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嘉義

綿嘉義

綿嘉義(Juan Mancarini,1860-1939),自署西班牙人,“江海關洋員名錄”檔案為日籍(有誤,辨見下)。父為英國人,母為義大利人。1881年來中國至1922年在海關任職。

基本信息

概述

綿嘉義設計的郵票 綿嘉義設計的郵票

集有大批名貴郵票,並注意收集大量中外郵票資料,著有論述中國郵票、商埠郵票和外國郵票的書籍。中國第一個記錄郵票的官方資料《1878-1905年郵政事務報告》(英文本,集郵界通譯為《華郵紀要》及《華郵細目》),是由綿嘉義執筆的。報告中對中國早期郵票發行的種類、數額、發行時間、變異等都作了記述,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記述錯誤較多。綿嘉義愛好集郵,退休離職後,於1922年在上海拍賣所集中國郵票。隨後遷居菲律賓馬尼拉。(以上據《中國集郵大辭典》)

外籍在華集郵家對中國集郵有貢獻者,首推在華42年的西班牙人綿嘉義。綿氏對中國集郵的貢獻,至少有4項可記入中國集郵史:一是最早編撰中國郵票目錄,以及香港、廈門商埠郵票目錄,各國集郵家認識中國郵票由此開始;二是設計福州商埠郵票,把閩江划龍舟畫入郵票,有人將此列為世界首枚體育郵票;三是發起組織外籍在華集郵家協會——上海郵票會,此為中國境內最早的集郵團體。該會歡迎中國集郵者入會,其中外集郵者共聚一會,互相觀摩研討的運作模式,對後來的早期的中國集郵團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四是其收羅多年的華郵集沒有帶往國外,而在上海拍賣,使許多珍貴華郵珍品留在國內,其中有2枚紅印花小字當一元被中國集郵家拍得。

以上史實在我國集郵書籍報刊中均有記述,只是零星分散,貶褒兼有,頗多爭議,沒有得到充分肯定。筆者特綜合各家評說,梳理史料,權衡左右,將綿嘉義生平及其對中國集郵的貢獻考證如下,以豐富中國集郵史。

生平簡歷

綿嘉義(Juan Mencarini),又譯作綿嘉禮義、綿嘉里尼、棉加義。1860年6月15日出生於埃及亞歷山大城。父為英國人,母為義大利人。自署西班牙籍。據中國海關洋員名錄檔案,其中文名為“綿嘉義”,其國籍為“日”籍,此乃清朝人將“Spanish”(西班牙)譯為日斯巴尼亞的緣故,而非日本的簡稱。綿氏加入中華郵票會時,籍貫欄填為“大呂宋”(菲律賓),以致周今覺會長稱其為大呂宋人。現筆者根據海關檔案,稱綿氏為西班牙人綿嘉義。

綿嘉義的少年時代是在菲律賓度過的,16歲時開始愛好集郵。在學校讀書期間對美術尤感興趣,其英文、西班牙文等功課也學得很好。1881年1月,年僅21歲的綿嘉義由菲律賓馬尼拉赴中國廣州海關任職,初錄用時的職務是粵海關試用四等幫辦。5年後職務有所提升。1886年3月1日結婚。1890年調往福州閩海關,其時職務為二等幫辦。1894年9月11日,福州外僑組織道路信託會以福州公務委員會名義公開徵求郵票圖案,綿嘉義的設計圖稿被選中。1895年8月1日,綿氏設計的閩江划龍舟圖郵票由福州商埠郵局發行。綿嘉義當即撰寫《福州郵政局》一文,投寄香港英文月刊發表。中外集郵家由此認識綿氏。

福州小試鋒芒成功成名,激發了綿嘉義的集郵興趣。他以極大的熱情開始編撰郵票目錄。1896年完成菲菲律賓郵票目錄;1897年完成廈門商埠郵票目錄;1898年完成香港商埠郵票目錄;1905年完成中國郵票目錄。這些各領域的開創性著作使綿嘉義名聲大震,奠定了他華郵第一專門家的地位。

繼福州海關之後,綿嘉義先後奉調在廈門、上海、牛莊、廈門、上海等地海關任職。辛亥革命後不久離開海關,定居上海。綿氏在中國海關任職長達31年,但其職務未能升至稅務司,遍查中國海關稅務司名錄未見其名。其最高職務為在廈門海關任“署理,主管署稅務司”。1908年4月25日,綿嘉義從牛莊海關凋至廈門海關(第二次)。據《廈門關歷任稅務司到離任一覽表》載,綿氏在廈門關擔任職務及時間如下:“1908.7.17—1908.9.16,暫代,署主管副稅務司;1908.11.7—1908.11.30,代理,署主管副稅務司;1909.3.20-1910.10.17,署理,主管署稅務司。”

