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介紹
本區有東西走向的秦嶺、大巴山橫亘其中，有長江最長的支流漢水流貫其間，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和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由於長期的歷史發展導致本區內部經濟聯繫十分密切，經濟發展水平頗為接近 。
神話傳說
中國上古歷史神話傳說與秦巴地區也結下了不解之緣。相傳華夏始祖炎帝神農出生在隨州厲山，後來到神農架架木為城，采嘗百草，救民疾苦，教民耕穡，發明了原始醫學和農業。在我國古史神話傳說中，女媧是“摶土作人”的人類始祖，相傳她摶土造人的地點在今安康平利縣東。宋人王象之《輿地紀勝》載：“女媧山，在平利縣東，上有祠曰女媧聖后，唐宋舊祠也。”元人羅泌《路史》也載：“女媧立，治於中皇山，山在金州之平利，與伏羲山接。伏羲山在西城。”安康據說是五帝之一舜的故鄉，相傳舜曾居住土安康中渡台村一帶，故明代《興安州志》有“漢江之北過中渡一里，舜曾居住，一名姚墟”的記載。據說舜在中渡台村一帶耕作、捕魚並燒制陶瓷，至今在安康市漢江北岸中渡台，還有紀念舜帝的“虞帝廟”（舜的出生地及活動範圍說法較多，此取安康說）。相傳大禹治水，足跡遍及漢江兩岸，《禹貢》有大禹“嶓冢導漾，東流為漢”的記載。在今天漢水流域，紀念大禹治水的遺蹟遍及漢江，它的源頭漢中有禹王祠，中游有禹王穴，下游有禹王碑。炎帝神農在神農架勇嘗百草，女媧在平利縣東摶土造人，虞舜在漢江北岸中渡台村耕田、捕魚、燒制陶器，大禹疏導漢江東流，這一系列的歷史傳說都與秦巴地區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本區歷史的悠久。綜合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與文獻中的歷史傳說，我們完全有理由說，秦巴地區曾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搖藍和發祥地之一，秦巴地區的先民曾在這裡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
歷史發展
中國古文明發祥地之一
遠古時期的秦巴地區，氣候溫和，雨量豐沛，森林密布，河流縱橫，物產豐饒，自然生態條件極為優越，從而成為人類理想的居住之地。1986年，在長江三峽北岸的巫山縣大廟鄉龍坪村龍骨坡，考古工作者發掘出一顆人類門齒和一段較為完整的人類下頜骨，以及包括巨猿在內的百餘件哺乳動物化石和三件石器。經專家測定，距今約200萬年。這是本區、也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古人類化石（屬人類化石的“能人”化石），它把中華民族祖先的活動推到了200萬年前。在年代上晚於巫山猿人的古人類化石，在秦巴地區還有鄖縣人、鄖西人、南召人。1970年，在十堰鄖縣城北30公里的梅鋪杜家溝發現了猿人居住過的猿人洞，洞內發掘有猿人牙齒和人工打擊的礫石石核。後來考古工作者在鄖縣曲遠河畔又發掘的兩個完整的南方古猿頭骨化石。 1976年，在鄖西縣神霧嶺白龍洞又有類似發現。鄖縣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約100萬年，鄖西人在年代上晚於鄖縣人，大致與北京人相當。1978年，在南陽南召縣雲陽鎮西北的杏花山，發掘了一枚猿人牙齒化石和20多種古脊椎動物化石，據鑑定為50萬年前原始人類的遺骸和遺物。巫山人、鄖縣人、鄖西人、南召人的發現表明，秦巴地區曾是我國人類起源的重要地區之一，早在200萬年至50萬年前，秦巴地區的先民就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
