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山碑

因而這塊糧山碑不論從立碑者和重修者的身份，還是從立碑的時間、碑文的內容來說都有不容忽視的文物價值。 另外，在碑文的書寫方面，有地方史愛好者認為這塊糧山碑的碑文為鄭大侖所書，具有一定的書法藝術價值。 基於此，筆者認為這塊糧山碑的碑文為鄭大侖親筆手書的可能性最大。

從碑文內容可知，這塊糧山碑是仙橋籃兜村先祖所立，碑記中的“宋祖府判千一”是指籃兜鄭氏的始祖鄭千一。據《揭陽縣誌》和《籃兜族譜》記載，鄭千一原籍福建省莆田市，宋元豐八年（1085）考中進士，紹聖年間（1094-1097）任梅州推官，後升任潮州府通判，任滿後鄭千一和他的長子鄭淑文創居官溪都籃橋里，即今天的仙橋籃兜村。鄭一初（1476—1513）和鄭一統（1509—1542）是鄭千一的第十代裔孫，他們先後考中進士，分別官至監察御史和翰林院編修；鄭大侖（1500—1553）是鄭一初的次子，於嘉靖元年（1522）考中舉人，即碑記中的“鄉進士”，後官至浙江德清縣教諭。鄭大侖對家鄉的功績，除培養了狀元林大欽，進士鄭一統、陳宗虞等一大批人才之外，晚年還應縣令王鳳之邀修編《揭陽縣誌》，可謂貢獻良多，聲名卓著。
在明代，像籃兜鄭氏這樣一個官宦人家，他們擁有這么一片面積不小的私家山地是完全有能力和允許的，而在自家山地上立碑為界以示後人，也足以體現樹碑者和重修者的遠見。據熱心鄉土文化工作的籃兜村村民鄭祖遜介紹，糧山碑原共有三塊，一塊立於仙橋屯埔山與普寧山交界處，一塊立於桂竹園，這兩塊碑均已毀；現存的這一塊原立於仙橋狗尾坑山，即仙橋與梅雲交界處的山坡上；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時，該碑被梅雲伯勞村村民搬去做橋板；1986年，鄭祖遜發現這塊碑石後發動其族人將它搬回村里保護，直至1998年籃兜族人重修祖墓時，才將它重新立在現在這個位置。
對於這塊糧山碑，筆者認為其文物價值很有值得探討和研究的地方。首先，在同一塊界碑上同時記錄著四位具有一定身份和社會地位的人物，這在普通界碑中是很難見到的；其次，這塊糧山碑比普通的界碑要高大得多，內容也比較詳細。筆者曾在炮台桃山古村道旁見到一塊界碑，它的地表高度僅有52cm，寬度也只有22cm，碑文內容只簡單地寫著“廷傑公地界”字樣。另外，這塊糧山碑應屬明嘉靖中後期的歷史遺留物。據筆者初步推斷，碑的重修者是鄭大侖，而鄭大侖重修這塊界碑最有可能的時間應該是在鄭一統去世後至鄭大侖辭世前，即公元1543-1553這段時間內，因為如果重修糧山碑時鄭一統還健在的話，那么他的官階和輩分都比鄭大侖高，主持重修者應該是鄭一統而不是鄭大侖，而碑文中鄭一統是以建碑者的身份出現而不是重修者；其次，如果這塊碑石是繼鄭大侖之後的籃兜族人重立的話，那么重立者應在原碑文的基礎上加注重立時間、重立者姓名等相關信息以示對其先賢的尊重，但碑文中並無這方面的資料。故此可以初步斷定，這塊糧山碑石距今大約在450—460年之間，它與立於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揭陽文物志》所收錄的十二篇碑記中時間最早的《翁梅齋神道碑》的時間相近，很有可能還要比它早幾年。因而這塊糧山碑不論從立碑者和重修者的身份，還是從立碑的時間、碑文的內容來說都有不容忽視的文物價值。
另外，在碑文的書寫方面，有地方史愛好者認為這塊糧山碑的碑文為鄭大侖所書，具有一定的書法藝術價值。對於這一提法筆者持認同態度。首先作為重修者，鄭大侖無論從政治地位的角度還是以地方學者的身份，他都有資格、有實力和能力勝任撰寫碑文的角色；其次，重修界碑屬家事，在當時來說應該也只能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籃兜族人中有鄭大侖這樣的名人和賢人，他們根本沒有必要去邀請外人為之代筆；最後，鄭大侖當時已是狀元林大欽、進士鄭一統等潮汕名賢的老師，以這一身份，他們想請別人為之代筆，也是沒人敢為之效勞的。基於此，筆者認為這塊糧山碑的碑文為鄭大侖親筆手書的可能性最大。據說揭東登崗風雨聖者廟有一碑記為鄭大侖所撰寫，但現存的碑文為複製品，並非其手跡，因此這塊糧山碑的碑文有可能是我市目前發現的鄭大侖的第一幅“墨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