1912年2月,綿嘉義與英僑德鏗、施開甲等人發起組織外僑集郵團體——上海郵票會。繼拉奇(F·Largo)之後被推選為會長。1922年綿氏郵集交上海魯意師摩洋行分批拍賣。1923年63歲的綿嘉義離開上海,赴菲律賓定居,安度晚年。1939年綿氏逝世,享年79歲。

編撰中國郵票目錄

綿嘉義最早對外介紹中國郵票起於1985年。是年8月1日福州商埠郵票發行後,綿氏即撰寫英文稿《福州郵政局》投寄遠東最早的集郵雜誌,由E.J費鉻里多在香港創辦的英文月刊《香港集郵雜誌》(HONGKONG FHLATELIC,或譯作《香港郵刊》),其稿當年即在該刊發表。

1896年,綿嘉義用西班牙文編撰的《菲律賓島郵票敘事目錄》,在馬尼拉印刷發行。

1897年在廈門海關任職綿嘉義的利用職務之便編撰《廈門地方郵政郵票敘事目錄》(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Postage Samps lssued by the AMOV LOCAL POST),當年11月15日由廈門福建印務局印刷出版。

1898年11月,綿嘉義又編撰《香港郵局郵票和明信片敘事目錄》(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Postage Stamp and Cards lssued by the Hongkong Post Office)。

1905年,綿嘉義編撰《中國郵票敘事目錄》(Deseripfive Catalogue of Chiese Postage Stamps)作為1905年郵務報告書的附錄刊印。該書又譯作(1878—1905年華郵紀要及附圖詳目)(Note on the Postage Stamps of China 1878—1905 with Descriptive Catalogue aud Plates),簡稱《華郵報告書》或《華郵紀要》,這是中國第一份記錄郵票的官方資料。對此,我國集郵家周今覺評說:“華郵正式記錄,始乾綿嘉禮義氏之《華郵報告書》。綿氏任職郵局多年,又為郵學專家,故其中所載發行之種類、數額、年月、刷色、與夫著名之變體,悉根據郵局正式記錄,為最可敬信之資料。顧其報告,權截止於1906年,且附印于海關貿易統計冊內,別無單行印本,欲得此寥寥十四面之華郵報告書,非以重價購買海關貿易統計冊不可。”

已在海外定居,年已古稀的綿嘉義還十分關心中國集郵,約在1928年,綿氏不畏辛勞,整理出1906年至1916年中國郵票記錄,並與原撰《1878—1905華郵紀要》書稿寄給中華郵票會周今覺會長。同時明言願將著作權讓給中華郵票會。周會長收悉,深為感動。周氏寫道:“余維綿氏以一退職之人,而能留意華郵掌故,潛心搜錄,使此絕可寶貴之郵學材料,得以貢獻於世,而不隨鼠塵蠹跡以沒,是其有功於我華郵。為何如耶,讀者勿輕視此賡續十年之材料也。此十年中,含有前清鼎革民國肇興之一段重要郵史在,而最著名之臨時中立票,及號稱變體最多之宋字、楷書兩加蓋票,均在其中,其重要蓋尤甚於1906年以前之紀錄矣。”

周氏特決定在紀念中華郵票會十周年之時,出版綿氏的《華郵紀要》。由綿嘉義編著、周今覺校訂的《華郵紀要》於1935年12月由中華郵票會出版,該書為英文本,英文書名為:《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Ponctage Stamps With Appendi Ces》,全書70餘頁,32開本,2號紙印,該書為1878年至1916年之華郵記錄,書末還附刊有周今覺撰寫的《紅印花小字二分版式研究》英文稿。

《華郵紀要》後來成為中外華郵集郵家必備的重要參考書,對促進中國早期集郵活動,宣傳中國郵票深有影響。

設計福州商埠郵票

綿嘉義設計的郵票 綿嘉義設計的郵票

1894年8月23日,福州外僑組織道路信託會舉行大會,決定自辦郵政。9月11日,道路信託會以福州商埠公共工程委員會名義公開徵求郵票圖案。“公告”稱:“現需用12種不同的郵票圖案”、“凡為本社區之成員,皆請踴躍提供智慧,惠賜一些郵票設計圖”、“所有應徵之圖案均限於下星期一之前送達”。雖然時間緊迫,在福州海關任職的綿嘉義還是在不到一個星期內繪就了多種圖案應徵。

當時應徵者十分踴躍,收到了不少郵票設計稿。主事者對所有來稿精心挑選,最後選定12種圖案。其中阿爾美達(Gd’Almeide, 又譯作阿達爾)入選4種;華克(A.Wallker,又譯作沃克)入選2種;綿嘉義入選6種。以34歲綿嘉義入選最多,可見他美術水平不低,而且出手敏捷,令人刮目相看。

