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經濟學擴張就是經濟學向社會科學其它領域進行全面擴張，從而使許多經濟學的許多數學模型、經濟定律、經濟規律可以順利地拓展延伸到社會科學的其它領域，即實現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化”。形成背景
經濟學就是關於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活動及其規律性的科學。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活動在根本上來源於社會的分工與合作關係，並隨著社會的分工與合作關係的發展而發展。雖然，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隻是人類全部活動的內容之一，但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社會的分工與合作關係越來越複雜化和多樣化，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活動規模越來龐大，所涉及的社會外延來越來廣泛而全面，所涉及的社會內涵來越來越深入而細化，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在人類全部活動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這就必然導致關於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之科學的“經濟學”，不斷向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全面擴張。
自亞當.斯密(A.Smith)以來,經濟學對經濟人的理性選擇行為開展了大量研究，其顯著成就表明它是現代社會科學中最成功的學科。然而，當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把經濟選擇行為的研究推向更精緻的量化階段之後，雖然十分複雜的數學模型使其閃現了耀眼的科學光環，但是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卻受到了越來越明顯的限制。人類的選擇行為是無所不至的，以經濟利益為追求目標的選擇行為也一定要觸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且，當人們開展經濟選擇行為時，絕不可能僅僅受經濟因素支配。因此，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狹隘視野必定要遭到來自經濟學內部的質疑。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首先遇到了制度經濟學的挑戰。
凡伯倫(T.Veblen)從歷史主義出發,把制度解釋為普遍性的習慣，認為經濟行為和經濟變遷不是單純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過程，與人的本能、文化傳統和心理習慣直接統一的制度是經濟活動中持續的穩定的制約因素，經濟學如果忽視了這一點就不可能把握到真實的經濟活動過程。按照這種觀點，本能、傳統和習慣等被新古典經濟學不屑一顧的非經濟因素都應納入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它必然要實現自身的突破。
科斯(R.H.Coase)和諾斯(D.C.North)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雖然比老制度經濟學表現得溫和一些,但是他們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批評卻產生了更深刻的影響。科斯關於交易成本的論述,清楚地展示了人與組織的社會活動在經濟過程中的作用;諾斯關於國家、意識形態、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等方面的論述，令人信服地表明：研究經濟現象不能離開社會因素與社會過程。哈耶克(F.Hayek)從新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尖銳地指責以理性選擇有效性為前提的“理性計畫”是“致命的自負”，認為經濟秩序並非聰明的理性選擇的結果，而是介於理性和本能之間的能力使然。其實，哈耶克所說的介於理性和本能之間的能力，不過是在本能層面之上，尚未進入邏輯層面的感性能力，其具體表現則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展開的日常活動過程。因此，哈耶克實質上也把經濟學的目光引入了社會學的領域。
公共選擇理論肯定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方法原則，從效益最大化的個體理性選擇出發，試圖將國家或政府以及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的政治活動都解釋為追逐自己利益的交易行為，在揭示政府社會功能的局限性的基礎上，得出了應當降低對政府積極作用的期望，必須縮小政府規模和許可權的結論。這實質上是在討論政府和社會的關係，是更深入地論述了個人選擇行為同集體組織行為之間的關係。雖然博弈論仍然在數學模式中分析經濟行為，但是正是它對社會學研究領域介入得最深入。大部分經濟學家都是從個體的選擇行為來解釋經濟活動的，或者說是把經濟活動解釋為作為個體存在的經濟人對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博弈論則否定了經濟行為的個體孤立性，強調在動態的對策關係中開展交易行為研究，這似乎在借鑑社會學的解釋原則。韋伯曾明確把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在主觀意願上發生聯繫的社會行動，對策性的博弈行為正是這種在意願上發生互動關係的社會行動。總之，經濟學大規模且卓有成效地進入了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社會學的“專利”再次面臨被侵占和被吞噬的威脅。面對經濟學的這種大規模擴張。社會學家首先想到的是社會學有無進一步邊緣化的可能。其實。經濟學向社會學領域擴張的現象。首先是其自身面臨了邊緣化威脅而試圖突破邊緣化的結果。
