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2004年上半年，運城市文物局組織專業人員到全市14個市、縣國有博物館進行館藏文物數據調查採集巡迴登錄工作。4月初在稷山博物館登錄時，該館收藏的幾方宋金時期石、陶棺引起我們的關注。現介紹於下：
1. 嘉祐四年(1059年)石棺。石棺前高后低，頂底齊全，體量較小。前高0.67、後高0.50米，蓋長0.96、前寬0.39、後寬0.29米，蓋頂呈圓弓背狀，蓋側雕刻牡丹花卉紋。兩側棺板略呈平行四邊形，上側長0.64、下側長0.62米，略有區別。棺板厚0.075米。棺蓋斷為三節，右側棺板斷為兩節，其餘保存完整。左側棺板腹部刻有“嘉祐四年八月十五日建立寶塔大葬舍利，維那頭賀■、衛■、賀政、楊萬真、趙文立，曠劫而難逢，難過後記之”題記(圖一)。
2. 熙寧元年(1068年)石棺。1993 年稷山縣稷峰鎮上迪村農民取土發現。石棺前高后低，體量較大，保存較完整。前高1.08、後高0.72米。底座長方形，長2.13米。頂蓋呈弓背八棱狀，長2.20米。左右兩側線刻纏枝牡丹花紋。棺板厚0.057米，石棺前檔中部辟長方形門框，門框兩側下方各雕一方長方形門墩石；上框門楣雕門簪兩枚。石棺後檔豎刻10行銘文，內容為“稷山縣上遆村彭澤墓銘，諱澤，字伯仁，娶衛氏女。祖彭千，字忠仁，娶張氏女。父思厚，字見仁，娶寧氏女。子彭澤。男彭定，字安，娶小張村李氏女。孫男二人，長彭寔，娶王村王氏女。次子彭有孚，娶楊氏，南京判官之侄女也。熙寧元年八月二十日庚申葬上迪村之北。男彭定書。石匠董政、趙誼”(圖二)。
3. 小石棺。1982年發現於化峪鎮梁村。蓋遺失。長0.63米、前高0.25、後高0.22米，前檔寬0.41、後檔寬0.27米、深0.14米，棺壁厚0.047米。前檔刻牡丹花卉紋(圖三)。
4. “第十六”陶棺，陶棺前高后低，灰陶質地。前高0.52、後高0.40、通長0.76米。頂蓋前呈捲雲狀裝飾，寬0.41米。底座長0.75、高0.09米，出棱。前檔寬0.28、後檔寬0.22米。前檔中部線刻扇板門，每扇門釘三排，每排兩枚。對稱門環各一枚。板門上方與底座上皆刻“第十六”題記，蓋頂刻“第六”題記。棺壁厚0.02米(圖四)。
5. “金”字陶棺。形制與以上陶棺大體相同。通長0.85、前高0.57、後高0.46米。棺蓋前寬0.45、後寬0.34米。棺壁厚0.02米。前檔亦刻雙扇板門，每扇三排門釘，每排四枚。對稱門環各一枚。板門上方裝飾菱形門簪兩枚。板門與棺蓋上刻“金”字題記。
關於石、陶棺的時代。除嘉祐四年與熙寧元年石棺年代日月清晰之外，小石棺與2個陶棺均無年款題記，只可推測判斷其時代。小型石棺在運城市域範圍內出土不多，臨猗縣博物館保存有兩方可資參考。一方為該縣猗氏鎮豐坡仁壽寺塔地宮1972年出土的頂蓋有線刻花卉紋的石棺，長0.7、寬0.55、高0.56米，框板無雕飾。同出土的還有兩方小型銀棺。其中一方題刻有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製造字樣。另一方為縣城內妙道寺雙塔西塔地宮1997年出土的石棺，長0.92、寬0.62、高0.6米，頂蓋與框板皆有線刻花卉紋雕飾。同時出土的亦有一方小型銀棺與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雕刻的長方形“大宋河東府猗氏縣妙道寺創建安葬舍利塔地宮記”石碣。這兩方石棺雖皆比稷山小石棺略大，但大體形制與線刻花卉雕飾都風格接近。因此，該石棺亦應定為宋代較妥。
陶棺在運城市一帶出土過不少，僅永濟市博物館就保存有上世紀80年代出土的17個陶棺[1]。這批陶棺長0.3至0.5米，寬不足0.3米，高0.2至0.5米，為小型陶棺。陶質分紅陶與灰陶兩種，部分綠釉。形制多為前高后低狀。頂蓋分瓦背弓形與雙坡人字屋頂形，瓦背形頂蓋前端多有捲雲狀塑飾，與稷山兩方陶棺頂蓋裝飾風格相近。這17方陶棺除3方為元代之外，其餘皆為宋金時期。稷山陶棺比永濟所有陶棺體量都大，陶質也精良，或為地域風格區別所致，但製作時代也應該是宋金時期。另外，永濟市博物館還保存有一方長2.2、前寬1.1、後寬0.85、前高1.38、後高0.75米的大型金代貞元元年(1153年)石棺[2]。蓋棺前檔雕有侍從、花卉、年代及墓主人親屬有關題記。左右棺板線刻二十四孝圖。頂蓋前端線刻飛天流雲圖案，尤其是前端捲雲狀形制與稷山兩方陶棺頗為相似，無疑也為稷山陶棺的時代斷定增添了參考依據。
有關問題的探討：
