情報，國民黨軍隊譚道源部已全部開至南昌，許克祥與熊式輝的先頭部隊巳抵九江，金漢鼎、毛炳文部亦有來贛之說，公秉藩部在撫州，羅霖部在袁州，完全證明毛澤東在峽江會議上分析敵情的正確。據此情況，會議改變了峽江會議進攻南昌、九江先占領高安的行動計畫，發布了《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間工作待機的命令》，決定從l0月24日開始，暫以七天為期的時間，部隊仍在清江，新喻的袁水兩岸與瑞河(錦江)之間按兵不動，只在這一帶地方組織，發動、教育民眾，籌措給養，擴大紅軍，為殲滅來敵作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
25日，紅一方面軍總部從太平圩、黃土崗廖家移駐濱臨袁水的新喻縣羅坊園前村，總前委與江西省行委在羅坊陳家鬧一家店鋪里舉行重要會議，即羅坊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總前委成員、軍以上和江西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主要有毛澤東(總前委書記)、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兼紅三軍團團長)、滕代遠(紅三軍團政委)、楊岳彬(總政治部主任)、朱雲卿(總參謀長)、古柏(總前委秘書長)、周以栗(中央長江局代表)、黃公略(紅三軍軍長)、林彪(紅四軍軍長)、羅榮桓(紅四軍政委)、羅炳輝(紅十二軍軍長)、何長工(紅八軍軍長)，袁國平(紅三軍團總政治部主任)、李文林(江西省行委書記)、曾山(江西省蘇維埃主席)、陳正人(江西省行委宣傳部長)等同志。會上著重討論了政治形勢和軍事行動問題。次日，通過了《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決議案。其中對國內外形勢以及敵我力量的對比作了科學分析?總結了紅軍兩次打長沙的教訓和攻占吉安的經驗，指出當前在敵人大肆調兵入贛，加強固守南昌工事，並準備對我進剿的新情況下，紅軍不宜冒險進攻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應進一步鞏固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深入土地革命，解決了軍內和地方黨關於軍事行動方向問題的分歧與爭論。
羅坊會議通過了決議之後，會議繼續進行，著重討論研究如何粉碎敵人的反革命“圍剿”問題。會上，毛澤東提出打開吉安城以後，大塊新蘇區未能鞏固，而紅軍主力離開鞏固的蘇區與強大的敵人作戰不利，主張東渡贛江向革命根據地撤退。這撤，就是牽著敵人的鼻子走，是“撒開兩手，誘敵深入，大量消滅敵人”的方針，等到“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
在討論研究這個問題時，地方黨的部分領導幹部和三軍團的部分幹部，認為東渡贛江，誘敵深入根據地內部，會給根據地人民帶來很大危害，主張主動出擊，把戰場擺在贛江兩岸，一軍團在贛江以東，三軍團在贛江以西，兩軍“夾江而陣”，在這贛江兩岸的白色區域同前來進攻的敵人決戰，狠狠打擊敵人，打破敵人的“圍剿”迷夢。經過幾番熱烈爭論，特別是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周以栗等都站在毛澤東一邊，支持“誘敵深入”的方針，最後，大多數還是同意了毛澤東這個“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
11月1日，總部在羅坊發布退卻命令，方面軍分左、右、中三路移師贛江東岸，準備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並具體規定了各路軍東渡贛江的時間，地點和渡江後的行動路線。
羅坊會議的重要意義在於：第一，紅一方面軍從理論和箕踐上擺脫了“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停止了進攻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軍事冒險行動，從“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路線轉變到正確路線。這個轉變，在袁州會議、峽江會議開始有了實際行動，太平圩會議停止了向中心城市的進攻，羅坊會議是這個轉變的最後形成。這是羅坊會議一個重大的歷史功績。第二，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圍剿，．制定了“誘敵深入”的正確作戰方針。正是這個正確方針的提出與指導，並在實踐中運用成功，不僅取得反“圍剿”的輝煌勝利，還使紅軍的戰略戰術原則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從此，紅軍開始由游擊戰向運動戰邁出了偉大的一步。這正如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文中總結的那樣：“到了江西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方針提出來了而且套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於是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