形成原因
經濟學大規模向社會科學擴張，其實質是經濟學試圖維持自己中心地位，避免被學科邊緣化的表現。經濟學向社會學領域的擴張表明，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或理論視野可以交叉重合。新經濟社會學迎接了經濟學的挑戰，展開了社會學向經濟學領域的擴張，由此而為社會學擺脫邊緣化做出了有效努力。形成因素
商品範疇向非商品範疇的全面擴張
人際交往是指人與人的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具體地講就是人與人相互提供產品或服務。為了生存與發展，人與人之間除了需要進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外，還需要進行各種非商品的生產與交往。所謂非商品，就是指那些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暫不具備進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本條件的事物。商品交換可以看作是人際交往的特殊形式，這兩者各有不同特點，分別反映了人際間的不同影響方式和作用方式，適用於不同交往場合。商品交換與非商品交換各具有不同的特點，其中，非商品交換活動一般適用於需求內容複雜而多變，具有較強的個性特徵、不容易形成規模性生產的事物，適用於那些交往次數多但交往內容又非常繁瑣的人際之間，適用於需求量小而且又不容易確定的事物；而商品交換活動一般適用於需求內容簡單而穩定，而且具有較強的共性特徵、容易形成規模性生產的事物，適用於那些交往次數少但交往內容又非常單一的人際之間，適用於需求量大而且又容易確定的事物。商品與非商品沒有明顯的界限，它們往往隨著商品市場的變化而變化，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發展而發展。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商品交換是人際交往的特殊表現形式，是人際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社會生產力水平非常低下的時期，商品的功能特性非常有限，它們只能滿足人們低層次的生活需要，特別是物質方面的生活需要，商品消費在整個人類的生活消費中只占較少的比重。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商品所具有的功能越來越強大，並不斷向心理功能、精神功能和社會功能進行擴展和滲透，從而使商品逐漸向高層次發展，它們不僅能滿足人們低層次的物質生活需要，而且還能滿足人們高層次的精神生活需要，越來越多的精神類產品轉化為商品，而且商品具有越來越強大的精神功能和心理功能，越來越朝著人的情感領域進行擴展與滲透，商品交換的具體內容也越來越朝著精神交流、情感溝通的領域發展。而且，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非商品開始具備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本條件，越來越多的非商品將逐漸被商品所取代，從而使非商品的價值規模在整個社會事物的價值規模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小，使商品交換的價值規模在人際交往的價值規模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顯然，社會發展的最終結果是：所有的人際交往的具體內容都將轉化為商品，商品交換將會成為人際交往的全部內容，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需要的所有事物（包括精神類事物）都可以轉化為商品。
經濟領域向政治領域與文化領域的全面擴張
傳統的觀點認為，只有經濟領域能夠創造財富，而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只是進行價值的消費，只能為經濟領域的價值創造過程構築必要的社會環境。事實上，經濟領域只是直接創造財富的社會生產領域，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是間接創造財富的社會生產領域，它們都屬於廣義的社會生產領域，它們分別以不同的方式來創造財富，相互之間在著嚴密的內在邏輯關係。政治是一種特殊經濟形式，文化又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形式。歸納起來可以總結為三句話：經濟就是關於價值資源的配置，政治就是關於價值資源配置的規則，文化就是關於價值資源配置規則的規則。
1、經濟的價值本質：直接創造財富
經濟是以價值增值為直接目的，實現對於價值資源在各個生產要素之間的有效配置。經濟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通過調整和控制各種生產要素（生產資料、勞動力和科學技術等要素）的直接配置情況，以達到財富的價值增值的目的。經濟領域所增值的財富通常也是按照參與該生產過程的生產要素的價值量比例來進行分配的，它實際上只是實現了新增社會財富的第一次分配。
經濟通常是以經濟行為的主體（主要是集體和個人）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為客觀目標，而不是以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利益最大化為客觀目標，因此經濟行為的價值效應通常具有局限性、短期性、低價值層次性等特點。它是主體實施對各個生產要素的發展狀態的控制，即“位移控制”
2、政治的價值本質：一種特殊的經濟形式