要印製12種不同圖案、不同面值的一大套郵票,並非易事,不僅印刷成本高昂,且費時費力,特別是交英國倫敦印刷,萬里往返,有礙郵局開辦。主事者經多次討論,精細籌算,決定只採用1種圖案,分色印刷各種面值。其唯一的圖案最後選中綿嘉義設計的閩江划龍舟圖(又稱鼓山龍舟競賽圖)。

綿氏所繪主圖背景是福州鼓山,隱約可見山上之寺廟。主圖為閩江水面上有一競渡之龍舟,舟上眾人合力破浪前進。江面另有帆船多膄,桅檣林立。畫面景物不僅錯落有致,更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可知當時綿氏已對中國民情習俗有較深了解,並有較高的美術設計水平。另外,圖上還有“Foochow”(福州)字樣及中英文面值標示等。該圖交倫敦華德路公司石印。耗時半年印就,於1895年7月運抵福州。一套9枚分別為:5文深藍、1仙綠、2仙桔黃、5仙淺藍、6仙紅、10仙翠綠、15仙褐黃、20仙青蓮、49仙紅棕,於8月1日發行。郵票印刷精美,很受集郵者、郵商歡迎。特別是前兩枚低面值郵票,很快銷售一空。1896年特再發行一套同圖色異2枚小面值郵票:5文黃。1仙棕。

福州商埠郵票發行至1897年2月,發行期僅一年半。但這套郵票在中國郵票史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國境內首次公開徵求郵票圖案,由集郵家設計的郵票;是福州景物首次出現在郵票上,其划龍舟活動是民間體育活動,是中國首套體育郵票,也是世界首套體育郵票。

組織上海郵票會

辛亥革命後不久,綿嘉義離職,定居上海。1912年2月,綿氏與德鏗、施開甲等人等8人在上海開利飯店發起組織外僑集郵團體,議決成立上海郵票會(Shanhai Philatelic Society),這是中國境內最早的集郵團體。繼首任會長拉奇(F·Largo)之後,綿嘉義被推選為會長。

1913年,綿嘉義設計了一種中國郵票貼票冊,由上海別發書店印刷發行。該冊道林紙單面單色精印,計28頁,自1878年海關大龍郵票起至1912年光復、共和紀念票止,這是最早的中國郵票專用貼冊。

上海郵票會以收集。觀摩。研究中國郵票為主旨,雖是外僑集郵團體,但也歡迎中國集郵家入會。這種不分國籍,共同聚會的形式,對中國早期集郵組織產生了深遠影響,後來國人成立的中華郵票會、新光郵票研究會、甲戌郵票會等集郵團體也都歡迎外籍集郵家入會。也有在國外工作、僑居的中國集郵者加入當地的集郵組織;也有境內的集郵者以通訊形式加入國外的集郵組織。晚年的綿嘉義定居菲律賓,他也加入中華郵票會。這種集郵不分國籍的組織形式是早期集郵團體的重要特徵。

1922年2月22日,62歲的綿嘉義應邀在上海郵票會演講《中國第一次票(大龍郵票)》,集郵由此登上大雅之堂。會上分發了綿氏撰述的英文講稿《THE POSTAGE STAMPS OF CHINA 1878 to 1883》6頁,附有大龍郵票原模放大影印插圖。1943年邵詢美將其譯成中文,題為《海關首次大龍系重要史料》、在《國粹郵刊》上刊出。

1928年秋天,68歲的綿嘉義加入中華郵票會。該會特地在會刊刊出“郵界新聞”:“西人綿嘉義氏,大呂宋人。昔任我國海關要職,於華郵歷史頗多著作。會長周今覺君所著《華郵圖鑑》,引證綿氏著作處亦不少。綿君曾著中國、菲律賓、香港、廈門等處郵票目錄,曾任上海郵票會會長,現為名譽會員,兼菲律賓郵票會終身名譽會長。現寓居小呂宋,今已加入本會。”

1931年暑期,在中華郵票會董事會上通過了周今覺會長提議,英文書記葉頌蕃附議的《規定華郵紀念日之提案》。《提案》的主旨是:建議每年10月2日為中國郵政紀念日,因該日為中國海關郵政首次發行大龍郵票日。

綿嘉義看了周今覺的《提案》後,認為不妥,不能同意,當即致函周氏,陳述意見。綿氏寫道:“我很抱歉,對於規定1878年10月2日為華郵誕生日之議案,不敢贊同。”“余之意見,仍以1878年8月為郵票誕生之日,以海關造冊處於是年8月間印成而運出,有紀錄可徵耳。”

