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性發展觀在我國長期占統治地位。它以經濟成長為中心，忽視了資源與生態環境對發展的制約，忽視了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對發展的制約。科學的發展觀超越了線性發展觀，在一種全球視野中，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並以社會和諧為發展的深層動力。為探尋中國新的道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中國持續、和諧地發展提供了理論保障。
三種線性發展觀
蘇聯的教科書體系、現代化理論、新自由主義發展觀新中國成立以來，線性發展觀在我國占統治地位。所謂線性發展觀，簡單地說，就是 認為所有的社會都有一條共同的，必然的發展道路，沿著這條道路，所有的社會都會達 到發展的最高點。從思想內容來說，這些發展觀都是以增長為中心，圍繞著一個民族國 家如何快速工業化，趕超西方而展開的。它們包括蘇聯的教科書體系、現代化理論、以 及最近影響廣泛的新自由發展觀。
蘇聯的教科書體系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都發揮了巨大 作用。但是，這一體系中也包含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簡單化、教條化理解。社會的結 構被理解為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最終的決定作用，來自經濟領域的單一的力量、邏輯 決定著社會的整體結構。在經濟基礎的推動下，歷史中形成了前後相繼幾個社會形態。 相對以市場經濟為本質的資本主義，蘇聯以計畫經濟為本質的社會主義更高的社會形態 。因此，建國初的發展觀，就是以蘇聯最高的社會形態，改造我們的社會，建設社會主 義。其核心是以計畫經濟快速推動工業化，在這一線性的和單向的歷史進程中趕超西方 。
上個世紀80～90年代，西方現代化理論譯介到我國，中國思想界興起了一股現代化思 潮熱。西方現代化理論興盛於上個世紀50、60年代，是對新興國家經濟、政治和社會發 展的研究。在冷戰的年代，其本身就包含著濃厚的政治旨趣，希望以此理解全球變遷， 並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來主導這種變遷。現代化理論建立在諸多假設之上，其中最 重要的是：世界被分為傳統和現代兩個部分，西方國家是現代社會，開發中國家是傳統 國家。這二者是相互分離的。歷史的發展方向是由傳統向現代演進，這種演進的道路是 共同的。其合理的邏輯推論就是，通過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比較，發現西方現代化起 飛的要素，並在傳統國家發現或培植這種要素，就可以推動傳統國家的現代化。
這一觀念集中體現在現代化理論中影響巨大的羅斯托經濟成長階段的理論之中。他提 出了一個經濟成長階段的歷史動力學體系，把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過程分為五個階 段：傳統社會、起飛前的準備、經濟起飛、走向成熟、高消費階段。用這幾個階段描述 了現代化的進程。認為這一現代化進程從英國開始，在全球展開，在美國達到了發展的 最高階段。法國學者R·阿隆指出，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核心是一種典型的線性 發展觀，“所有的現代社會——至少是從經濟的、社會的觀點來看——屬於同一條道路 ，在進步的共同道路的不同位置成串的分布著。”[1](58)。
現代化理論把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作為現代化的兩種有效的模式，把市場機制重新引 入了國人的視野。它關注的焦點仍然是新興國家如何進行社會動員，加快以工業化為核 心的社會變遷。
1990年，隨著蘇東劇變，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觀在我國思想界呈現為強勢話語。新自由 主義發展觀，從歷史發展的規律與目的的高度來解釋市場機制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極 端誇大了市場機制的作用，認為市場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西方的市場社會是人類共 同的、必然的歸宿。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福山。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國《國民利益》雜誌發表了在西方引起轟動的《歷史的 終結》，1993年2月他又將文章擴展而成《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一書。明確表達了 這一歷史發展觀。他認為歷史是普遍、統一和進步的，有規律地朝一個終極目標發展， 全人類必將最終達到一個“普遍的同質國家”，這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經濟自由主 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社會。這一歷史進程的動力來自於人性。當人性在這一社會中達到完 滿實現時，歷史終結了。在政策層面，新自由主義發展觀提出了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型。 即“華盛頓共識”。這一發展模型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美國的財政部和 美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共同推動，其主要內容簡單地說，就是國有企業私有化，外貿、 投資、金融自由化，降低匯率和緊縮性財政政策等。
這些思想對反思我國計畫經的弊端，打破思想僵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許多人 受其影響，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全盤否定計畫經濟，把市場體制理想化，把我國發展 中的諸多問題簡單的歸結沒有市場化。認為只要按照華盛頓共識開出的藥方，進行私有 化、國家最小化、在國際上實行貿易自由化，我們就可以走上一條“超英趕美”的康莊 大道。可以說，在今天，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觀是對人們影響最大一種發展觀。