政治是以各個生產要素的可持續發展為直接目的，實現對於各個生產要素的配置規則。政治以權力對比為導向，通過調整和控制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規則，以緩解社會矛盾，降低社會內耗，協調各方關係，平衡各方利益，以調動各階級、各民族、各團體的積極性，充分利用有限資源，以達到財富的價值增值的目的，以間接的形式創造財富。政治領域對於財富的間接作用所產生的增值量，通常是按照各種政治主體對於各種生產要素配置規則的影響權數（即權力大小）來進行分配的，它實際上實現了新增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
生產要素的配置規則主要包括：勞動力的配置規則，如勞動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等；自然資源的配置規則，如礦產資源法、森林法資源、水法、國土資源法等；知識產品的配置規則，如智慧財產權保護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危險及有害產品的限制規則，如藥品管理法、化學危險品安全管理條例等；人員健康安全性規則，如食品衛生法、國境衛生檢疫法等；生產過程的限制規則，如環境保護法、安全生產法等；協調利益和解決矛盾的刑法、民法通則、婚姻法、契約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還有各種條例、法規和規章等。此外，還需要建立為創立、實施、監督和評價各種經濟規則的組織機構以及相應的法律法規，如兵役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訴訟法、組織法等。
政治通常是以政治行為的主體（主要是集體或階級）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為客觀目標，而不是以整個民族或整個人類的利益最大化為客觀目標，因此政治行為的價值效應相對於經濟行為具有較大的全局性、長期性和高價值層次性等特點，但相對於文化行為具有較大的局限性、短期性和低價值層次性等特點。它是實施對各個生產要素的發展速度的控制，即“速度控制”
總之，所有政治事物的根本目的在於決定和控制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規則。顯然，生產要素的不同配置規則將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不同社會階層、不同行業、不同性別、不同民族、不同年齡、不同文化層次、不同地域的人們之間的利益分配比例，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制約著社會各種矛盾的現實狀態和發展方向，也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整個社會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低層次物質利益和高層次精神利益等方面的關係，它能夠間接地改變社會財富的增長速度，因而是一種廣義的社會生產領域。政治領域對於財富的間接作用所產生的增值量，通常是按照各種政治主體對於各種生產要素配置規則的影響權數（即權力大小）來進行分配的，它實際上實現了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
3、文化的價值本質：一種特殊的政治形式
文化是以各個配置規則的可持續協調發展為主要目的，實現對於各個生產要素配置規則的配置規則。文化以理論依據為導向，通過調整和控制各種生產要素配置規則在理論上的系統性、觀念上的認同性、意念上的連續性、情感上的可原性、數理邏輯上的相容性、自然法則上的和諧性和語義邏輯上的一致性，以規劃社會目標、統一社會意志、協調社會行為、集中社會智慧，團結社會力量，以達到財富的價值增值的目的，以更為間接的形式創造財富。文化領域對於財富的間接作用所產生的增值量，通常是按照各種理論依據所要求的內容來進行分配的（如宗教信仰普遍提倡的富人和強者對於窮人和弱者所實施的救助，以及對於他人錯誤所實施的寬容等），它實際上實現了新增社會財富的第三次分配。
文化的作用實際上就是調整和控制所有經濟規則與政治規則之規則，它包括各種規則的書面表達規則——文字，各種規則的口頭表達規則——語言；各種規則的媒體傳播符號（如繪畫、詩歌、音樂、舞蹈、戲劇、小說等）表達規則——藝術；各種社會行為規則的約束規則——社會科學；各種自然行為規則的約束規則——自然科學；社會利益關係調整規則的約束法則——倫理道德和宗教信仰；主體行為的約束規則——法律；等等。
文化是整個民族或整個人類長期積累的產物，不同階級、不同民族、不同社會集團的政治規則不斷發展碰撞、衝突、滲透、融合，逐漸抽象和升華出一系列新的規則，這些規則能夠使各種政治規則之間具有較高的認同性、協調性、連續性、便利性。因此文化的價值內涵通常反映了整個民族或整個人類的利益要求，文化行為相對於政治行為具有最大的全局性、長期性和高價值層次性等特點。它是實施對各個生產要素的發展加速度的控制，即“加速度控制”。
同樣，所有“規則之規則”的改變將會在更深的層次上影響不同社會階層、不同行業、不同性別、不同民族、不同年齡、不同文化層次、不同地域的人們之間的利益分配比例，在更深的層次上決定和制約著社會各種矛盾的現實狀態和發展方向，也會在更深的層次上影響整個社會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低層次物質利益和高層次精神利益等方面的關係，它能夠更深遠地間接地改變社會財富的增長速度，因而也是一種廣義的社會生產領域。文化領域對於財富的間接作用所產生的增值量，通常是按照各種理論依據所要求的內容來進行分配的（如宗教信仰普遍提倡的富人和強者對於窮人和弱者所實施的救助，以及對於他人錯誤所實施的寬容等），它實際上實現了社會財富的第三次分配。
4、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內在邏輯關係
政治是一種特殊經濟，文化又是一種特殊政治。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①、價值特性的內在邏輯關係。政治事物的價值率圍繞它所影響的經濟事物的價值率上下波動，文化事物的價值率圍繞它所影響的政治事物的價值率上下波動。