在考古學上，巫山人、鄖縣人、鄖西人、南召人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屬於舊石器時代中期、晚期的文化遺址在本區也有不少重要發現，著名者如漢中梁山、安康關廟舊石器文化遺址、南陽小空山舊石器遺址。大約距今7、8千年左右，人類跨入到了新石器時代。在秦巴大地上發現的新石器文化遺址遍及各地，特別又集中在漢水中上游地區。其中，著名的文化遺址主要有漢中西鄉李家村、南鄭龍崗寺，萬州巫山大溪，荊門京山屈家嶺，隨州三里崗冷皮埡，安康柳家河遺址等。西鄉李家村文化距今約7000多年，遺址包括居址、陶窯、灰坑、墓葬等，生產工具以磨製石器為主。巫山大溪文化距今約5、6千年，石器多為磨製，工具有石矛、石鏃、骨矛，陶器以紅陶居多，住房多為地穴式或半地穴式。本區新石器文化遺址以京山屈家嶺文化最為著名，屬於該文化類型的在本區還有鄖縣青龍泉、大寺，襄陽三步二道橋、房縣羊鼻嶺等。屈家嶺文化的石器主要有鋤、斧、錛、鏟、鑿、鐮，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飼養豬、狗等家畜，漁獵也占重要地位。原始制陶業有了較大進步，薄如蛋殼的小型彩陶器、彩陶紡輪和長頸圈足壺、高圈足杯，是屈家嶺文化代表性的陶器，代表了本區原始制陶器的最高水平。
在迄今發現的本區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稻類作物的堆積相當豐富。在漢中龍崗寺遺址紅燒土中發現有稻殼印痕，在隨州三里崗冷皮埡遺址中，也出土了稻殼、穀殼等堆積物。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的陶土滲和了稻穀殼，說明當時已出現稻穀脫殼的加工技術。在京山屈家嶺文化遺址中所發現的水稻品種，經專家鑑定，屬於粳稻品種。據研究，粳稻大致是從秈稻不斷的人工栽培中演變產生的，這說明本區的水稻栽培，已有了相當長的歷史了。秦巴地區新石器文化遺址所發現的稻作材料表明，本區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重要的稻作農業區，遠在5、6千年以前，稻作農業不僅是本區最重要的經濟部門，而且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商周秦漢時期
《尚書·禹貢》劃天下為九州，“華陽、黑水惟梁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本區地跨荊、梁、豫三州之地。殷商時期，活動在漢水流域、川東地區的各部族與商王朝保持了密切的聯繫，是臣服於商王朝的“方國”。殷周之際，在秦巴地區活動的民族有巴人、庸人等，其中以巴人為主。巴人分支眾多，有屬於濮人系統的廩君之巴，有屬於夏人之後的丹山之巴，有居住在川東北嘉陵江一帶、被漢代人稱為“賨人”、“板楯蠻”的巴渝之巴，武王克商後，“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又出現了宗姬之巴。殷商末年，以巴人為主的秦巴地區各部族參加了武王滅商的戰爭。《尚書·牧誓》記載，武王伐紂時，率領庸、蜀、羌、茅、微、盧、彭、濮八個西方部族參加戰鬥。據一些學者考證，庸、盧、彭、濮四國與蜀均在漢水流域。《尚書·牧誓》提到的彭、濮皆為巴人，他們以勇猛強悍、擅長歌舞而著名。所以《華陽國志·巴志》稱“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
西周建立後，推行分封制，“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在唐河、白河流域建有申、呂等姜姓國，在江漢間建“漢陽諸姬”，比如在今隨州、襄樊境內建有隨、唐、厲、鄧、鄀 、鄾 、谷、羅、鄢、盧戎等國，其中以隨國為大，史稱“漢東之國，隨為大”。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開始了春秋的歷史。春秋時期，在秦巴境內有巴、庸、隨、楚、秦等國。春秋初期，庸國力量較強，盛時的疆域西至今安康的石泉、漢陽，東抵鄖、房，南達蜀界，一度成為巴山地區的強國。公元前611年，楚聯合秦國、巴國，滅掉庸國，據有漢水上游大片土地，設定漢中郡加以管理，其範圍包括今均、房、鄖和安康東部。巴國的統治中心原在漢水流域，春秋末年，巴、楚兩國“數相攻伐”，由於受強楚的威脅、侵逼，戰國初，巴國的統治中心東移，移到了川東地區。戰國中期以來，秦楚力量強大，秦巴地區成為兩國爭奪、較量之地。曾為漢東強國的隨國為楚所滅，以其地設隨縣。公元前316年，秦將司馬錯帶兵滅蜀，隨後滅巴，巴蜀地區遂為秦有。秦在川東一帶設立巴郡進行統治，本區的萬州、達州即在管轄之內。公元前312年，秦“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結束了楚對漢水上游的統治。公元前292年，秦大將白起攻楚取宛，南陽盆地為秦控制。公元前272年，秦在南陽地區置南陽郡，這是第一次以“南陽”命政區地名。