11月4日，紅一方面軍開始東渡贛江。渡江前二日，在羅坊彭家洲一片烏桕林中開了個聲勢浩大的民眾大會。會台是臨時用幾根樹和門板搭成的，台前橫幅上寫著“中國共產黨萬歲”七個閃光的大字，兩邊的對聯是。“紅旗飄揚五大洲，共產戰勝全世界。”毛澤東和朱德在會上講了話，號召工農民眾團結起來，積極參軍參戰，深入土地革命，開展武裝鬥爭，以實際行動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圍剿。
根據敵人的尾隨、烏合等情況，11月25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永豐縣沙溪發布《關於到東固、南壠、龍岡集中準備出擊敵人的命令》。12月22日，總前委在寧都黃陂召開會議，討論紅軍戰略反攻計畫。28日，在寧都黃陂發布《決定橫掃左翼敵人張輝瓚及許、公，羅各師的命令》。命令紅一方面軍兵分左右兩路，沿上固，潭頭向東固次第進擊。29日，紅一方面軍總司部於水豐之君埠街發布《攻擊龍岡張輝瓚的命令》，指出30日上午四時前攻擊龍岡之敵。
12月30日凌晨，龍岡戰鬥打響了，紅軍向張輝瓚部發起猛烈進攻，經一天激戰，全殲敵九千餘入，活捉敵前線總指揮張輝瓚。張部敵是圍剿的主力軍，這個主力軍被殲滅了，敵全軍動搖潰散，紅軍乘勝逐個擊破，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這個勝利，是“誘敵深入”戰略方針的勝利，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勝利。朱德說得好。“敵人第一次‘圍剿’被打破。這說明了。只有依靠民眾，依靠根據地，誘敵深入，才能大量殲滅敵人。這是用事實反對了立三路線。”(《在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這個勝利的凱歌聲中，毛澤東高興了，革命豪情洋溢，隨即寫了“漁家傲”調的《反第一次大‘圍剿’》詞一首，謳歌這次勝利和千百萬為人民的事業奮不顧身的英雄好漢們。詞曰：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障暗，齊聲喚，前頭提了張輝瓚。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乾，不周山下紅旗亂。
羅坊會議紀念館與興國調查舊址
革命的人們，羅坊會議是應該記取的。為了讓人們永遠不會忘卻這段光榮的歷史，原羅坊陳家鬧羅坊會議會址，會址東走一華里的南英山崗腳下，原紅一方面軍總部所駐紮的園前村，以及毛澤東，朱德二人曾分別在這兩地住宿過的房子，都按原貌保留了下來，供人們參觀瞻仰。從1973年10月動工，在1930年11月2日原紅一方面軍開群；眾大會的彭家洲上，又興建了羅坊會議紀念館。那是一座具有民族風格的四合院形式的建築物，整個建築面積一千八百平方米，內設六個陳列室，還有來賓接待室、休息室，等等。館內館外辟有花圃，點綴盆景，四周桔林竹木滿布，四時青翠掩映，風景優美。
羅坊會議紀念館陳列室內，通過豐富的革命文物和許多歷史照片、圖表，以及繪畫、雕塑等藝術形式，介紹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於l930年6月至9月率領紅，軍轉戰閩、贛、湘、鄂邊境的革命風雲，特別是1930年l0月下旬至11月初在羅坊會議期間的革命實踐活動，著重宣傳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的光輝思想，歌頌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
在羅坊紀念館近旁，還有一處“興國調查”會的革命舊址。那原是一家木行店，1930年10月下旬紅一方面軍移駐羅坊後，毛澤東曾找來從興國送來當紅軍的傅濟庭、李昌英、溫奉章等八個農民，在這房子裡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詳細調查了興國縣永豐區的土地革命情況。
調查中，毛澤東以滿腔的熱忱和甘當國小生的態度，逐個找他們座談，按照預定的調查提綱，有目的地向他們發問。對方在回答問題時，毛澤東親自動手，一一把它詳細記錄下來，詢問完了，又同他們一起商討問題，做出結論。調查會開得生動活潑，有問有答，有商有量，有說有笑，有時開到深夜，也不覺得疲倦。1931年1月26日，毛澤東在寧都小布圩將它整理成文，名日《興國調查》。1937年10月6日，毛澤東將《興國調查》、《尋鄔調查》、《木口村調查》等十一篇調查材料彙編成《農村調查》一書，寫了序言和跋，印發給幹部“參考”學習。他在《興國調查》的前言中說：
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面想像的東西，和看了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
在《農村調查》的序言中說：
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夠。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國小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的，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民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史達林的話說的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雖然現在時代不同了，要調查的內容與手段大大不一樣，但毛澤東說的上面幾段話的基本原財、基本精神，卻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永遠是真理，它是永放光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