②、社會控制的內在邏輯關係。經濟是對於生產要素運行的狀態控制（或位移控制），政治是對於生產要素運行的速度控制，文化是對於生產要素運行的加速度控制，都是圍繞社會價值資源對於生產要素的配置而進行的。政治相對於經濟具有更多的長期性、全局性和高價值層次性，而文化相對於政治又具有更多的長期性、全局性和高價值層次性。
③、控制效果的內在邏輯關係。政治是為了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文化又是為了確保政治的可持續發展，最終是為了更深層次意義的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④、資源分配的內在邏輯關係。經濟實現了新增價值資源的第一次分配，政治實現了新增價值資源的第二次分配，文化實現了新增價值資源的第三次分配，
總之，由於政治是一種特殊經濟，而文化又是一種特殊政治，那么，所有關於政治的理論都是一種特殊的經濟理論，所有關於文化的理論都是一種特殊的政治理論，因而也就是一種更為特殊的經濟理論，這樣一來，經濟學就是自然而然地向政治領域與文化領域進行擴展。
經濟學擴張的現實根據
除了老制度經濟學以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等幾種新經濟學流派都是從20世紀60、70年代流行起來的，而丹尼爾.貝爾呼喊“後工業社會已經來臨”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如貝爾所論，西方社會由工業社會進入後工業社會導致最深刻的變化是社會中心任務的轉移。他指出：“前工業社會的生活——這仍然是今日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狀況——其主要內容是對付自然”“工業社會由於生產商品，它的主要任務是對付製作的世界”“後工業社會的中心任務是服務——人的服務、職業和技術的服務，因而它的首要目標是處理人際關係。
貝爾所說的對付自然、對付製作世界和處理人際關係的為人服務，分別是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的經濟活動。分析貝爾的論述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任何社會的中心任務都是經濟活動，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經濟活動的內容是變化的，因為經濟活動內容的變化，它作為社會中心任務包含的基本矛盾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經濟活動的這種變化是十分深刻的，它勢必引起以之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的關注，敏感的經濟學家們一定能夠認識到，只有透過人與人的社會關係才能達到對經濟活動的正確認識。因此，上述提到的一系列經濟學向社會學領域的擴張，實質是經濟學家們對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或基本矛盾關係從人與物的關係向人際關係轉移的理論回應。可見，經濟學向社會學領域擴張有其真實而深刻的現實基礎。
正是立足於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轉變這個有史以來最深刻的社會變遷，立足於經濟活動主要內容的重大變化，新制度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和博弈論等等新經濟學流派才發生了如此廣泛的影響。與此同時，還可以得出的另一個結論是：經濟學必須發生這種擴張，否則它將面臨邊緣化的威脅。
“經濟人假設”向“社會人假設”的轉化
“經濟人”假設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前提，是西方經濟學基本的分析工具，從“經濟人”假設出發，由此構建了西方經濟學大廈，可以說，沒有“經濟人”假設，就沒有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現代市場制度。認真分析“經濟人”假設，並順利完成從“經濟人”假設到“社會人”假設的轉化，以促進經濟學向社會科學其它領域的延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什麼是“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意思為理性經濟人，也可稱“實利人”。這是古典管理理論對人的看法，即把人當作“經濟動物”來看待，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最大限度滿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目的只是為了獲得經濟報酬。斯密“經濟人”假設被西方經濟學普遍繼承，同時這一假設本身也在不斷完善，最突出的體現在新古典理論體系中。新古典學派認為，“經濟人”就是經濟活動的行為主體，他的基本特徵是：一是具有功利主義本性，即以最小成本去獲得自身最大的經濟收益；二是具有完全理性，即掌握全部知識和信息，恰當選擇，實現利益最大化；三是“經濟人”一般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追求利潤和效用最大化；四是“經濟人”通常採取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等四種要素供給者的形態。
“經濟人”假設與“社會人”假設的根本區別
美國工業心理學家麥格雷戈在他的《企業中的人性方面》書中，提出了兩種對立的管理理論：X理Y理論論和。麥氏主張Y理論，反對X理論，而X理論就是對“經濟人”假設的概括，Y理論就是對“社會人”假設的概括。X理論的基本觀點如下：①多數人天生是懶惰的，他們都儘可能逃避工作。②多數人都沒有雄心大志，不願負任何責任，而心甘情願受別人的指導。③多數人的個人目標都是與組織目標相矛盾的，必須用強制、懲罰的辦法，才能近使他們為達到組織的目標而工作。④多數人乾工作都是為滿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因此，只有金錢和地位才能鼓勵他們努力工作。⑤人大致可分為兩類，多數人都是符合於上述構想的人，另一類是能夠自己鼓勵自己，能夠克制感情衝動的人，這些人應負起管理的責任。