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統一天下。隨後秦始皇廢西周分封制，將戰國後期實行的郡縣制推行到全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秦巴地區分屬巴郡、漢中郡、黔中郡、南陽郡、南郡、三川郡。如漢中、安康屬漢中郡，達州全境、萬州大部分地區屬巴郡，萬州的奉節縣、巫山縣屬黔中郡，南陽、隨州、襄樊屬南陽郡、南郡，商洛屬內史管轄。
秦朝末年，天下大亂。劉邦伐秦，經南陽，取漢中，入武關，攻占鹹陽。楚漢之際，漢王劉邦以漢中、巴、蜀為基地，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北定三秦，揭開了楚漢戰爭的序幕。新莽末年，劉秀起兵南陽，中興漢室，南陽有“南都”、“帝鄉”之稱。回顧歷史不難看出，在秦漢的歷史上，秦巴地區曾書寫過輝煌：秦滅六國，劉邦興漢，皆以本區為後方基地，在秦漢統一戰爭中，秦巴地區作出了重要貢獻。光武中興，作為帝鄉的南陽曾為東漢的建立輸出了大批人才，雲台二十八將中，有不少出自南陽。
在行政區劃上，西漢承襲秦制，推行郡縣制。漢武帝時，為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和監察，分天下為十三州，置十三部刺史，本區屬益州、荊州。東漢時，本區郡縣設定大體上沿西漢之制。
春秋戰國秦漢時期，秦巴地區的經濟也有了較快的發展。南陽，古稱宛，自戰國時起，便是全國的冶鐵中心。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任用南陽大冶鐵商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在此設立鐵官。光武帝時，杜詩為南陽太守，發明水排，鼓風煉鐵，冶鐵技術達到了極高的水平。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發達和城市經濟的繁榮。《鹽鐵論》稱“宛、周、齊、魯，商遍天下，富冠海內。”本區農業經濟也頗為發達，漢元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在任期間，勸課農桑，大興水利，“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漢書·召信臣傳》）。先後修成六門堰、鉗盧陂等著名水利工程，溉田“多至三萬頃”，南陽遂成為與關中鄭國渠、成都都江堰齊名的全國三大灌區。光武帝時，南陽太守杜詩在境內修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室殷富”。到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年），南陽郡人口多達244萬，居全國諸郡之冠。漢中“厥壤沃美，賦貢所出，略侔三蜀”（《華陽國志·漢中志》）。楚漢之爭時，劉邦派肖何“常居漢中，足食足兵”，漢中已成劉邦興漢的一大糧倉。秦時在安康中渡台設定西城縣，派重兵鎮守，原本為一小聚落的中渡台，到秦漢時成為“秦頭楚尾，一大都會。”
商周秦漢時期，秦巴地區在科技和文化事業上，也取得舉世注目的成就。大科學家張衡，東漢南陽郡人，發明了渾天儀、候風地動儀、指南車，特別是他製造的地動儀，是世界上第一台測量地震方位的儀器，比歐洲人製造的地震儀要早1700多年。大醫學家張仲景，南陽郡人，所著《傷寒雜病論》，奠定了我國中醫治療學的基礎，對我國古代醫學作出了傑出貢獻。在文化方面，秦巴地區在先秦時期，創造了盛極一時的巴文化和楚文化。在隨州戰國初年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編鐘多達65件，鑄造之精，保存之好，音律之全，音域之廣，音色之美，樂律銘文之珍貴，舉世無雙，震驚中外音樂史壇，被譽為“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蹟”。荊門是楚文化最早的發祥地之一，1993年，在荊門四方鄉郭店村一號楚墓發現了《老子》竹簡，證明由魏晉王弼注的並被當今老學研究者公認的傳世本的《老子》並不是最古的《老子》文本。郭店楚墓的墓主為戰國中期人，說明《老子》的成書年代不會晚於戰國中期，這對於推動老子其人其書的研究，意義重大，轟動了國內外學術界和考古界。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三國時期，秦巴地區分屬蜀漢、東吳、曹魏。今天的漢中、達州、萬州等地屬蜀漢的梁州刺史管轄，治漢中。梁州下轄八郡，屬於本區的有漢中郡、巴郡、宕渠郡（治今達州渠縣）、巴東郡（治今萬州奉節縣）。荊州大部屬孫吳，萬州巫山縣屬東吳的荊州建平郡。今南陽、襄陽、安康、商洛等地屬曹魏。
