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海鵬
如果需要向那些外地來的計程車司機提供具體位置,你可以告訴他你要去的那棟樓在五四大街29號。實際上,當汽車拐到故宮的東北角、被稱作沙灘的地方時,你差不多會“自動”地發現哪個是它。在古典和現代建築混合而成的大片街區中,只有這一棟地上四層、地下一層的“工”字形長條建築閃爍出西洋式的磚紅色。它矗立在北京很少的以歷史事件命名的街道上,會在第一時間把你帶回歷史事件。
在它大門右側的牆壁上鑲嵌著一塊大理石。上面刻寫著由“北京市學生聯合會”和“北京大學學生會”題署的說明:“紅樓是北京大學舊址的一部分,是五四運動的重要活動地點之一。李大釗、毛澤東同志曾在這裡工作過。”
李大釗是1918年底來到這棟樓的。當時它是北大校址,而他則是前來北大任圖書館主任。曾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創建時14名成員之一的張申府回憶道:“1918年夏,沙灘的紅樓建成,圖書館也搬了進去,占了紅樓的第一層樓。李大釗的主任室就設在紅樓東南角上的兩間房子裡。”他的房號是119。
不到一年前發生在俄國的十月革命正在北京知識界產生影響,而紅樓119辦公室的主人做出了最快的反應。1918年11月,他發表《庶民的勝利》,次年5月,又為《新青年》主編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在這間辦公室里,李大釗主持成立了北方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他還在這裡召集過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開會,北大紅樓成為北京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活動的重要場所。
張申府回憶道:“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圖書館成了北大校內一個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許多激進的學生經常到圖書館和大釗討論各種新的思潮,聽他介紹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會,探討中國的出路,尋求救國拯民的方法。”
1918年8月,與李維漢等24人為了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而來北京的毛澤東第一次走進紅樓,他留了下來,經人介紹結識了李大釗,並在圖書館當上了一名助理員。
很難說是那些創造時代的人促使紅樓成為非凡的建築,還是紅樓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塑造了他們。魯迅、胡適等人當年都曾在其能容納的60人的大教室里講過課。中國最衝動、最聰明和最有野念的青年們像被恆星之光吸引一般聚攏進來,他們崇拜他們的教授,對西方有著複雜難解的愛恨,對其文化卻有著最徹底的服膺。這種服膺演化為紅樓最偉大的製品,也就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
1918年的紅樓是北京最時髦的建築,它的思想也是如此時髦,以至於即使放在今天依然足夠激進,儘管在80多年後的北京大雪中看過去,那紅色有點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