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科斯與中國:一位經濟學大師的中國影響力》編輯推薦：一代經濟學大師的思想精粹、一個國家的變革與命運、一群學者的解讀與延伸。《科斯與中國:一位經濟學大師的中國影響力》是一本全面展現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與中國密切關係的作品。張五常、周其仁、張維迎、盛洪、錢穎一、張曙光、韋森、李稻葵、王寧、薛兆豐……傾心奉獻！
作者簡介
張曙光，經濟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法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經濟50人論壇專家。主要研究領域：巨觀經濟理論和政策、制度和制度變遷理論。發表論文數百篇，出版著作20多部，英俄文譯著5部（篇）。主要著作和論文有《經濟結構和經濟效果》、《公有制巨觀經濟理論大綱》（副主筆）、（《中國貿易保護代價的測算》（合作）、《制度·主體·行為》、《經濟自由與思想自由》、《中國轉型中的制度結構與變遷》、《張曙光文選》（五卷）等。
盛洪，現任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自80年代後期，側重於制度的結構、起源和變遷的研究；文明的衝突、融合與整合問題的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其專著《分工與交易》是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中國的成功嘗試之一；其他著作有《治大國若烹小鮮》、《制度為什麼重要》、《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尋求改革的穩定形式》、隨筆集《經濟學精神》、《在傳統的邊際上創新》、《長城與科斯定理》、《為萬世開太平》、《舊邦新命》、《以善致善》等。
羅納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現為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榮休教授，浙江大學科斯經濟研究中心創始人。
科斯的傑出貢獻是發現並闡明了交易成本和產權在經濟組織和制度結構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他推崇經驗研究，批判經濟學因脫離現實而踟躕不前。科斯長期關注中國改革，分別在2008年和2010年兩次慷慨出資，主辦學術會議，為中國經濟把脈。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國奇蹟，科斯是我認識的最高興的西方人。他對中國人有偏愛，認為炎黃子孫是個偉大的民族，總有一天要回到他們應該站著的位置上。
——張五常 經濟學家
我認為，正是科斯對計畫經濟即超級國家公司的理論洞察力，啟發了中國讀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實。這是科斯和科斯經濟學具有中國影響力的根源。
——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經濟研究院教授
科斯的學說和思想，對於像中國處於發展和轉型期間，這樣的經濟在從中央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不發達經濟走向一個新興市場經濟過程中，遠比僅僅資源配置更為深刻和重要。
——錢穎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科斯似乎與中國冥冥之中有一種不解之緣。孩提時代讀馬可波羅的遊記而醉心中國，但一生從未踏足過神州大地，而晚年以《變革中國》為自己的學術生涯收官。科斯經濟學在神舟大地暢行天下，是中國人的福氣，也是科斯的運氣。科斯為人善而真，言語不失幽默；學問樸實而深邃，筆尖不乏犀利。
——王寧科斯助手，《變革中國》合作者
中國的經濟學者尊重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從他那裡得到啟發和受益，學會從制度角度看問題，從而摸索出一條適合中國自主的道路。
——薛兆豐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為什麼科斯經濟學在中國有這么大的影響，我想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學家的需要，更多可能就是中國的改革到了從對機制的反思，到對制度的反思，實際上是一個時代的需要和一個時代的呼喚。他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經濟學的偏向。
——史晉川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科斯先生平和、謙虛、慈祥，溫文爾雅且又充滿睿智，他的經濟學道理樸實而深刻，對於他，可能只能用我們中文中的“聖人”二字來形容。
——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
名人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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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 經濟學家
我認為，正是科斯對計畫經濟即超級國家公司的理論洞察力，啟發了中國讀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實。這是科斯和科斯經濟學具有中國影響力的根源。
——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經濟研究院教授
科斯的學說和思想，對於像中國處於發展和轉型期間，這樣的經濟在從中央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不發達經濟走向一個新興市場經濟過程中，遠比僅僅資源配置更為深刻和重要。
