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有本叫《中國不高興》的書引起了轟動，上市一個月銷量突破60萬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甚至有幾本相關的書籍出版。這本書一出版就毫無疑問地被貼上了民族主義的標籤，像《中國可以說不》一樣也被認為是新時代的憤青宣言。
近些年隨著中國社會內部規模龐大而進度急遽的變革，西方最新思潮的影響下對中國近代史的重新理解以及中國民族意識面對西方強勢文化壓境時的反彈，民族主義在此成為一個觸動層面繁複而敏感的議題，以致成為了一種蔚為壯觀的思想潮流。在這股潮流中，憤青一詞成功推廣並形成一個若隱若顯的強大群體。 關於憤青的討論可謂是夠多的了，整體來看評價不太好，憤青一詞像詩人一樣說誰是詩人就是罵他。我曾經撰文說要“為憤青群體清理門戶”，面對黑壓壓的憤青群體，其實心裡是沒什麼底氣的。
或許關於國家、政治、社會、民族等這樣的話題除了專家學者以外永遠只是那些年輕人關心的話題，他們為此能投入很多精力，甚至發表演講、辭去工作來表明自己的態度。但像這樣能用自己的行動來證明自己的主張的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並沒有像他們能言行一致，大多數人都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偉大的憤青創造歷史，人們習慣說“僅僅是憤怒，狗也會”。憤青，僅僅只是憤怒嗎？從現狀看，確實如此。在一些大大小小的論壇里都能看見不少憤青的激烈文字，內容不是罵美國人就是批日本人再就是“剝XX的皮”加上一些口水戰、人身攻擊……憤青往往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歇斯底里的謾罵過多而缺乏理性健康的行動。憤青是愛國還是礙國？
筆者認為，對於一股社會思潮或傾向來講，我們應該有必要討論它對國家社會的影響，而具體到我們某個個體，個體的實際生存狀況或許更具有現實意義。林語堂說25至30歲是一個有公共精神的人逐漸學乖的過程，請允許我說憤青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公共精神的人，那么他們怎么學乖？我在《憤青之憤為哪般？》里寫道“等到憤青覺悟了，有自己的正事了，為家庭、為事業去忙活的時候，一個人憤青生涯也就基本結束了”，可是結束了憤青生涯後的人生變成了什麼？是否變得市儈、庸俗、通曉了社會潛規則？這種在二元對立思維下的由一個極端滑向令一個極端的現象並不令人樂觀，能否在這二者之外尋找“第三條道路”？
為什麼要尋找“第三條道路”？在談這個問題之前似乎做一個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有關憤青分類的問題。目前憤青主要有三種類型：前面說過的民族主義憤青是最常見的一種，以各種反美族反日族為代表，目前還沒有典型的代表人物；另外還有文化憤青，即憤青放入原初意義，具體指那些有著理想主義精神而又不滿現實憤世嫉俗企求改變並具有一定才華的青年。以一些文學青年、搖滾青年為代表，著名的有崔健、唐朝、梁曉聲等；另外各行各業的精英憤青（請允許我這樣來稱呼，因為不少憤青認為精英是其死對頭）是憤青的第三種類型，他們以對所在行業的深入了解而對其現狀不滿並向外界發表或作出一些比較“震撼”的言論或行為，又因為其在行業內具有一定的地位而被迅速關注。這一類的代表人物有陳丹青、浙大鄭強、北大賀衛方等。錢鍾書說一個人20歲不狂是沒志氣，30歲還狂是沒頭腦。可是志氣不能當飯吃，我們不是那些精英，走到哪裡都有飯吃。雖然我們是理想主義者，有著獨立精神與叛逆氣質和無盡的想像力，但這些在人力資源市場並不占優勢。那如何既有憤青的精神實質又能有所作為？
舉個憤青們的偶像王小波的例子，王小波本是一個接受過十分純粹、正統教育的知識青年，成長於火紅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去雲南當過知青，在農村那塊“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過。可是，從他身上看不到任何革命年代的浪漫激情，即使是在他具有自傳性質的、描寫自己雲南插隊生活的小說《黃金時代》里，我們也無法找到那個特殊年代裡所謂積極向上的時代主旋律的影子；相反，看到的卻是憤青（王二）的“墮落”、“掙扎”與“天天無所事事”，故意做出那些大逆不道、混賬的事去反抗當時壓抑的氛圍。後來的王小波做過民辦教師、工人，在恢復高考後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做了兩年中學教師後留學美國，歸國以後在北大和人大教書，沒過多久他就辭了職，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寫文為生。王小波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是一代大學生的偶像，可是我們看看他的青年時代，混亂不堪，可是他後來怎么由一個憤青一躍而成為思想者、浪漫騎士？或許王小波的例子的意義不在於他本身更多的是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要既能做得憤青，也做得思想家。或許可以表述為要做憤青就做憤青，要做思想家就做思想家。原來憤青還可以這樣做！這或許就是“第三條道路”。
有一個例子或許更能引起我們警示：文學史中的“多餘人”系列形象。一批有才華的貴族青年，由於接受了西歐啟蒙思想和本國的進步思潮，對庸俗的上流社會感到厭倦和不滿，但又擺脫不了貴族社會的習慣和偏見。那些人與我們有很多相似之處：都受到良好的教育，（雖然大學生很多）有聰明的頭腦，（你不會說你是個例外吧）想過有意義的生活，（就像我們剛入大學的那一會）但又缺乏勇氣和毅力。（80後的一大通病，你也要否認？）他們自視甚高，不甘與其他庸俗的貴族青年為伍，但又脫離人民。既不滿意自己，也不滿意別人，整日鬱悶，不能自拔，最終淪為一事無成的“多餘人”。“多餘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憤青，可是作為一個憤青我們絕對不願意去做個“多餘人”。不做“多餘人”做什麼？奮青或許是條出路。 從憤青到奮青，一字之差，其實是兩種心態。奮青比憤青少了份衝動，卻多了份理性。知恥而後勇 —— 孟子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