歸納起來，“經濟人”與“社會人”（或道德人）是對立的，其根本區別在於三個方面：①經濟人是完全的利已，不存在利他行為，而道德人存在利他行為；②經濟人只考慮經濟利益，而不考慮其它利益，道德人需要考慮自己的其它利益；③經濟人為實現經濟目標，而不惜一切代價，不擇手段，道德人則需要考慮社會的其它影響，需要擔負社會的相應責任。由於“考慮社會的其它影響”與“擔負社會的相應責任”最終都可體現為非經濟利益的變化與損益，“經濟人”與“社會人”根本對立的第三個方面與第二個方面屬於同一性質的問題，因此，“經濟人”與“社會人”（或道德人）的根本區別在於：一是經濟人是完全的利已，而道德人存在利他行為；二是經濟人只考慮經濟利益，而道德人則需要考慮其它非經濟利益。
如何實現“經濟人”假設到“道德人”的轉化
從表面上來看，經濟人與道德人是根本對立的，其實，兩者有著內在的邏輯統一性。
①、利已行為與利他行為的邏輯統一性。人為什麼會存在利他行為？“統一價值論”認為，人的任何行為都有著特定的價值動因。人類社會是一個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一個人的價值關係一旦發生了變化，必然會導致其他人的價值關係也會相應地發生一些變化，這種“價值相關性”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負向的。任何社會關係（經濟關係、政治關係和文化關係等）在本質上都是一種利益關係或價值關係，脫離利益聯繫的社會關係幾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很快要消亡的。社會關係的存在使人與人之間構成了一定的“價值相關性”或“利益相關性”，其大小可用“利益相關係數”來描述。當利益相關係數大於0，且小於或等於1時，人與人之間存在正向的利益相關性，也就是說，當他人的價值增長時，自身的價值將會產生間接的增長，此時，自己就會實施各種形式的利他行為。這就是人類實施利他行為的價值動因。由此可見，“利他”的客觀價值目的仍然是為了“利已”，利他行為是利已行為的延伸，是間接形式的利已行為，在本質上並不與利已行為相矛盾，利已行為與利他行為有著內在的邏輯統一性。利已行為與利他行為的這種邏輯統一性.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通常情況下，“利己”行為所產生的價值收益往往具有較多的確定性、直接性、顯性、眼前性、局部性、物質性和具體性，容易被人們所認識；而“利他”行為所產生的價值收益往往具有較多的機率性、間接性、隱性、長遠性、整體性、精神性和抽象性，難以被人們所認識，需要一定的時間、一定的機遇、一定的環境條件、一定的知識（即智商）和一定的眼力（即情商）才能充分地、全面地進行認識，這就會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利他”行為的內在驅動力。二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相關性越高，“利已”與“利他”的價值對等性就越強，此時人將會表現出越多的利他行為，如母子之間、夫妻之間由於通常存在很高的利益相關性，因此必然會表現出很多的利他行為。三是，價值需要的層次越高，其共享性和兼容性就越強，人在消費這些價值時，與他人之間所產生的利益相關性就越大，從而就會表現出越多的利他行為。四是，在特殊情況下，人有時為了“利他”而完全否定自我，導致自我價值的完全喪失（即犧牲），這是利他行為的極限狀態，通常是由“思維慣性”、“信仰理念”或“倫理規則”所引發的，在客觀本質上並不違背“利已”的價值目的。五是，若干個人為了一定的價值目的而組成一個集體，若干集體為了一定的價值目的而組成一個社會，其客觀目的都在於形成一定的互利互惠的利益相關性，因此人類的集體行為和社會行為，雖然在其表現形式上都是利他的，但在其客觀本質上都是利已的。總之，利他是利已的延伸，他人利益可以根據利益相關性的大小，折算成一定數量的個人利益；公共利益是個人利益的延伸，公共利益（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可以根據利益相關性的大小，折算成一定數量的個人利益。
②、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的邏輯統一。人的價值需要包括溫飽類、安全與健康類、人尊與自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四個基本層次，無論是經濟利益，還是非經濟利益，都是價值的表現形式，都應該包含在這四個基本層次的價值內涵之中，一般來說，經濟利益較多地包括溫飽類、安全與健康類價值，非經濟利益較多地包括人尊與自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價值。價值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根據價值的載體不同，可分為精神性價值與物質性價值；根據作用的社會領域不同，可分為經濟價值、政治價值與文化價值；根據作用的主體類型不同，可分為個人價值、集體價值與社會價值；根據作用的對象不同，可分為真假性價值、善惡性價值與美醜性價值；根據作用的目的不同，可分為生存性價值與發展性價值；根據作用的過程不同，可分為消費性價值與生產性價值；根據價值的作用途徑不同，可分為“利”價值和“義”價值。統一價值論認為，無論是何種形式、那個層次的價值，都是為了維持和促進人的生存與發展，都可以進行統一度量和統一計算。因此，人在進行經濟活動過程中，不僅要考慮經濟利益，還要考慮非經濟利益，只要價值量相等，經濟利益和非經濟利益同樣重要，由此可見，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具有內在的邏輯統一。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的這種統一性，主要表現在：一是，所有的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都可以進行統一度量，都可以折算標準尺度的價值形態（如法定貨幣、黃金或食物能量）。二是，政治的客觀目的在於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性，具體體現為經濟價值的增長量；文化的客觀目的在於提高政治與經濟活動的效率性，具體體現為政治價值的增長量和經濟價值的增長量，因此政治與文化的價值最終都可以通過經濟的價值變化情況來實現，都可以進行統一度量。三是，情感的哲學本質就是人腦對於價值的主觀反映，情感對於人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如何識別價值、表達價值、計算價值、消費價值和創造價值，情感與價值的關係實際上就是主觀與客觀的關係，人對於情感的需要與滿足（如享樂、自尊心、社會責任感、道德情操等），實際上就是對於價值的需要與滿足，人對於所有的情感需要（個人的情感需要和社會的道德情感需要）最終都可歸結為四個基本層次的價值需要。