——錢穎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科斯似乎與中國冥冥之中有一種不解之緣。孩提時代讀馬可波羅的遊記而醉心中國，但一生從未踏足過神州大地，而晚年以《變革中國》為自己的學術生涯收官。科斯經濟學在神舟大地暢行天下，是中國人的福氣，也是科斯的運氣。科斯為人善而真，言語不失幽默；學問樸實而深邃，筆尖不乏犀利。
——王寧 科斯助手，《變革中國》合作者
中國的經濟學者尊重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從他那裡得到啟發和受益，學會從制度角度看問題，從而摸索出一條適合中國自主的道路。
——薛兆豐 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為什麼科斯經濟學在中國有這么大的影響，我想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學家的需要，更多可能就是中國的改革到了從對機制的反思，到對制度的反思，實際上是一個時代的需要和一個時代的呼喚。他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經濟學的偏向。
——史晉川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科斯先生平和、謙虛、慈祥，溫文爾雅且又充滿睿智，他的經濟學道理樸實而深刻，對於他，可能只能用我們中文中的“聖人”二字來形容。
——韋森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
圖書目錄
序一 推進中國的制度經濟學研究——為《科斯與中國》而作 張曙光 V
序二 為什麼科斯的名字與中國聯繫在一起了？ 盛洪 IX
第一部分 “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
一百年前，一個男孩誕生了 盛洪 3
科斯百歲了 張五常 4
期待中國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 羅納德·科斯 7
科斯的中國影響力 周其仁 9
在“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張維迎 16
科斯影響力巨大的三個原因 錢穎一 18
科斯的理論可媲美牛頓定律 肖耿 20
經濟學家為世界祭壇奉獻腦力產品 許成鋼 22
科斯是亞當·斯密真正的傳人 羅衛東 26
科斯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經濟學的偏向 史晉川 28
把案例研究引到經濟學科是科斯的一大貢獻 張曙光 30
經濟學家應成為政府職能無限擴張的反對者 李韋森 32
管理成本無限放大導致計畫經濟低效率 王小魯 35
科斯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 李建華 37
科斯定理在產權制度改革中獲得廣泛套用 黃凱南 38
科斯的理論是讓我們不斷反省自身的經驗 鄧正來 40
政府不能作長期承諾，科斯定理套用存困難 柯榮柱 42
科斯理論尚不足以應對經濟制度的變遷 李稻葵 44
科斯對法律建樹卓越 李建德 46
在中國真正選擇市場的是沒有學問的人 毛壽龍 48
經濟學是有限的，解決經濟問題還需其他知識 秋 風 50
百年之後中國經濟學定能面目一新 王 寧 51
私有財產擁有者可以替政府解決很大問題 薛兆豐 53
制度企業家對中國經濟起著重要作用 姚 洋 55
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對科斯的最好紀念 張旭昆 57
科斯理論對中國改革有很大指導意義 毛振華 59
附錄 羅納德·科斯 王 寧 61
第二部分 制度經濟學
再讀科斯的《企業的性質》 黃少安 73
站在科斯的肩膀上 李建德 82
所有權結構對企業縱向邊界的影響 王珺 龔曉瑾 楊本建 112
科斯定理與經濟分析 謝作詩 袁暉光 136
羅納德·科斯的思想市場論* 羅君麗 154
第三部分 法與經濟學
經濟運行的法律影響：論科斯框架中法律界權的功能與成本 凌斌 165
交易費用範式在司法裁判中的運用初探 方斯遠 190
《圖書公平交易規則》為什麼沒有失敗？ 於忠江 208
司法依附引起的產權交易問題研究 陳洲球 221
“人肉搜尋”和隱私權邊界的法經濟學解讀 徐珉川 233
恐怖主義犯罪的法經濟學研究 張旭 王青 246
序言
推進中國的制度經濟學研究
——為《科斯與中國》而作
張曙光
2010年12月29日，是羅納德·科斯教授百歲華誕。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中心等十多家單位，在北京召開了“科斯與中國”研討會，祝賀科斯教授生日，探討科斯教授的思想理論，推進中國的制度經濟學研究。本書就是這次研討會成果的結集。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如果從1937年《企業的性質》一文發表算起，新制度經濟學已經產生和發展了75年，只是由於中國國內外局勢的變故，在過去了半個世紀以後，到了1986年，科斯教授的思想才介紹到中國。當時，由於中國改革的現實需要，很快就出現了一股科斯熱和制度經濟學熱。中國學者開始運用科斯教授的理論和方法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的改革問題，研究中國的制度變遷，科斯、諾斯、德姆塞茨、巴澤爾、威廉姆森、格雷夫和張五常等人的著作譯成中文出版，中國內地也有不少有價值的制度經濟學論文和著作問世，出現了像天則所這樣以研究制度經濟學為主的學術機構，還學習科斯的方法，組織了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儘管曾經出現過一些曲折，有人把新制度經濟學當作新自由主義來批判，國內的研究也曾經有過一段沉寂的時期，然而，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停滯、反覆和回潮，一系列重大問題尖銳地擺在中國學者的面前。這就為我們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巨大的激勵和豐富的材料。中國是一個大國，曾經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近代以來卻落後了。改革開放迎來了一次新的機遇，成為人類歷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變遷試驗，但又發生了停滯和倒退，而中國制度變遷的成敗不僅直接關係到中國現代化的前景，而且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正是從這一點出發，科斯教授也寄希望於中國和中國學者。