漢末三國之際，以襄陽為首府的荊州，是當時政治家、軍事家縱橫馳騁的用武之地。三國時期的大政治家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對》中提出了跨有荊、益，二路北伐的戰略：一路由荊州之軍出襄樊，以向宛、洛；一路由益州之眾出漢中，以向秦川，進而奪取天下。赤壁之戰後，劉備集團奪取荊州大部，又取得益州。但益州的屏障漢中、荊州的首府襄陽尚在曹操手中。劉備的謀土法正力勸劉備奪取漢中，他說奪取漢中後，“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三國志·法正傳》）。劉備採納其建議，派老將黃忠在定軍山大破曹軍主力，擊斬夏侯淵，占據漢中。與此同時，荊州守將關羽趁漢水上漲，北攻樊城，擄于禁，斬龐德，威震天下，曹操欲遷都以避其鋒。至此，劉備集團的勢力達到頂峰。
由於荊襄戰略位置重要，劉備集團憑此北上可圖中原，東下可並江東，對東吳孫權勢力構成嚴重威脅。於是孫權趁關羽集中主力在襄樊一線進攻曹軍之際，襲取荊州。關羽敗走麥城，至漳鄉（今湖北荊門西）被東吳軍隊擒殺。後來，劉備以替關羽報仇為名，傾全國之兵東下與孫吳爭奪荊州。但夷陵慘敗，一蹶不振，跨有荊益、二路北伐的戰略夭折，劉氏政權只好偏居巴蜀一隅。
漢末三國之際，秦巴地區不僅因戰略地位的重要備受世人注目而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且也是人才輩出、群星薈萃之所。東漢末年，劉表任荊州牧，把首府設在襄陽，襄陽遂成為荊州八郡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原士人為避戰亂，大量湧入荊州。當時的荊州首府襄陽可謂是人文薈萃，名士輩出。這其中包括著名學者司馬徽、宋忠、綦母凱、穎容，著名音樂家杜夔，書法家梁鵠，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蜀漢、曹魏都從當時聚集在襄陽的士人中吸取了大批的政治、軍事人才。比如，參加蜀漢政權的有隱居襄陽隆中、輔助劉備建立蜀漢政權的大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有與諸葛亮齊名、號稱“鳳雛”、協助劉備取蜀的龐統，有獻“攻心計”於諸葛亮、平南中的馬稷，還有龐林、馬良、習禎、廖化、向朗、向龐、楊儀一大批在蜀漢政權有所作為的人物。加入曹魏政權的有徐庶、和洽、孟公威、石廣元、杜襲、司馬芝、傅巽、裴潛等人。王粲稱“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三國志·王粲傳》），的確所言不虛。這些士人在三國的歷史舞台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對三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280年，三國歸晉統一，結束了自漢末董卓之亂以來90年的分裂局面。西晉在地方行政區劃上，除實行郡縣制外，還大封宗室為王，建立王國。屬於本區的行政建制有襄城郡（屬兗州），漢中郡、巴西郡、巴東郡（屬梁州），襄陽郡、南陽國、義陽郡、順陽郡、魏興郡、建平郡（屬荊州）。永嘉之亂，晉室南渡，置僑州郡縣，以安置北方流民，在秦巴地區設有許多僑州郡縣。南北朝對峙時期，荊州成為屏障首都建康、決定江南王朝生死命運的軍事重鎮，出任荊州刺史者，多為宗室諸王和著名將領。荊襄之地，成為南朝政治人物風雲聚會、拚鬥廝殺、顯示才能的用武之地。
