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春霖

米春霖，字瑞風，遼寧省葫蘆島市南票區黃土坎鄉人，1882年（清光緒九年）生，在女兒河畔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受家庭環境影響，米春霖自幼勤奮好學，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奉天法政學堂，畢業後投效軍旅，在清軍奉天前路巡防統領部擔任書記官，因為能力出眾，受到統領朱慶瀾的賞識。1909年朱慶瀾到四川任職，將米春霖一同帶去，委任他為陸軍第十七鎮（師）軍需長。1911年，米春霖隨朱慶瀾參加了辛亥革命，在大漢四川軍政府任職。1912年，朱慶瀾調回東北擔任黑龍江省督軍署中將參謀長，米春霖跟隨到黑龍江，出任督軍署少校副官。
1913年10月，朱慶瀾出任黑龍江省民政長（省長），米春霖受其提攜，出任黑龍江省觀都金礦總局局長。1916年7月，已經是陸軍上將的朱慶瀾調任廣東省省長，米春霖也隨之南下赴任，擔任廣東省省長公署餉糈處處長，兼全省官煤局總辦。米春霖協助朱慶瀾澄清吏治，嚴禁賭博，一掃貪污弊端，期間還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髮起的護法運動。1917年朱慶瀾因為得罪段祺瑞而無法在廣東立足，賦閒了一段時間。米春霖遂返回奉天改投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孫烈臣麾下，他不計名位，從中校副官開始逐步晉升。因為能力出眾，米春霖深得張作霖把兄弟孫烈臣的重用，不出兩年即升任黑龍江督軍署上校副官長兼被服廠會辦（副廠長）。
米春霖頭腦靈活，早年即開始執掌軍需，練就了理財的本領。1921年孫烈臣出任吉林督軍兼省長後，米春霖很快就擔任了吉林軍械廠廠長一職，後來又出任哈爾濱圈河商埠局總辦、海林木業公司理事長。他的能力漸漸被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發現，1922年春，經孫烈臣舉薦，米春霖出任鎮威軍兵站處處長兼糧秣廠廠長，晉升為陸軍少將。1925年，張作霖任命米春霖為鎮威軍兵站司令，1926年1月奉軍再次興兵入關時，米春霖被提升為鎮威軍兵站總監，晉級中將。1927年張學良出任安國軍第三方面軍團軍團長，力邀米春霖出任軍團的兵站處處長。簽署任命書時，張作霖半開玩笑地對米春霖說：“瑞風，你是整個奉軍的兵站總監，這次派你到小六子的部隊去當兵站處長，可是大材小用呀。”對此，米春林絲毫不計較。良好的威信和口碑使他名列東北軍“四大軍需”之一。
奉軍進駐北京控制北洋政權後，在張學良的提議下，米春霖出任民國政府財政部印刷局局長。雖然暫時脫下了軍裝，米春霖仍然關心著奉軍的軍務。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發生時，米春霖對日本人炸死張作霖的陰謀感到無比憤怒。6月18日，張學良從河北駐地化裝回到奉天。
一周后，米春霖也被張學良召到大帥府，為張學良出謀劃策，幫助張學良應付複雜的時局。在那段陰暗的日子裡，米春霖成了張學良的足智軍師和傾心知己，在變幻莫測的外交風雲中縱橫捭闔。經過奉系高層的充分醞釀，1928年7月4日，米春霖、邢士廉等四名東北軍高級將領受張學良委派，作為東北三省代表從瀋陽出發經大連、天津到達北平，與在北平為孫中山祭靈的蔣介石等人協商東北三省的出路問題。蔣介石接見米春霖一行時，表示希望東北三省能改旗易幟，實行三民主義。在當時日本列強蠢蠢欲動的國際形勢下，為了維護祖國的和平統一，米春霖深感東北易幟的必要性，遂當場表示回東北後盡力說服張學良易幟，為當年年底東北易幟做出了貢獻。
1928年7月，張學良有感於東北地區的海關關務廢弛，委任米春霖為安東海關監督，主管安東海關的一切事宜。米春霖深知，這是少帥的一項臨時委派，但他仍盡職盡責地操勞，讓海關的面目煥然一新。東北易幟的前兩天，米春霖得知訊息，派人連夜趕製青天白日旗以便懸掛，積極支持了張學良的愛國統一義舉。1929年1月25日，米春霖被派往哈爾濱，出任東三省特別行政區特警處處長，次年1月又被調回瀋陽擔任東三省兵工廠中將總辦，重新回到東北軍任職。
