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周衰，先王之跡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予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
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特有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眾也。故樂易敦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
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能不篤於自修。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乎？
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
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譯文
周王朝日漸衰微，先王們的遺存也就消亡了。到了漢代，六藝經傳從秦朝焚書的餘燼中復出，讀書人於是可以跟著百家繼續學習。談道論德的人，自恃德行崇高遠大隱逸山林不被任用；議論為政之道的人，總是淺近低賤又不效法古代。在那個時候，能夠通曉先王之道的人，只有楊雄而已。但是楊雄的文章，世人不知道它好在什麼地方。但是出現在那個時代的讀書人，他們都在保持自我操守上很著力。他們沒有草率簡略的思想，對於物質上的索取與給予，官位上的提拔或廢退，道義上的取捨，一定會從禮義方面來考慮。
從那時候到魏晉以來，社會風氣低劣人才匱乏已經很久了。到了當世，才有讀書人從千年之外的典籍開始專研，闡明先王之道，來讓後學之子覺悟。世人雖然不能全部了解他們的思想，但是卻常常喜歡它。所以學習他們的精髓的人，論及道德的主旨，知道應該不在近代追求它：議論參與政事的規矩，知道效法古人不是繞遠的。他們不被百家之言所擾亂，不被經傳上的解釋所蒙蔽。他們像這樣的博學，這是漢代的讀書人所不能比的。但是現在能夠遵從和恪守的人，就不是很多了。所以像《樂》、《易》那樣淳樸的風氣已經衰微了，那種詭異欺騙淺薄醜陋的風習占了優勢。漢代風習太美，這是我們這代人比不上的原因啊。
見聞有時很淺薄，但是他的道義很高，和（那種）見聞很淵博，卻他的操守不夠（一樣），這是什麼緣故呢？自漢代的讀書人是從鄉里被推舉，所以不能不篤志於自我修養。現今是用文章來選用的，所以不能不專注於學習。至於那些學習深入的，理解到了內心深處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種境界。從這個現象看，那么朝廷喜歡的東西，朝野的人一定比之更厲害啊。難道不是真的嗎？讓漢代和當今都有學校樣的教化開導的方法，那么讀書人對於做學問和做人，怎么會有如此之偏頗呢？
筠州也算是個州，可是在大江之西，地理偏僻與世隔絕。在慶曆初年，天子下詔設立學校，但是只有筠州不能呼應詔令，筠州的讀書人認為是個弊端。到治平三年，才有開明之士上報董。董就和鄭察看州東南，發現一塊地勢高曠之地，在上面建造了學舍。兩位賢君就帶著報呈的文書去了京城，並囑咐我寫篇記。
我認為兩位賢君對筠州的為政，真的是有所追求的。所以替他們寫上我的見聞而成了這篇記，等他們回來之後刻石記錄這件盛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