魏晉南北朝時期，秦巴地區的社會經濟在秦漢時期的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發展。東漢末年，北方戰亂不休，中原地帶出現了“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淒良慘景，而此時劉表統治的荊州相對安定，“境廣地勝”，“年穀獨登”。北方人民為避戰亂，大量湧入荊州，所謂“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三國志·衛覬傳》），即其寫照。流入荊襄地帶的北方人民為本區增添了不少的勞動力，他們與秦巴地區的人民一道共同促進了這一地區的經濟開發。“荊州豐樂，國未有釁”的記載表明，荊州地區的經濟有了較大發展。漢中自然資源豐富，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東漢末年，漢中已成“財富土沃”之地，張魯憑此雄據漢中達三十年。三國時期，漢中是蜀漢北伐的基地，諸葛亮北伐時，屯兵漢中，發展生產，進一步促進漢中地區經濟的開發。安康月河川道一帶，黃壤沃衍，桑麻列植，故孟達上書諸葛亮，盛讚其“川土沃美”。東晉南朝時，歷朝均在襄陽屯田，興修水利。到南朝蕭齊時期，“襄陽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澤，處處而有”（《南齊書·州郡志》），北接宛洛，南阻漢水的襄陽不僅成為南北必爭的軍事要地，而且也是本區最重要的農業區和經濟重鎮。
隋唐時期
隋統一全國後，實行州、縣二級制，以州統縣。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改州為郡，以郡統縣。當時全國共置190郡，1225縣，秦巴地區所屬的州郡有：襄城郡、襄陽郡、南陽郡、淮安郡、淅陽郡、淯陽郡、舂陵郡、漢東郡、房陵郡、漢川郡、上洛郡、西城郡、巴東郡、宕渠郡、通川郡等。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依據山川形勢把全國劃為十道，分道監察地方事務。本區屬山南道。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置十五道，山南道分東、西二道，山南東道治襄州（今襄樊市），山南西道治梁州（今漢中）。在今天秦巴地區的行政區大致如下：
1.山南東道：屬於本區的州郡有襄州、隨州、均州、房州、郢州、唐州、鄧州、金州、夔州、萬州等，管轄範圍大致相當於今湖北襄樊、十堰、隨州、荊門，陝西安康，河南南陽，重慶萬州等地。
2.山南西道：屬於本區的州府有興元府、洋州、商州、通州、渠州，管轄地區相當於今陝南漢中、商洛、川東北達州等地。
隋唐時期，由於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秦巴地區的經濟也進入了他的繁榮時期，這集中表現在：
農業經濟發達。本區植稻歷史悠久，已有5、6千年的歷史。入唐後，稻作農業又取得了超邁前代的發展。據唐人李吉甫《元和郡縣誌》記載，郢州京山縣有溫湯水，“擁以溉田，其收數倍。”唐敬宗寶曆年間，金州刺史裴瑾“絕高弛隙去水禍，闢地皆成稻梁。”襄陽召堰在唐武宗會昌年間重修，使“數百裡間，野無隙田，旱無枯田”，“八州之民，鹹忘其飢。”在唐朝詩人的筆下，歌詠和讚美本區稻作農業興盛的詩句為數不少，“連天漢水廣，孤客郢城歸。鄖國稻苗秀，楚人菰米肥。”王維的《送友人南歸》詩，把本區鄖縣一帶稻作農業的繁勝景象展現得淋漓盡致。秦巴地區也是唐朝重要的小麥生產基地，溫庭筠有詩稱襄陽宜城一帶“農桑繞舍麥如尾”（《全唐詩》卷575），李紳的《過荊門》、李白的《荊州歌》也留下了“青青麥隴啼飛鴉”、“荊州麥熟繭成蛾”的詩句。秦巴地區的丘陵、山地，在隋唐時期也得到了大面積開發，唐朝詩人王建《荊門行》詩有“火聲撲撲寒溪煙，人家燒竹種山田”的詩句。在古代，火耕山田是開發山地丘陵的重要手段，本區人民用火耕山地的方式與山爭地，表明山區地帶的不少荒地得到了開墾。秦巴地區以山地為主，廣大的丘陵、山地為茶葉、果樹、花卉、藥材、桑麻等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多種經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自昔關南春獨早，清明已煮紫陽茶。”在唐代，安康的紫陽茶是入貢朝廷的名茶。秦巴地區藥材資源豐富，有“天然藥庫”、“中藥材搖籃”的美譽。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均州、商州土貢麝香，房州土貢麝香、鍾乳、雷丸、石膏，金州土貢麝香、杜仲、雷丸、積殼、黃櫱等，說明秦巴地區的藥材種植有了較大發展。本區柑桔種植十分普遍，金州設有橘官，襄州土貢柑、蔗，唐人李欣在《送皇甫曾游襄陽山水》中也情不自禁地吟出了“蘆花獨戍流，柑實萬家香”的詩句。