③、“經濟人”假設與“道德人”假設的邏輯統一性。由於利已行為與利他行為存在內在的邏輯統一性（即利他行為是一種特殊的利己行為），而且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存在內在的邏輯統一性（即非經濟利益可以折算成一定數量的經濟利益），從而順利完成了“經濟人”假設到“社會人”假設（或“道德人”假設）的轉化。
對經濟學的重大改造
經濟學向社會科學其它領域進行全面擴張，從而使許多經濟學的許多數學模型、經濟定律、經濟規律可以順利地拓展延伸到社會科學的其它領域，即實現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化”。然而，目前的經濟學本身存在若干重大缺陷，嚴重製約著經濟學向社會科學其它領域的擴張，只有以下幾個方面對其進行重大改造。
將“主觀價值論”改造成為“客觀價值論”
目前的經濟學完全建立在“主觀價值論”的基礎之上，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經濟學要解決的是人類最基本、最重大的問題“人類怎樣才能更快樂，更幸福，更好地滿足欲望？”；滿足人的欲望的手段，叫"資源"；欲望人人有，而且是無窮大；而資源是稀缺的，滿足欲望的手段沒有那么多，所以，痛苦是必然的。邊際分析是經濟學中一種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科學分析方法，經濟學中的邊際效用理論實際上就是關於主觀心理現象的邊際分析：邊際效用的遞減被看作是某種主觀心理現象的遞減，看作是人對物品的主觀評價值的遞減；看作是人對物品的欲望強度或主觀需求強度的遞減；看作是人的享樂程度的遞減；看作是人的主觀感覺或主觀情感強度的遞減以及需求動機量的遞減，勞動過程被看作是一種主觀負效用的形成與增長過程。由於欲望、幸福、痛苦、主觀評價值、主觀情感強度、享樂程度、需求動機量、主觀負效用等主觀參數的計量方法與計量標準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與隨意性，而且沒有充分的理論根據，因此經濟學被人們認為是主觀虛構的、庸俗的理論。事實上，人類所有形式的主觀心理現象都是人腦對於某種客觀存在的主觀反映。“統一價值論”與“數理情感學”認為：人類的各種主觀情感（欲望、幸福、痛苦等）在本質上都是人腦對於客觀價值的主觀反映，都是為了引導人類如何正確地識別價值、表達價值、計算價值、消費價值和創造價值；情感與價值的關係實際上就是主觀與客觀的關係，情感以價值為基礎，情感的變化在根本上取決於價值的變化；情感與價值存在著複雜的、動態的、非線性的對應關係；價值觀的客觀目的在於識別“事物的價值率”，情感的客觀目的在於識別“事物的價值率高差”；情感的強度與事物的價值率高差的對數成正比（即情感強度第一定律）；情感表達、情感識別、情感計算、情感體驗在本質上分別代表著價值表達、價值識別、價值計算與價值消費；主觀心理的邊際效用規律實際上就是客觀價值的邊際效用規律的表現形式；等等。通過如上的理論觀點，就可以把唯心主義的“主觀價值觀”改造成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客觀價值論”。只有這樣，才能把經濟學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
貨幣型價值尺度改造成能量型價值尺度
經濟學要想與其它社會科學銜接起來，就必須首先在價值尺度上銜接起來，就必須尋找一個統一的、高度穩定的價值尺度（即絕對價值尺度）。貨幣是一種相對價值尺度，單位貨幣的價值含量會隨著社會歷史時期的變遷而改變，也會隨著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的波動而轉移，更會隨著各種經濟事物的興衰而動盪。任何一門科學，如果其基本的度量標準是主觀的、含糊的、不穩定的、不精確的，那么通過它所計算出的所有量度、指標和模型也都是如此。自然科學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客觀性、確定性、穩定性和精確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於其基本度量標準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其中，物理學對於長度、質量、時間、力、溫度等基本度量標準的規定尤為嚴格。經濟學是關於經濟事物及其運動與變化規律的科學，經濟事物所體現的核心內容就是經濟價值以及它的市場反映形式——價格，而要確保各種經濟事物的價值計算客觀而精確，就必須要有一個客觀而精確的價值度量標準或價值尺度。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同層次，人類社會的價值尺度分別經歷了產品價值尺度階段（如鹽、布匹、大米等）、金屬價值尺度階段（如銅幣、銀元、金幣等）、貨幣價值尺度階段（如人民幣、美元、日元等）。由於金屬價值尺度會因為這些金屬的礦產貯量、開採速度、開採技術、市場供求關係、政治與文化影響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而貨幣價值尺度也會因為各種經濟、政治與文化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特別是不同法定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經濟上的通貨膨脹率、國家的金融政策、衍生貨幣（如現金支票、承兌匯票、股票、信用卡、期貨等）的使用與流通情況、國際貿易爭端等因素的影響尤其顯著，任何形式的單位數量的法定貨幣的真實價值含量也是不斷變化的。