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卡爾曼

卡爾曼是蘇聯紀錄片攝影大師，同時又是電影導演、教授和記者。 回國不久，他即轉赴抗日烽火燃燒的中國。 他在中國共拍攝了1萬多米的影片資料。

基本信息

攝影大師羅·卡爾曼
莫斯科新聖母公墓第九區有一座形狀不規整的石頭打造的墓碑，與其石頭墓碑不同，這塊石頭沒有埋在土裡,而是擺在高出地面的一塊長方形大理石底座上。石頭上鑲嵌著凸起的銅字“羅·卡爾曼”和“1906—1978”。在姓名的左方刻有淺淺的影片畫格，一眼便可知道這兒安葬的是一位電影人。到今天,他離開這個世界已經整整30年了。
卡爾曼是蘇聯紀錄片攝影大師，同時又是電影導演、教授和記者。1931年他畢業於蘇聯國立電影學院攝影系，立志永遠和人民在一起，和普通戰士站在第一線上，拍攝他們爭取解放與自由的鬥爭。從那時起，近半個世紀裡，他的手沒有放下攝影機，實現了自己的志願。他對世界電影、對歷史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38年，他到過延安，拍攝過毛澤東，而且還得到過毛澤東為他書寫的詩詞真跡。
（高莽圖）
上世紀30年代是世界動盪的時期。1936年西班牙戰爭爆發，卡爾曼帶著他的“艾姆”手提攝影機奔赴西班牙，在槍林彈雨中工作了兩年，拍成《西班牙事件》新聞片20輯，使世界人民看到西班牙人民反對法西斯的真實情況。那時，他對那場戰爭的理解，遠遠超過一般政界人士。
回國不久，他即轉赴抗日烽火燃燒的中國。他不熟悉這個國家，不通曉中國語言，全憑滿腔國際主義熱情奮不顧身地工作。那時他除了拍攝新聞紀錄片之外，還擔任蘇聯《訊息報》的特派記者。從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整整一年，他從蘭州駕駛汽車，跑遍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又輾轉到四川與陝北。他拍攝了日寇瘋狂轟炸，中國士兵英勇抗擊，記錄了武漢大撤退，長沙大火，新安孩子旅行團的演出，中國婦女的不平凡事跡，廣東抗日游擊隊的活動。他在重慶和美國攝影記者們一起拍攝了蔣介石。1939年5月他到達延安，幾次見到毛澤東，聽過他講演，採訪並拍攝過他的活動，還得到毛澤東用毛筆為他書寫的《七律·長征》。他記述這段歷史時說：“我緊緊地握住毛澤東的手，這是人民領袖親手書寫的一首關於最偉大歷史功勳的詩詞，我感受到這將是我從中國帶回國的最珍貴的禮物。”
卡爾曼在中國跑了11個省份，總行程約 2.5萬公里。卡爾曼談及自己在中國的經歷時寫道：“這是我最近幾年採訪拍攝中最艱巨最複雜的一次。戰火燒遍我不熟悉的國家的廣袤土地，拍攝同時我得研究這個國家，它的風俗習慣，它的鬥爭方法，並估計事件的發展變化，學習艱難拗口的語言。”艱苦的條件沒有難倒卡爾曼。他精力旺盛，觀察敏銳，日夜不停地拍攝與寫作，回國後出版了一本“電影記者筆記”——《在中國的一年》。扉頁上註明：“作者僅以此書獻給英勇的中國人民”。全書滲透著他對中國的熱愛，對中國人民的讚美和對抗日戰爭必勝的信心。那是一部圖文並茂的專著，很有史料價值。他在中國共拍攝了1萬多米的影片資料。回國後，剪輯成《戰鬥中的中國》一片。可惜這部影片只放映了一次便收入庫中，因為5天后法西斯德國入侵，蘇聯人民開始了偉大的衛國戰爭。一切轉入戰爭狀態。卡爾曼立即奔赴保衛祖國的前線。
卡爾曼很珍視他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他希望“有朝一日，勝利了的中國人民會在復興的國家的檔案中找出這些影片來……”是啊，我們的確應當找到卡爾曼拍攝的這部影片，它會重現歷史，教育新人珍惜先人用生命爭取來的自由生活。
整個衛國戰爭期間卡爾曼都活躍在前線。根據他拍攝的資料製成《在莫斯科城下擊潰德寇》（1942）、《列寧格勒在戰鬥》（1942）、《柏林》（1945）、紀錄紐倫堡審判過程的《人民法庭》（1947）等。到了60年代，卡爾曼又編輯成20集的電影史詩《偉大的衛國戰爭》（1965—1978）。
卡爾曼是蘇聯第一部全景寬銀幕片《我們祖國多么遼闊廣大》（1959）的導演。他還拍攝了許多國家的自然風光，記錄了對名人與領導人的採訪，越南和胡志明、古巴和卡斯楚、美國和海明威、拉丁美洲……
新中國成立後，年近半百的卡爾曼與荷蘭紀錄片攝影大師伊文思又來到中國，他呼吸到了自由的中國空氣，看到了獲得解放的中國人民，他一定會想起他32歲時在抗日戰場上儘自己國際主義義務時的崢嶸歲月。
默默無聲的卡爾曼墓碑啊，你像我心中的一口洪鐘,使我震動。中國人民深深懷念這位攝影大師，這位對中國滿懷深情厚誼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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