1. 宋嘉祐四年(1059年)石棺提供的佛教信息。從該棺題記得知，此棺當為宋塔地宮收藏高僧舍利子所用。由佛寺內的五位僧人經辦此事並題刻留記。另外，題記還提供一個信息，“曠劫而難逢”指什麼？似指寺院經過一次較大的災難。何災何難？無其他記載。揣度應有兩種可能。一是自然災難導致寺院受損。或地震房屋坍塌；或大旱、蟲災人民饑饉，然地方志書均無記載，可能性很小。二是人為災難。或寺院遭偷被劫損失嚴重；或朝廷抑法滅法寺院荒廢；或高僧圓寂失去住持等。然朝廷抑法滅法無載，歷史上有名的“三武滅法”都與此無關。寺院遭盜受劫或高僧圓寂皆為重大變故，視為劫難似乎都有可能。究系何由有待進一步考究或新資料問世後證實。
2. 熙寧元年(1068年)石棺體量較大，門框、門墩石、門簪等雕飾齊全，纏枝花卉裝飾，為仿居室石棺規制。應為死者真身喪葬之設定。該棺題刻提供了三方面信息。一是彭氏家族的完整概況。墓主人為彭澤。彭澤的祖父母、父母、本人、子媳、孫輩等闔家五代名諱及女流姓氏都介紹得一清二楚，這對我們了解或研究當地彭氏家族的歷史和相關信息提供了珍貴史料。同時，如此一個石棺上全面反映一個家族的五代狀況在晉西南一帶絕無僅有，在其他地方似乎也極其罕見。二是該棺的準確下葬時間。這裡，除準確的年月日之外，還有“庚申葬上遆村之北”。這個“庚申”應指下葬時辰，即下午3時至5時。據了解，稷山縣一帶，現今埋葬死者，大都在下午3時至5時之間進行。多是3時起靈，到棺材下葬入土4時多了。由此看來，這個風俗習慣在當地至少有九百多年了。三是該棺的埋葬地址。我國自古以來有族墳地之講究，即人死後埋於該家族的墳地之中。歷代皇家墓地規模巨大除外，國內最大的族墳地應是山東曲阜的孔林，占地約3000餘畝[3]，可謂天下墓地之最了。稷山縣上遆村彭氏家族的墓地，應該就在“上遆村之北”了，雖未找到其他同期墓作證，但這應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在此應指出的是，上遆村的歷史演變需稍作說明。宋代的“上遆村”即現今的“上迪村”。“遆”音題，作姓氏用，為不常用的字，《新華字典》與《辭源》中均未載，只在《辭海》、《中華大字典》或其他大型工具書中有載。“迪”音狄，作開導講，“啟迪”即常用之詞，凡普通工具書中均有記載。二者發音近似，加之稷山方言習慣，轉借之用甚為正常。上迪村原屬下迪鄉所轄，行政區劃改革合併鄉鎮時劃歸稷峰鎮(原城關鎮)。然何時將“上遆村”演變為“上迪村”，在九百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就不得而知了。
3. “第十六”陶棺與“金”字陶棺所涵信息判斷。“第十六”與“金”字都為棺板上不同位置的刻字。“第十六”刻於前檔板門上方與底座上，同時棺蓋頂刻“第六”題記；“金”字亦刻於前檔板門與頂蓋上。顯然，這應是制棺時編碼。因製作陶棺分底板、板框、頂蓋三者配套組合，底板與板框合粘一體，棺蓋分而合配。推想當時製作陶棺為手工專業戶為之，為防止不同大小陶棺之間或相同陶棺之間製作誤差搭配失當，故採用編碼便於各歸其位。若此判斷無誤，“第十六”陶棺頂蓋“第六”題刻，應該是“第十六”缺字之誤了。那么，“金”字陶棺則可能是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排序編碼而不會是歷史朝代標記了。
4. 稷山縣宋金時期擅長製作石棺的有關信息，前面述及。永濟市博物館保存有一方金代貞元元年(1153年)大型石棺[4]。該棺1979年4月發現於原永濟縣張營公社北楊大隊。棺前檔下部有兩處題刻，右側刻“兒男姚吉、兒男姚□(維)、兒男姚隱，新婦張氏、新婦楊氏、新婦樊氏”。左側“貞元元年十月十四日埋殯了。棺郭(槨)於降(絳)州稷山縣石□(匠)董博士造。價錢五百貫。後人賣了，永劫不作人身。”右側記載墓主人後嗣姓名及婚配婦人姓氏；左側記述出殯時間、石匠籍貫姓氏、石棺造價及後人若昧心變賣石棺應遭報應的讖語。由此得知，石棺為稷山縣董博士製作。熙寧元年(1068年)石棺題刻有“石匠董政、趙誼”。兩棺時間相隔85年，又分別出土於百里之外的永濟與稷山兩縣，然皆出於稷山縣董氏。由此觀之，在宋金時期，稷山縣董氏製作石棺技術精湛，聞名遐邇，產品行銷晉西南各地。然兩方董氏所造石棺是否出自一個家族，不得而知，無法揣度，但不是沒有可能。[1] 永濟市博物館藏文物資料。
[2][4] 張青晉《山西永濟發現金代貞元元年青石棺》，《文物》1985年第8期。
[3] 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曲阜勝覽》，山東友誼書社出版，1988年10月版
旅遊提示
稷山縣博物館地址：山西省稷山縣城關鎮馬村青龍寺內
郵編：043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