手工業發達。襄州的漆器是本區手工業中的拳頭產品，名滿天下。《唐國史補》卷中載：“襄州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 在唐人李肇所列全國十餘種名酒中，本區郢州的富水酒名列第一。襄陽宜城酒自漢晉以來便名播天下，入唐後名氣更盛， “宜城多美酒，歸與葛疆游”（孟浩然）；“碧雲愁楚水，春酒醉宜城”（錢起），“好酒近宜城，能詩謝康樂”（韓翊），象這類稱讚宜城酒的詩作在唐詩中不勝枚舉。金州、商州、萬州的金礦開採也頗具規模，《新唐書·地理志》載商州洛南縣有金，萬州、金州“土貢麩金”，安康西城縣漢水有金、漢陰縣月川水有金，詩人方乾《路入金州江中》詩稱“知是從來貢金處，江邊牧豎亦披紗”，說明安康的金礦開採在唐代有了較大發展。
商業繁榮，城市經濟發達。“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鄽圜，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李白《南都行》詩生動形象地描繪了南陽工商業的繁榮景象。“北接宛洛，跨對樊沔”的襄陽不僅是本區最重要的軍事重鎮，而且也是一個商業繁盛的經濟都會。唐人張九齡稱“江漢間州以數十，而襄陽為大，舊多三輔之豪，今則一都之會。”曾作過金州刺史的姚合在詩中盛讚安康“井邑神州接，帆檣海路通。溉稻長川白，燒林遠岫紅”。
天寶十四年（755年），安祿山起兵范陽，安史之亂爆發。為確保江淮財賦之地，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堅守南陽一年，南陽失陷後又退保襄陽，阻止了安史叛軍的南下。在安史之亂中，兩京地帶的人民避亂南遷，多從襄州經過，襄陽便成了北人南遷重要的中轉站。襄州開元戶36357，元和時升至107107戶。唐後期，驕藩跋扈，汴運、淮運受阻，漢沔道便成為朝廷轉輸江淮財賦的生命線。肅宗末年，江淮粟帛，多由“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淮西李希烈叛亂，進攻鄭、汴，於是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繞、荊、襄趣武關”。一旦襄、鄧失守，則“朝廷旰食”。可見，在唐後期，江淮貢賦通過漢沔道運往關中的江漢漕運，已成為政府賴以生存的命脈所在，本區在中晚唐的重要地位於此可見一斑。
宋元明清時期
北宋建立以後，改唐時的“道”為“路”，作為地方最高行政機構。路下設州，州下設縣，在一些衝要之地設定與州同級的“軍”和“監”，於是便形成了路、府（州、軍、監）、縣三級政區。宋初在全國設定15路（997年）。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分全國為23路，秦巴地區在行政區劃上分屬京西南路、京西北路、荊湖北路、陝西路、利州路、夔州路。具體言之，襄州、鄧州、隨州、金州、房州、均州、郢州、唐州8州30縣屬京西南路，興元府、洋州屬利州路，夔州、萬州、達州屬夔州路，商州屬陝西路中的永興軍路，長林、當陽2縣置有荊門軍。元朝統一中國後，在地方上推行行省制度，設“行中書省”（簡稱“行省”）作為地方最高行政構，行省下面有路、府、州、縣等地方機構。元代在全國設定了10個行省，秦巴地區分屬河南、陝西、四川三個行省。本區的行政區劃在元代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是元代以前在行政區劃上長期屬於荊州的南陽郡，至此劃歸河南江北行省，這裡南陽屬河南省管轄之始。
二是漢晉以來一直屬於益州、作為古巴蜀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漢中地區，長期以來屬於荊州管轄的安康地區，至此劃歸陝西行省，此為陝西省管轄漢中、安康之始。
三是今湖北襄樊、十堰、荊門、隨州等地，在元代歸河南江北行省管轄，而不在當時的湖廣行省之內。
明清兩代在地方行政區劃上承襲元制，只是略變名稱而已。朱元璋洪武九年（1376年），變元代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在全國設定了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秦巴地區分屬湖廣、四川、陝西、河南四個布政使司。清代又改明代的布政使司為省，實行省、府（直隸廳、直隸州同府）、縣（散廳、散州同縣）三級制，秦巴地區屬湖北、四川、陝西、河南四省。