不難發現，產品價值尺度、金屬價值尺度與貨幣價值尺度都屬於相對價值尺度。價值的含義是廣義的，從社會領域來說，不僅包含經濟學意義的價值，還包含政治與文化意義的價值；從人的需要層次來說，不僅包含溫飽類價值，還包含安全與健康類價值、人尊與自尊類價值、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價值；從價值存在形式來說，不僅包含物質財富價值，還包含精神財富價值；從價值基本類型來說，不僅包含美的價值，還包含真與善的價值；從價值基本形態來說，不僅包含使用價值，還包含勞動價值。那么，能夠適用於度量一切不同價值形式的“絕對價值尺度”是否存在呢？這個“絕對價值尺度”必須具有高度的客觀性、確定性、穩定性和精確性，既不會隨著社會歷史時期的變遷而改變，也不會隨著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的波動而轉移，更不會隨著各種經濟事物的興衰而動盪。
“統一價值論”認為，價值的物理學本質就是一種“廣義有序化能量”，它由直接有序化能量和間接有序化能量兩部分組成，其中，間接有序化能量在功能特性上起著替代、補償、加強、催化、擴展直接有序化能量的作用，價值的度量單位與能量單位完全相同，為“焦耳”或“大卡”。食物能量是人類最典型、最基本的廣義有序化能量，因此“標準食物能量”可以作為人類的絕對價值尺度。價值可分為使用價值與勞動價值兩種基本形態，而使用價值又可分為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與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兩種具體形態。按照如下三個步驟，所有不同形式的價值都可用“標準食物能量”作為絕對價值尺度進行統一度量：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可折算成一定數量的標準食物能量；勞動價值可採用“社會必要補償性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來進行度量，因而也可折算成一定數量的標準食物能量；生產資料可折算成一定數量的勞動價值，因而也可折算成一定數量的標準食物能量。
但是，由於溫飽類價值需要在人的全部價值需要中所占的比重，將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漸下降，而任何一種主食在人們越來越豐富的選單中將會逐漸失去其主導地位，任何一種標準食物“原器”的產量將會逐漸下降，其市場價格容易形成較大的波動，而且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主食，不同主食之間對於人的價值量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以標準食物作為價值尺度來計算和比較各種經濟性或非經濟性參數容易產生較大的誤差。電能是當今社會廣泛使用的一種有序化能量，“標準電能”是未來社會最終的和最佳的“絕對價值單位”或“世界貨幣”，這是由於電能容易從其它形式的能量轉化而來，而且容易流動、分配和貯存，並容易轉化成其它形式的能量。當然，人類要真正建立一個以“標準電能”為絕對價值尺度的世界貨幣體系，必須滿足如下條件：供應充裕性、覆蓋廣泛性、可再生性、可持續性、超穩定性、完全市場性等。
將“貨幣型價值尺度”改造成為“能量型價值尺度”，實際上就是將“相對型價值尺度”改造成為“絕對型價值尺度”，經濟學如果確定了絕對價值尺度，就可以保持不同社會歷史時期、不同社會環境、不同國家、不同經濟指標之間價值尺度的穩定性，保持經濟指標與非經濟指標之間價值尺度的穩定性。這樣，社會科學的許多非經濟性參數就可以與經濟學的經濟性參數進行統一計算，從而實現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銜接，從而把經濟學中的許多理論觀點與數學模型推廣套用到非經濟領域。
將經濟學與其他領域的價值概念統一起來
將經濟學與社會科學其它領域的價值概念體系統一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能量角度定義“價值”概念。價值理論的許多矛盾與爭論，在根本上起源於價值的不同定義，起源於人們對於價值概念的不同理解。從物理學的“耗散結構論”角度定義價值為“廣義有序化能量”，可以把價值理論建立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之上，使之具有高度的精確性、客觀性和公理性，從而使價值理論普遍存在的模糊性、主觀性和歧義性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使經濟學與社會科學其它領域之間存在的基本隔閡得以消除。
二是把使用價值分解為“功能價值”與“耗散價值”兩個分量。即任何事物的使用價值等於其功能價值與耗散價值之差，其中，功能價值遵循“邊際效用下降規律”，而耗散價值相對穩定。對於不稀缺的自然資源，人總是會將其使用量或使用規模提高到最大限度，從而使其功能價值降低到與耗散價值完全相等，因此其使用價值為零。事物越稀缺，其功能價值就越大，功能價值與耗散價值的差值就越大，因此其使用價值就越大。
三是重新定義“勞動價值”。 所謂“勞動”就是能夠產生勞動價值的人類運動，而任何勞動都需要消費一定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量，否則就會產生勞動能力的萎縮與消亡，要想使“勞動”能夠產生價值的增長，就必須使“勞動”所產生的勞動價值大於它所補償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勞動價值就是“勞動者在勞動與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使用價值”，它與使用價值一樣是具體的，屬於相同的範疇，它來源於使用價值，又服務於使用價值，它是一種特殊的使用價值，它是“勞動力”這種特殊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它與使用價值具有完全相同的度量單位，勞動價值可以採用“社會必要補償性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來進行度量。