1931年9月，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原來設在瀋陽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和遼寧省政府都被日軍占領，部分將領和官員流落遼西，已經無法正常行使職權。身在北平的張學良對此痛心疾首，為有效組織抗日政府防禦日軍，張學良下令在錦州重新組建遼寧省政府和司令長官公署。在醞釀臨時省政府主席人選時，張學良首先想到了功高德昭、從不計較名位的米春霖。張學良覺得，值此國難當頭，必須選用那些“文官不惜錢，武官不怕死”的忠臣良將來保衛東北，遂於9月23日發布命令任命米春霖為遼寧省政府代理省主席（代省長），黃顯聲將軍擔任遼寧省警務處處長協助軍務。
臨危受命的米春霖從北平受領任務後，於9月27日抵達錦州，他與原省政府的流亡官員們會合，又從遼西招募了一批辦公人員，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米春霖選擇了當時的東北交通大學校舍（今鐵路一中）作為辦公地點。愛國心使然，米春霖將校門中間鑲上左右扇各為一半太陽造型的大鐵門，因為日本國旗是“太陽旗”，每天省政府官員們開門時都要“扯裂日旗”，以示不忘抗日。雖然臨時省政府存在的時間不長，但他們有效組織民眾抗日義勇軍，先後剿滅了日軍扶植的凌印清、張學成等多股漢奸、土匪武裝。其中，張學成是張學良的堂弟，張學良為抗日不惜大義滅親，其為抗日大局不徇私情的氣度深為米春霖折服。
遼寧省抗日政府成立之時，集中在遼西地區的抗日武裝尚不足3萬人，處境十分困難。他們缺少有效支援，武器、彈藥等都十分缺乏。錦州處在遼西走廊之上，無險可守，不時遭到日軍飛機轟炸，連省政府院裡也不能保證安全。在度過了一段艱苦的日子後，臨時省政府便陷入癱瘓狀態，米春霖最終無力改變遼西淪陷的局面，懷著遺憾辭別故土回到北平。這段短暫的省長生涯是米春霖一生仕途的輝煌，然而晚年的米春霖時常自怨沒有在擔任省長期間有大的作為。即使如此，南票黃土坎一帶的鄉親們仍為家鄉出了一位“抗日省長”而感到驕傲和榮耀。
1932年1月錦州淪陷，在以後的三年多時間裡，米春霖寓居天津，以養花種草自娛，過著賦閒的生活。1934年3月張學良下野出洋考察回國後，為切實解決東北難民的困難，於當年6月派米春霖夫婦去慰問流亡關內的東北抗日將士和眷屬。在張學良的盛情相邀下，已經淡泊名利的米春霖於1935年重新任職，擔任武昌行營總務處中將處長，同年10月他隨張學良來到西安，擔任西北“剿總”辦公廳中將主任。不久，米春霖與在西安的馬占山、劉偉、鮑文樾、張振鷺、胡若愚等六位東北軍將領結為拜把兄弟，因為米春霖年齡居長，又深孚眾望，其他將領們在蘭譜為他贈言：“坐鎮邊陲”。
面對“剿共”的不斷失利，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深感再這樣下去沒有出路。他們為說服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對蔣介石進行苦諫、諍諫，乃至哭諫，都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蔣介石不但不允，反而對張學良進行申斥。蔣介石還準備把東北軍調到福建，十七路軍調到安徽，這等於將張學良、楊虎城逼上了梁山。於是，張學良、楊虎城下定決心發動西安事變，實行“兵諫”，逼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1936年12月11日夜，張學良在西安金家巷張公館召開了東北軍高級將領會議，米春霖出席會議，會上張學良宣布了捉蔣行動的計畫。次日凌晨，捉蔣行動正式開始，西安事變爆發。東北淪陷的國難家仇，東北軍顛沛流離的悲慘境遇，促使米春霖對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的義舉深感支持，他積極擁護張、楊提出的抗日救國八項政治主張。12月14日，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成立，米春霖出任該會辦公廳主任，除了積極參與委員會的工作外，他還與馬占山等43名將領發起“創辦防毒面具與鋼盔工廠募捐運動”，為抗日裝備籌集資金。