綿氏來函及周氏復函同時刊登當時出版的《郵學月刊》上。周氏在復函中堅持自己的觀點,和綿嘉義辯論。這就是我國集郵史上首次大龍郵票發行日期之爭。因周今覺的證據不足,多主觀推斷,沒有引起更多的集郵家興趣。所謂“集郵誕生紀念日”的議案也就不了了之。

綿氏晚年仍不忘集郵,在古稀之年,仍思念中國集郵同好,雖身居萬里之外,但乃十分關心中華郵票會的活動,關注大龍郵票的發行日期,作為一個外籍集郵家,其精神愈顯得難能可貴。

後來郵史家從天津海關檔案中發掘了不少有關大龍郵票發行的史料,證明綿嘉義的觀點更接近歷史真實。但上海海關造冊處向天津海關寄發大龍郵票是1878年7月,而不是8月。該年7月18日,上海寄天津五分銀面值大龍郵票500張12500枚,天津海關7月24日收到。7月22日上海寄天津三分銀郵票500張12500枚,天津海關7月29日收到。因天津海關具體何日發行大龍郵票,因無明確檔案資料及實物佐證,大龍郵票發行日期雖經多次多年爭論,至今尚無定論。

拍賣珍貴華郵

綿嘉義多年搜羅的郵集於1922年交由魯意師摩洋行分批拍賣。關於綿氏郵集,陳復祥曾評價道:“君之郵集,豐富美備,為當時客卿華郵集中之有名者,僅次於棣維拉,而高於德璀琳、赫德爵士者也。”

綿嘉義有意將華郵珍品留在中國,可惜當時的上海郵市購買力甚弱,儘管綿氏郵集中有不少珍罕品,因國人財力所限,所得不多。紅印花小字當壹圓新票兩枚,1枚被李輝堂拍得,另一枚則由陳復祥拍得。這是紅印花小字當壹圓首次落入中國人手中。陳復祥與寶昌洋行英籍建築師布許(E.Busch)竟拍1枚紅印花當五元實寄封,以5兩銀之差失之交臂,被布許以銀70兩拍去。

貼有紅印花原票及加蓋大字二分票實寄封;貼有當五元倒蓋雙連的整張匯票;銷南京戳的臨時中立五角票;海關二次全漏齒,皆有水印整張全套票等華郵罕品皆落入外籍集郵家之手。一些價格較低的中國早期郵票被中國集郵家拍得。

綿氏郵集第二期拍賣於1922年12月在魯意師摩洋行舉行,其拍賣目錄封面託名為江海關職員裘烈之票,計有拍品111號。關於此次拍賣,陳復祥《念年前綿嘉理義之華郵第二次拍賣紀略》一文有詳細記載,其拍賣效果是“得價更徽”。至於第三期拍賣,陳氏寫道:“至於末次拍賣,則無甚緊要,且雜有他人之賣品,目錄亦已遺失。”

綿嘉義數十年搜羅的中國郵票集就此草草拍賣,大部分華郵珍罕品被在上海的外籍集郵家拍走,少部分華郵珍品和許多早期華郵被中國集郵家拍得,基本上了卻了綿氏將其留在中國的願望。

評價

綿嘉義在中外集郵界頗有威望,但也頗多批評。議論焦點主要有兩處。一是所撰《華郵報告書》謬誤甚多。“給人以官方資料、權威性的感覺,其實錯誤不少,是一部為害中國郵史之書。大龍郵票發行首日發行問題,數十年來一直受其干擾”;二是起了一個“官版私印”的壞頭。1905年,在上海海關造冊處任職的綿嘉義在造冊處的保管箱中,發現了大龍郵票銅版及小龍郵票、萬壽紀念票等銅版,綿氏得到允許,利用職務之便,用這些銅模翻印了一些樣票。這幾套樣票後來流入集郵界,被稱為綿嘉義翻印票。雖然這些翻印票現已逐漸得到集郵界的認可,但批評之聲仍在。

但凡人很難盡善盡美,對早期集郵家更不可苛求。關於綿氏,陳復祥曾評價道:“海關郵政時代,客卿之集華郵者,以綿氏為第一,君為一真正集郵家,亦為郵學家。”綿氏數十年孜孜不倦蒐集中國郵票及華郵史料,是最早把官方郵票史料整理成篇,披露於公眾的集郵家。因環境、資料所限,差錯難免,其對中國郵票史的努力功不可沒。特別是在古稀之年,遙居海外,仍心繫華郵,加入中華郵票會,並不顧年邁,盡其餘熱,更是難能可貴。在中國郵票史和中國集郵史中,綿嘉義都應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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