秦巴地區的經濟入宋後又有了新的發展。荊襄之間，是本區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宋史·朱震傳》載：“荊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里。”如襄州，“風物秀美，泉甘土肥”，“儘是桑麻之野，亦為魚稻之鄉”（《輿地勝覽》卷32《襄陽府》）。均州（今十堰一帶）乃“魚稻之鄉”，“桑麻蔽山，衣食自足”（《輿地勝覽》卷85《均州》）。郢州（今荊門鍾祥一帶）“其土鐃粟麥”，為重要的糧食基地。北宋政府在唐、鄧兩州（今河南南陽）實行“招徠懇殖”政策，修復鉗盧陂等水利工程，全境“禾稼大熟”，升為望郡。興元府、洋州在唐代即為赤州、雄州，經濟實力雄厚，入宋後經濟發展更快。史稱興元府“平陸延袤，幾數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秔稻之富，引望不及。”居於漢水之上的洋州“川陸平衍，廣袤千里”。
元明清三代，隨著中國古代經濟中心南移的完成，秦巴地區的經濟發展大不如前，但也並非完全停滯不前。比如，在宋金對峙、宋元之際處於抗金、抗元前線的荊襄之地，長期以來飽受戰火萘毒，在元初獎勵懇殖政策的鼓勵下，經濟迅速得到了恢復，出現了“民生日集，叢蓁灌莽，盡化膏沃，價倍十百”的興盛局面。自元代起，襄陽雖已失去長期作為一級行政區的地位，但仍保持了“漢晉以來代為重鎮”的地位，是本區最為重要的區域中心，明清以來，有“南船北馬”、“七省通衢”之稱。又如清代的南陽，是通往西南的驛道要衝，是豫西南的經濟中心，山、陝、江、浙會館遍及全區，商賈雲集，城市經濟十分繁勝。晚清、近代以來，秦巴地區經濟發展遲緩，與全國其他地區拉開了距離。建國以來，秦巴地區由於交通不便，基礎設施落後，自然生態環境日趨惡化，再加上觀念滯後和封閉意識，逐漸成為全國最為落後的貧困地區之一。
三市的對比
國務院《秦巴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2011-2020》中明確提出，重點建設十堰、漢中、巴中三大中心城市，拓展城市空間，最佳化城市形態，完善提升城市功能，促進人口與產業集聚，壯大特色優勢產業，提升輻射帶動功能，構建“一帶三中心五走廊”經濟發展格局，形成發展要素集聚、產業特色突出、區域聯繫緊密、城鎮體系完善的空間結構。
一、漢中、巴中、十堰三市基本情況對比
漢中、巴中、十堰三市，漢中面積最大，為2.72平方公里，常駐人口也最多，達341.51萬人；但耕地面積僅為203.59千公頃，是三大中心城市中最小的，說明漢中市基礎條件相對優於其他兩個城市，但人多地少，農業基礎相對較差。
二、漢中、巴中、十堰三市經濟發展情況的比較
1.生產總值（GDP）
在GDP 總量排序上，“十一五”期間直至2011年，十堰居首、漢中其次、巴中第三的排序未變，見圖1。從增速看，“十一五”期間，漢中市GDP由216.58億增長到509.7億元，年均增長18.7%，年均增長速度與十堰市並列。同期巴中GDP年均增速為16.8%，稍低於漢中和十堰。2011年，三大城市GDP增速均不同程度放緩，但漢中以15.5%的增速居首，巴中市以15.2%的增速居中，十堰增速下降明顯，為11.0%。 從三市經濟總量看，三市GDP差距進一步拉大。2005年，十堰市GDP分別超漢中市96.42億元、超巴中市183.99億元。到2011年，十堰市GDP超漢中市203.82億元、超巴中市507.99億元。因此，在後續發展中，漢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保持高於十堰的較快的增長速度，避免與十堰差距進一步拉大。
2.人均生產總值
在人均GDP排序上，2010年十堰居首，達21264元，漢中第二，為14921元，巴中第三，為8548元， 2010年，漢中人均GDP為14921元，2011年達到18952元，增速達到27%，接近於同期陝西省人均GDP增速13.7%的兩倍，增速明顯高於十堰、巴中兩市。但同期十堰與漢中人均GDP差距有所拉大，由2010年的6343元擴大到2011年的6475元。2011年，三市人均GDP均未達到本省平均水平。其中十堰市為本省平均水平的74.3%，漢中市為57.2%，巴中市僅為48.2%。
