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概述
秦德純，1893年12月生，字紹文，山東省沂水縣沂水鎮埠東村人。1912年考入國民政府陸軍第一預備學校，畢業後又考入河北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1916年5月畢業後，歷任山東陸軍第五師見習排長、上尉團副，陝西陸軍第三混成旅連長、營副、第一師參謀，北京陸軍大學第六期學員，直系豫東鎮守使王文慰部上校參謀長，第二十四師參謀長兼騎兵團團長，國民軍第二軍第五師參謀長，直系第十七旅旅長。1926年5月任第二十四師師長、11月調任第二十七師師長，1927年3月任河南自衛軍第一軍軍長兼第二十七師師長、6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二方面軍副總指揮兼第二十三軍軍長，後改任第十四軍軍長、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副總參謀長，1928年8月27日任山東省政府委員，1929年1月任政府軍陸海空軍撫恤委員會委員，1929年10月任討蔣國民軍副總參謀長，1930年4月任第二方面軍參謀長，後任西北軍第二十九軍總參議，1932年任北平軍事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處處長，1932年4月任北平軍事委員會高參。長城抗戰期間任第三軍副團總指揮，1933年初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同年8月任察哈爾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1935年4月晉升中將。
1935年6月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10月任察哈爾省保定司令，11月任北平政府市長兼第二十九軍副軍長。12月被選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監察委員。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第二十九軍被擴編為第一集團軍，任總參議。1938年3月調任軍事委員會點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39年任軍事委員會戰區軍風紀第五巡察團主任委員，不久任該軍軍法執行總監部上將副總監。1944年11月任兵役部政務次長。1945年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10月任軍令部次長，部長鹿鍾麟。1946年5月改任國防部次長，同年11月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後又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1948年12月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兼青島市市長。1949年3月去廣州，復任國防部次長。同年8月去台灣後，曾任中國國民黨政府國民大會主席團成員和中華民國總統府戰略顧問，1959年退役。1963年9月7日病逝於台北，終年70歲。著有《秦德純回憶錄》等。
人物簡介
秦德純，1914年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他被分配到駐在濟南的北洋新軍第五師任見習官。歷任陸軍第五師團附、參謀長、二十四師旅長、師長、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二方面軍副總指揮兼二十三軍軍長、十四軍軍長、總司令部副總參謀長。1930年中原大戰後，轉任張學良總司令部參議、二十九軍總參議。1932年任察哈爾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1935年受國民政府指派與日軍代表土肥原簽訂《秦土協定》。1937年蘆溝橋事變當時，在北平前線任冀察政務委員常委、北平市市長、北平城防總指揮、第五集團軍總參議；抗戰勝利後，任國防部次長、山東省主席、青島市市長；1949年遷居台灣，任總統府戰略顧問；1946年，他和王冷齋作為證人到東京國際戰犯法庭參加了審判日本戰犯的工作.臨去日本前，蔣要求他,一定要證明，“七.七事變”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一定要證明土肥原賢二侵略的主持，他和王冷齋不辱使命,為絞死土肥原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後來還擔任過國防部次長,1949年去了台灣；1963年9月於台北病逝；著有《七七蘆溝橋事變經過》珍貴史料。
職業生涯
1920年入北京政府所辦的陸軍大學第六期學習，畢業後到豫東鎮守使王文蔚部任上校參謀長。1924年“十四省聯軍總司令”吳佩孚調王文蔚為二十四師師長，秦德純任該師參謀長兼騎兵團團長，1926年秦又被提升為二十四師師長。北伐軍攻占武漢後，秦德純投奔國民軍馮玉祥部，被馮任為第二集團軍第二方面軍副總指揮兼二十三軍軍長，不久又被調任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副總參謀長。