縱觀三種發展觀，它們實質上都認為發展的核心是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經濟成長，而爭 論的焦點在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或者強調中央計畫是最佳的配置資源的模式，或是強 調市場機制，或者認為二者皆可。而發展的標準都是通過GNP(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來 衡量的。應該說，從歷史上看，這是有其合理性的。從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面對著有 可能亡國滅種的殘酷歷史現實。因此，以發展來解決民族危亡是共識，而工業化自然成 為發展的核心取向。三種發展觀共同的思維框架都是線性思維。它“首先假定人類歷史 有一個起點，因而也有一個終點。其次認為歷史是一個因循由低向高、不斷“進步”的 規律的線性運動過程；而歷史的意義便在於它的最高階段——善的實現。最後認為這種 運動或規律是由某種特定因素所決定的。只要我們認識了這種因素，掌握了這種規律， 我們便可以預知歷史，甚至改變歷史。”[2]
這種線性的發展觀，本質上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它以歐洲眼光來看待世界，把歐洲 的歷史過程泛化、規律化，認為所有的國家、社會都要遵循這一規律。
兩個思維盲點
那么，這種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線性發展觀的盲點在哪裡呢?從這一線性發展觀思維模式 的核心來看，它是將國家間的空間結構轉化為歷史時間的關係，將在地理上、國際分工 中處於不同位置的國家轉換為發展程度的不同，在通往某一最高社會形態的歷史道路上 ，它們處於不同的發展位置。在這種轉化中，包含了這樣的錯誤假設，它首先把單個的 民族國家作為分析的單位，並認為他們有著共同的發展潛力，只要找到一種正確方式， 所有的國家都能達到發展的最高階段。線性發展觀的盲點就在於以民族國家為研究單位，設定發展的無限性。這一假設中包 含兩點，一個是資源、生態環境無限性假設，另一個是國際經濟秩序中增長的無限性假 設。
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線性發展觀，都是以GNP為衡量標準，其遵循投入—產出的經濟模型 。在這種模式中，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被分解為各種原材料。同時，這種模式配置的是 “稀缺資源”，成本核算以價格為基礎。它“忽略了經濟活動中非交換產品的直接成本 ，這些成本被經濟學家們稱為‘外部性’——不由市場交換的各方承擔，所以也不反映 在市場價格上。它們主要包括以污染、資源的耗盡、以及人口密集擁擠等形式體現的環 境的惡化。”[3](P144)從全球的視野來看，西方已開發國家的發展，是以全球的生態系 統和能源為支撐的。但是，以GNP衡量標準的發展，只能反映西方經濟的高速增長，卻 看不到全球資源與生態的惡化，從而給人以資源、生態環境無限性的幻象，進而使人們 認為增長是無止境的，而且每個國家都有同樣的可能。
線性的發展觀認為，傳統國家與現代國家，不已開發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都是隔離的，相互 沒有影響。從而遮蔽了民族國家間的相互作用，遮蔽了一個有著霸權中心的不平等的世 界經濟政治秩序。
世界體系理論是作為現代化理論的批判者而興起的，它超出民族國家，把全球資本主 義作為世界體系來研究，把對國家的理解從線性的發展歷程重新返回到相互作用空間中 ，對線性發展觀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世界體系理論認為，當今世界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歷史體系，它有其內在規則和結構， 這種結構有兩個層面：一方面是中心與邊緣的分工體系，一方面是有著霸權國家的國家 體系。專業分工體系的空間等級分為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所謂中心地區，則是指技 術含量高，資本密集以及高工資所在地區”。“所謂邊緣地區，則是指技術含量低，勞 動密集以及低工資所在地區”。[4](p118)在這種中心與邊緣地區進行著不平等交換。
另一個層面是民族國家體系，其中間有著霸權國家。荷蘭、英國、美國等資本主義世 界體系中三個相繼興起的霸權國家。“這種霸權國家如果領導著主權體系朝著預想的方 面前進，它便行使著霸權職能，而且在此進程中被認為是追求共同利益。”[5](p35)霸 權國家利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種手段維護自己的中心地位。
從世界體系這一視角來看，我們會發現線性發展觀的諸多謬誤。在這種體系中，孤立 的民族國家是不存在的。現代與傳統，發展與不發展的劃分是錯誤的。許多所謂傳統國 家，實質上是邊緣國家，處於不平等交換的被剝奪一方，在民族國家體系中處於被壓迫 的一方。這種地位是西方國家在殖民時期侵略擴張造成的，正是這種剝削與壓迫，使其 產生畸形的國內政治經濟結構，喪失了真正發展的那種可能。他們不是“未發展”，而 是“畸形的發展”，就像嬰兒與侏儒的區別。在這個世界體系中，西方的發展，正是建 立在其它國家的不發展上。
兩極化是世界體系的特徵。也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可以獲得發展，但沒有一條所有國家 都能通向繁榮的金光大道。在這種體系中，大量勞動剩餘通過不平等交換流向中心國家 ，而在邊緣國家留下貧困。這也就是所謂的“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因此， 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空間不僅不是無限的，而且是被極大地壓縮了的，保持繁榮的永 遠只是處於中心霸權地位的少數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