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融時報與招商銀行、深圳市國內銀行同業公會聯合主辦的“中國商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制度研討會”近日在深圳召開。十多位來自境內外金融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會聚一堂，就中國商業銀行建立首席經濟學家制度、金融改革以及我國當前的巨觀經濟形勢展開了深入交流和廣泛討論。
首席經濟學家制度是一些國際組織、政府機構以及商業性公司廣泛採用的高層次決策諮詢機制的制度性安排。這種制度不但有利於提升本組織內部決策效率的支持效應，而且有利於推動本組織的社會形象。首席經濟學家不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給所聘單位使用，而且還經常活躍在各種經濟金融論壇上，通過媒體把自己的經濟金融觀點和對市場走勢的分析判斷傳播給市場和社會。在西方已開發國家和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許多商業銀行、投資銀行，甚至政府的經濟部門和機構都設有首席經濟學家。
相對而言，國內除少數投資銀行外，絕大多數商業銀行還沒有建立首席經濟學家制度。銀行對經濟金融運行和市場走勢的分析和判斷，主要是通過商業銀行的高層管理者在某些場合的正式或非正式講話來對外發布。與會專家建議，在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的背景下，中國商業銀行應探索建立首席經濟學家制度，在全球範圍內選聘適合的人才擔任這一職務，加快與國際接軌的步伐。與會專家還就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熱點問題展開了深入的探討，在探討中與會者的觀點不時出現交鋒，擦出火花，研討會氣氛熱烈，顯現出這一職業群體的專業水準和敏銳的洞察力。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朱燕來，結合本公司的經驗談了首席經濟學家制度與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的關係。中銀（香港）擁有自己雄厚的研究力量，參照國際顧問公司的建議，將經濟研究部門設在負責全行中長期策略研究的發展規劃部，形成了高級經濟研究員、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的三級梯隊結構。目前中銀（香港）尚未正式沿用首席經濟學家制度，不僅因為歷史的原因，還因為中銀（香港）的一些特殊情況，其所承擔的研究任務涵蓋的範圍更廣。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有利於集中最佳化資源，將銀行的巨觀、整體研究統籌起來，顯示專業性和實力，並平衡管理層、市場、社會有關機構、內部和外部等多方面需求。朱燕來認為，首席經濟學家制度的形式固然重要，但實質內容更關鍵。商業銀行採用首席經濟學家制度應是提升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之一。銀行業轉型已從追求成本效益的競爭轉移到強調品牌、技術和創新的競爭，因此，經濟研究力量不僅是銀行的一項軟資產，更是銀行從事投資銀行、財富管理、證券和保險等業務不可缺少的支援，本身就是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朱燕來對我國商業銀行採用首席經濟學家制度的看法是，隨著我國銀行業逐漸開放，中國的商業銀行、尤其是大型商業銀行採用首席經濟學家制度，可說是學習國際最佳做法的必然選擇，有助提升銀行的專家形象，亦較方便與國際金融機構對等交流。不過，在我國現行體制下，要建立與國際銀行類似的首席經濟學家制度，必需考慮體制、文化和薪酬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並要依據每家銀行的歷史和現實需求，不能一概而論。
高盛（亞洲）執行董事梁紅認為，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中國大的商業銀行，包括證券公司等需要自己的首席經濟學家。她特彆強調經濟學家的“話語權”問題。梁紅認為，2003年開始的關於中國經濟是否過熱的討論，很多外行的聲音很厲害，有一些國內政策研究機構的經濟學家音量比較高，但是我覺得能夠全面闡述中國存在問題實質的聲音比較弱。我們在海外，隔岸觀火，到底國內發生了什麼，我們不清楚，需要國內的聲音給這個抉擇提供更好的信號。另外，她強調獨立性也十分重要。因為作為經濟學家，他對形勢的判斷可以更多地集中在一個學術的前提下，特別在國內政策討論方面，可以有更多的獨立性，有更大的影響力。
對於價格機制在中國的作用，她認為，到底價格機制在中國管不管用，這是一個根本的分析點。她個人認為，中國的價格機制工作得非常好，但決策機制有問題。在利率調整問題上，為什麼調整阻力這么大，她認為，不是因為它不管用，就是因為它非常管用，只是存在太多的利益集團，使市場的反應扭曲畸形。梁紅認為，匯率的升降，應該由市場決定，當前人民幣升值應優於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優於行政調控。她建議對經濟金融政策的制定、調整應更多地傾向於市場化手段。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副總經理宋運肇，對如何應對國內房地產短期的炒作行為談了他的看法。他認為目前我國的經濟過熱，很大一個原因是房地產。有人說房地產是一個微觀經濟現象，實際上是巨觀經濟調控的主要任務之一。現在歐洲來上海炒房地產的人很多，他們構想“一石三鳥”，目前房地產在某些城市泡沫非常嚴重。他建議國家增收級差利得稅，美國現在實施這種政策，體現了有保有壓的策略。宋運肇認為，這是治理房地產泡沫的一劑良藥。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就建立商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制度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在競爭日趨激烈的金融環境下，非經常性的研究和對外交流不利於提高我國銀行的競爭力。我國商業銀行的制度建設必須與國際接軌。哈繼銘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相當於一塊活的廣告牌。他的專業水平、工作能力和知名度是外界了解銀行的一個重要視窗。他的研究和判斷標誌著銀行對經濟、金融和政策的理解和預測的準確性。在公眾的眼裡，首席經濟學家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銀行的整體業務水平。
中國銀河證券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闡述了她對當前匯率問題的觀點。她認為，在國家沒有明確人民幣是否升值，沒有把確定的信號發出以前，匯率在壓力下不可以升值。她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國家的匯率，應該是一個內外平衡的均衡價。這次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國外。但從中國內部看，銀行幾萬億元的壞賬，巨大的社保基金缺口，農信社改革，其他非銀行機構的改革，都有許多壞賬需要處理；另外，證券市場的調整暴露出來的證券公司問題等。這些行業、公司、銀行的國有背景，意味著國家都要付錢，使得出路只有最後中央銀行再貸款。當然，通貨膨脹可以帶來利率上升，但是我國利率體系不是自由化的，所以，不會同步實現目標。可見，從內部看，是貶值的壓力；從外邊看是升值的壓力。人民幣不會處在一個均衡的狀態，所以，怎么走都不合適，當前動不如靜，這是不得已的選擇。但是，左小蕾提出，從中長期來說，中國的匯率體系一定要動，一定要更靈活、更市場化，有更大的浮動區間。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師關永盛認為：首席經濟學家的工作非常重要。恒生銀行的經濟研究已經有30多年的歷史，恒生銀行一開始就非常注重研究。作為香港一個主要的華人銀行，對經濟的發展非常關注，經濟研究對管理層有很大影響。從金融機構的方面看，內部的研究非常重要。香港有非常多的信息研究，有非常多的信息研究員，他們分布在不同領域。金融機構的研究也不是很相同，商業銀行的研究大部分是要出成果的，那些經濟學家會接受媒介的訪問，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主要側重對金融機構發展戰略的研究。他認為，目前國內金融體制改革已經進入關鍵時期，商業銀行對首席經濟學家的需求會非常大，這一制度的建立對我國商業銀行發展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