四是揭示使用價值、勞動價值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使用價值（包括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與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勞動潛能與勞動價值都是價值的具體形態，它們之間相互轉化、相互促進、互為前提，勞動價值不再是“抽象的”，勞動價值的形成過程是：勞動者在消費過程中通過消費一定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將勞動潛能轉化為勞動價值；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將勞動價值轉化為使用價值，並將其凝聚於產品之中。簡而言之，價值的循環運行可分為三個基本階段：消費階段（使用價值→勞動潛能）、勞動階段（勞動潛能→勞動價值）、生產階段（勞動價值→使用價值）。如果沒有新信息的注入，也沒有舊信息的流失，那么，這三個基本階段，價值量既不會產生價值的增值，也不會產生價值的減值；如果存在新信息的注入，那么，這三個基本階段都會產生價值的增值。
五是揭示價值的真正源泉。傳統的觀點認為，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但是沒有任何人對於這一觀點進行了論證。事實上，信息才是價值的真正源泉，研究表明：信息的本質就是“消除不確定性”，而“消除不確定性”等同於“提高有序性”，“提高有序性”就是“提高功能有序性”，“提高功能有序性”就是“增加價值量”。由此可見，價值的增長完全來源於信息，即信息是價值的真正源泉。信息的產生只有兩個基本途徑：生物進化和人類勞動。由於生物進化過程非常緩慢，它所產生的信息可以忽略不計，因此人類勞動可以看作是信息的唯一來源，於是，“信息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就基本上等價於“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
利潤率最大化法則改造為價值率最大化法則
人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價值效率通常可以採用“利潤率”來衡量，“經濟人”的根本動機不是追求利潤量最大化，而是追求“利潤率最大化”，而且，利潤率不是指貨幣增量與貨幣（投入）量的比值，而是指單位時間內貨幣增量與貨幣量的比值，這樣，才能充分合理地考慮貨幣投入量與時間投入量對於貨幣增量的不同貢獻程度。統一價值論認為，“社會人”的所有非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價值效率則可以採用“價值率”來衡量，即在單位時間內的價值增量與價值量之比值，“社會人”的根本動機不是追求價值量最大化，而是就是追求自身的“價值率最大化”。由於貨幣只是價值的特殊表現形式，“利潤率”只是“價值率”的特殊表現形式，“經濟人”的根本動機只是“社會人”的根本動機的特殊表現形式，由此可見，“利潤率的最大化法則”只是“價值率的最大化法則”的特殊表現形式。
應該從如下六個方面正確理解“價值率最大化法則”或“利潤率最大化法則”：一是，人要追求自身價值率的最大化，就必須最大限度地“增加價值收益，減少價值耗費，降低時間耗費”，為此，凡是對於不能給自己帶來較大價值收益的工作，或者對於工作業績沒有與人的勞動報酬相聯繫的工作，人的行為將是被動的、消極的，人甚至會逃避它，因此對於這類工作，人就是“懶惰的”；反之，凡是對於能夠給自己帶來較大價值收益的工作，或者對於工作業績能夠與人的勞動報酬相聯繫的工作，人的行為將是主動的、積極的，因此對於這類工作，人就是“勤勉的”。總之，無論是“懶惰”，還是“勤勉”，都是為了“追求最大價值率”，人的“懶惰”本性實際上就是人的“勤勉”本性的反面體現。二是，“滿意”是人對於“價值率最大化”的主觀感受過程，因此追求“滿意”的狀態與追求“價值率最大化”的狀態是完全等價的。三是，由於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存在一定的利益相關性，“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關係充分形象地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相關性，其中，“人人為我”反映了社會對於“我”的利益相關性，“我為人人”反映了“我”對於社會的利益相關性，眾多的個人利益的發展必然會導致公共利益的共同發展，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相關性就是一支“一隻看不見的手”，促進了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共同發展。四是，不僅個人會追求價值率的最大化，所有人類主體（個人、集體與社會）都會追求價值率的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是所有人類主體的行為準則。五是，人的“自利”程度、“理性”程度、知識水平、情感特性、信息的收集程度、市場機制的充分性、社會制度的合理性、社會習慣的科學性、社會道德的完善性、人對於價值評價的準確性等，並不影響和改變人“追求價值率的最大化”的根本動機，但會影響和改變價值率最大化的最終實現程度，即影響和改變價值率的最大值（即理想值）與實際值之間的差值。六是，人追求“價值率的最大化”的根本動機，是從全方位的、高層次的、社會各領域的、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角度來考察的，價值的收益（或價值的產出）與價值的耗費（或價值的投入）不僅包括經濟價值還包括政治與文化價值，不僅包括直接的價值還包括間接的價值，不僅包括顯性的價值還包括隱性的價值，不僅包括現實的價值還包括可能的價值，不僅包括眼前的價值還包括長遠的價值，不僅包括事物的價值還包括環境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