3.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2011年，漢中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及占本市GDP比重，落後於十堰，居第二位。增長速度居三市之首。比較看，漢中工業發展速度較快，但工業規模相對偏小，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需要進一步加強，特別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規模效應得到進一步擴大與提升。
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近年來，伴隨漢中城鎮化進程的加速，消費環境明顯改善，居民消費意願不斷增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持續上升。2011年，漢中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184.2億元，三市中居第二位。與所在省平均水平比較，2011年三市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均未達到本省平均水平。其中十堰市相當於本省平均水平的79.6%，漢中為53.3%，巴中僅為42.2%。比較而言，漢中消費水平還需進一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有待持續增強。
5.地方財政收入
總量上，2011年三市地方財政收入總額，十堰以66.7億元居首，漢中以23.55億元居中，巴中第三，僅有12.7億元。十堰市地方財政收入總額是漢中市的2.83倍，是巴中的5.25倍。 從人均水平看，2011年十堰市人均地方財政收入達1992元，漢中為689.6元，巴中僅為385.3元，十堰分別是漢中、巴中的2.90倍、5.17倍。從地方財政收入占本省財政比重看，2011年，十堰市占本省的比重達到4.54%，漢中、巴中兩市均不足百分之一。從地方財政收入增速看，2011年巴中市財政收入迅猛增長，增長63%；十堰增速為29.2%，漢中增長速度居末位，僅為26.5%。
6.固定資產投資。
從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看，2011年，十堰市以532.2億元居首，漢中市以348.59億元居中，巴中市最低，為320.2億元。十堰分別高出漢中、巴中184億元、212億元。從增長速度來看，巴中2011年同比增長了52.7%，遠遠高於漢中的30.5%和十堰的33.1%。從占本省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看，2011年漢中為3.59%，十堰為4.05%，巴中為2.11%。
7.產業結構
2011年，陝西省一、二、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9.8:55.2:35，漢中市第一產業比重高達21.98%，比全省平均比重高出12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比本省平均水平低將近14個百分點，說明漢中仍是以農業為主，而工業基礎較為薄弱。漢中、巴中兩市產業結構相似，巴中市第一產業占比更高。十堰的三次產業結構為11.4:53.1:35.5，比其本省第一產業占比要低，二次產業占比又高於其本省平均水平。 比較看，漢中迫切需要調整和最佳化產業結構，將發展重心儘快放到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上，逐步降低第一產業所占比重。
8.房地產投資
2011年，漢中市房地產開發完成投資57.21億元，位居三市之首，同比增速達到54.9%，增速遠高於其他兩市，房地產經濟較為活躍。巴中投資總量小，增速相比漢中較慢，說明房地產仍處於起步階段。十堰的投資總額與漢中相近，但增速遠遠低於漢中。2011年，漢中房地產投資占到陝西全省房地產投資1420億的4.03%，高於十堰的2.56%、巴中的1.34%。
9.城鎮化率
“十一五”末，漢中市城鎮化率達到40.5%，稍低於十堰41%的水平，但高於巴中市31.3%的城市化水平。 與本省城鎮化率相比較，漢中與本省城鎮化率水平相差最小，相差6個百分點，巴中、十堰兩市城鎮化率均低於本省城鎮化率10個百分點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