米春霖在募捐啟事中激動地寫道：“自張、楊將軍實行兵諫，發表八大救國主張後，各方讚揚的電報如雪片飛來，舉國民眾莫不歡喜欲狂……不難收復失地，雪盡國恥……對日的神聖戰爭，光榮地流血，是不可能避免的。敵人的飛機炸彈和毒氣，定會無情地向我們施放的。我們為減少在敵人這種武器之下的犧牲與流血，更為避免敵人這種武器的殘害與殺傷，以取得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才發起募捐運動，協助官方完成大規模防毒面具鋼盔工廠建立，現在誠懇地請求各界贊助我們這種行動，以財力捐助給我們，共同完成中華民族解放的重大任務。”措辭激烈，很具有鼓舞力和震撼力。
米春霖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而積極奔走斡鏇。在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的努力下，西安、南京雙方從12月23日開始正式談判，並取得初步成效。12月14日上午，米春霖、鮑文樾、馬占山等五位東北軍、十七路軍將領奉張學良的指示與來西安的宋子文會面。宋子文當眾對西安事變談判中所商定的問題表示擔保能夠實現。然而，當談判取得初步勝利，張學良捨棄身家性命陪蔣介石回南京後，卻遭到背信棄義的蔣介石的無理扣押。西安方面的局勢也出現了混亂。一部分東北軍將領群情激憤，表示將以武力反抗蔣介石扣押張學良和中央軍進逼西安。1937年1月8日，東北軍師長常恩多等126名將領通電回響楊虎城，譴責蔣介石回南京後不履行諾言，稱其扣押張學良是“忘軍人之天職，損領袖之大信。”在軍事上西安方面也做了相應部署，眼看一場新的內戰即將爆發。
蔣介石在各方面的壓力下，也擺出調和姿態，經與已經失去自由的張學良協商，研究出解決西北問題的兩項辦法，即甲、乙兩個方案。米春霖為維護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於1月6日與閻寶航和十七路軍方面的李志剛親赴南京會晤何應欽，此後又到浙江奉化晉見蔣介石，轉呈楊虎城寫給蔣介石的書信。1月13日，米春霖到奉化雪竇山張學良幽禁地看望了張學良，二人見面，百感交集，張學良當夜給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等抗日聯軍諸將領寫了一封親筆信，托米春霖帶回西安。雖然此後米春霖多次為恢復張學良自由而奔走活動，但都無濟於事，在溪口鎮的會面竟成為他與張學良的永別。
米春霖回到西安後，又往來於西安、南京之間，他與于學忠等將領力主實行“甲案”，試圖保持“三位一體”的軍事形勢。遺憾的是，由於東北軍內部發生了少壯派軍人與老派將領之間內訌的“二二事件”，米春霖在少壯派軍官開列的暗殺名單中名列第五，但所幸得以倖免。“二二事件”最終導致了東北軍分裂，三位一體局面解體，從而喪失了營救張學良的政治優勢，東北軍被迫整編東調到安徽、江蘇等地，米春霖心灰意冷，離開部隊掛冠返回天津寓所。
盧溝橋事變後，平津淪陷，日偽當局多次請米春霖出山擔任偽職，他都不為所動，保持了民族氣節。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派人邀請米春霖回東北任職，但米春霖希望國共兩黨繼續合作，對蔣介石發動內戰感到寒心，仍然拒絕出山，只是在1946年春蔣介石到北平視察時應邀出席北平各界名流舉行的歡迎宴會，席間向蔣介石表示年事已高，不願出來任職。
1948年2月，米春霖與張作相、萬福麟等原東北軍將領回瀋陽小住。東北行營主任陳誠設宴招待米春霖等將領，米春霖不為所動。平津戰役期間，他婉拒一些朋友和舊部的勸說，堅持不去台灣，留在天津迎接解放。全國解放後，米春霖作為愛國民主人士受到了人民政府的照顧，1951年在天津逝世。
2000年6月，專程赴美國為張學良祝壽的張學良研究專家張友坤先生將米春霖的孫子、孫女帶給張學良的壽禮轉獻給張學良，時隔50多年，張學良將軍仍然記得老部下米春霖，百歲高齡的“千古功臣”沉浸在舊部後代送來的濃濃深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