秦德純1928年國民黨北伐軍底定山東，孫良誠被任命為山東省政府主席，秦為省政府委員。1930年秦德純任二十九軍總參議。1932年宋哲元出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秦任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1935年秦被任為北平市長，任內對“一二，九”運動大肆鎮壓。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北平淪陷，秦被任為第一集團軍總參議。1938年改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檢委員會主任委員。1940年任軍事委員會戰區軍風紀第五巡察團主任委員，後又改任軍法執行總監部總監。1944年任兵役部政務次長。1945年任軍令部次長。1946年任國防部次長。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發動內戰大舉向解放軍區進攻，全國學生不斷掀起反內戰學潮。1948年秦德純被蔣介石派往北平，秦對平、津兩地學生進行了殘酷鎮壓。1948年9月濟南解放，王耀武被俘，1948年12月秦德純被任命為山東省政府主席。但這時除青島外山東各地均已解放，秦只得在上海設立了山東省政府辦公處，1949年3月他才到青島就主席職。可他到任才8天，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即被攻克，秦德純也急匆匆奔往廣州，復任國防部次長。1949年8月，秦去台灣，1963年在台北病故。
直面事變
“七七事變”發生時，秦為華北最主要的軍事負責人之一(第29軍副軍長)，同時任北平市市長。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後，國內形勢顯得十分弔詭。一方面，日本對中國的蠶食及其野心，引起國人的巨大憂慮；另一方面，某些輿論不斷指責政府抗日不力，其聲勢日甚一日。1935年冬天，在北平，北大、清華、燕京、輔仁等各大學的同學發起“一二九”大遊行，學生打出的橫幅是“擁護二十九軍領導抗日”等，作為北平市市長的秦德純壓力很大，但他並不認為政府毫無抗日之意，而是正在縝密準備之中。
秦德純這一年初秋，秦奉召廬山面見蔣介石，蔣當場指示:‘日本是實行侵略的國家，其侵略目標，現在華北，但我國統一未久，國防準備尚未完成，未便即時與日本全面作戰，因此擬將維持華北責任，交由宋明軒(哲元)軍長負責。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將來宋將軍在北方維持的時間越長，即對國家之貢獻愈大。只要在不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大原則下，妥密應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僅可告宋軍長，勿向任何人道及為要。”
到了1937年五六月間，形勢變得不容樂觀，日本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圖已成彎弓待發之勢。雙方軍隊時有衝突，以秦德純回憶:事變前之某日，我軍因出發演習，適日軍演習完畢回營，兩軍在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讓路，致起衝突，相持竟日，雙方均有傷亡。自宋哲元離開北平後，秦德純堅守大原則與日方盡力周鏇，“使日方無藉口餘地”。日本人則採用離間之手段，有意將29軍分化為抗日的中央派與和日的地方派，並認為秦德純是“抗日中央派的中堅分子”，“千方百計地攻訐詆毀、恐嚇威脅必欲去之而後快”，秦惟有“戒慎沉著，以靜制動，深恐一言不慎，一事失當，俾日人有所藉口，致陷交涉之困難”。
秦德純採取克制態度，日本人仍得寸進尺，滋擾不休。1937年7月7日夜，秦突然接到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委魏宗翰及負責對日交涉的林耕宇電話，謂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稱: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附近演習，在整隊時，遭29軍部隊射擊，因而走失一名士兵，並見該士兵被迫走入宛平縣城，日軍要求率隊進城檢查。
秦當場指示:盧溝橋是中國的領土，日軍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約，妨礙我國主權，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日方更不得進城檢查。……可等天亮後，代為尋覓，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還。
日軍對這一答覆不滿，仍要求進城檢查，否則將包圍該城。秦立即電告部隊“要嚴密戒備，準備應戰”。次日拂曉，日軍包圍了宛平城，先要求外交人員進城，繼而派武官進城，均遭至拒絕。日軍即向城內炮轟，並掩護其步兵前進。於此戰鬥打響，“我方先不射擊，待他們射擊而接近我最有效射擊距離內，我們以‘快放’、‘齊放’猛烈射擊，因此，日軍傷亡頗重……”
這就是歷史上的“七七事變”，亦即中日全面戰爭之序幕。從表面上看，此一持續了八年的戰爭，源於一偶發事件，但實際上，以秦德純在回憶錄中的分析，日本自明治維新後，革新內政，發展工業，軍事裝備趨於現代化，嗣經日俄、中日兩次戰爭勝利，日本武人，驕橫跋扈，不可一世，遂積極向外擴張。其侵略目標，一為北進占據滿蒙，以阻遏蘇俄之東進與南下；一為南進征服中國以驅除歐美勢力於中國及亞洲之外，完成亞洲人之亞洲，實際上即為日本人之亞洲……民國二十九年(即1931年)九一八，是日本侵略我國的行動開始……
人物評價
秦德純任北平市市長時，反對日軍武力毀城，對保護北京文物古蹟貢獻巨大。他受過非常良好的軍事教育，他由陸軍國小、陸軍中學到陸軍大學，一層未缺。他學問好，能力也好，尤其是一派儒者風度，使人激賞，頗得全軍將士的敬重。秦還是一位對言論自由持寬容態度的政治人物。1936年夏季，胡適主辦的《獨立評論》因一篇批評冀、察當局的文章被宋哲元叫停，秦當即表示反對，他對宋說:這篇文章是春秋責備賢者的意思，並沒有謾罵與污衊，不應叫他們停刊，這種處置實在重了一點……後經秦等人不斷緩頰，《獨立評論》終以復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