那么，怎樣推進中國的制度經濟學研究呢？
首先，認真總結30多年來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看看我們是怎樣走到今天的。哪些地方是成功的？哪些地方是失敗的？為什麼成功？為什麼失敗？發生的機制是什麼？其中制度經濟學的道理在什麼地方？特別是，為什麼會出現一些始料不及的後果？比如，我們從政府的放權讓利開始，為什麼得到的結果卻是一個大政府、強政府、富政府？再如，為什麼國有企業改革從包、租、賣和破產退出開始，現在卻大規模地擴張和強勢進入，其壟斷地位是如何鞏固和加強的？國有資產是如何資本化的，是如何從“為社會而生產”變成“為政府而賺錢”的？還有，現有的特殊利益集團是怎樣形成和怎樣活動的，它們在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中已經起了並將繼續起什麼樣的作用？這種總結既不能割斷歷史，也不能閉門造車，必須聯繫過去的60年、百多年，甚至更久遠的歷史實際，放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中來考察。
其次，直面我們的社會現實，看看目前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哪些地方是合適的？哪些地方是扭曲的？是怎樣扭曲的？如何校正和解決這些扭曲的問題？為什麼改革至今，產權在中國仍然是一個政策變數，而不是一個制度變數？為什麼中國的民營企業不是通過建立一套制度規則來保護自己的產權，而是通過進入體制內或者在體制內尋找代理人來保護自己？為什麼我們的市場秩序如此混亂，坑蒙拐騙，無所不用其極，為了賺錢，假藥、假酒、有毒食品到處泛濫，已經大大地突破了社會的道德底線？這一切難道僅僅是秩序形成過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其產生和發展的環境條件和內在機理是什麼？不搞清這些問題，我們就無法前進。
再次，透視人心，解剖靈魂，看看我們的各種社會和經濟主體是如何行為的。為什麼官場有腐敗和黑暗，而人們又都想擠進官場，官員也是總嫌自己的烏紗帽太小，不少人不擇手段地往上爬？為什麼企業在市場上的不正當競爭比比皆是，甚至一個比一個更惡劣，一些企業家只有違法亂紀、投靠行賄，才能把企業做大做強？為什麼學術界抄襲之風盛行，造假之風更甚，浮躁之風甚囂塵上，很多學人突破了為學做人的底線？為什麼整個社會失去了信仰，沒有了道德，甚至連親情也遇到了危機？要知道，一個沒有信仰、沒有道德約束、失去精神家園的社會和民族是危險的。
最後，恰當地看待和正確地利用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傳統和中國的資源。看看哪些是有用和有價值的精華，哪些是無用和無價值的糟粕，哪些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共同價值，哪些有違一般規律和共同價值，從而真正懂得什麼是中國特色和中國優勢，以明確和端正我們研究的重點和方向。比如，中國是一個法制很不健全的社會，制定的法律、制度、規則、契約很難真正實施。如果說已開發國家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重視制度的制定和建立，那么，我們就要把研究的重點從制度的建立推移到制度的實施，從契約的締結推移到契約的治理。已開發國家的產權明晰，不會發生侵犯農民地權之類的問題，而在目前的中國，這卻司空見慣，幾乎每日每時都在發生。我們能不能不管60年來地權變遷的現實？通過私有化和國有化能否解決中國的土地和城市化問題？可否通過虛化所有權、做實用益物權，保證產權的有效實施？這涉及中國的傳統和資源如何有效利用和如何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問題。
總之，中國目前的情況迫切需要反思，需要批判，不是去盲目頌揚已經取得的成績，而是認真檢討我們的失誤。與此同時，要踏踏實實，既要學習和掌握國外理論的發展，又要深入中國的實際，到真實世界中去，長期觀察，潛心思考，“用腳作研究”。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旺盛的精力和正確的方法，在推進中國的制度變遷的同時，拓展制度經濟學研究，通過自己的理論創造，為人類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為什麼科斯的名字與中國聯繫在一起了？
——代《科斯與中國》序
盛洪
2010年12月，為慶祝羅納德·科斯教授的百年華誕，天則所聯合十餘家學術研究與出版機構共同舉辦了“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同時編輯了同名的紀念冊。紀念冊印刷出來以後，又配上專門製作的精美的漆盒，效果不同凡響。不僅科斯教授收到後很是高興，科斯太太愛不釋手，很有鑑賞格調的張五常教授也倍加稱讚，除會議贈送之外，還自己掏錢買了10套。他對這套紀念品只有一個批評，即在紀念冊的最後，應該放一張現在中國的照片，以表示科斯理論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人用自己的經濟奇蹟對科斯教授的報答。科斯與中國果真聯繫得這么緊密嗎？
科斯在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中曾說過：“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論中有所創新。我對經濟學的貢獻是促使我們的分析將經濟體系的特徵包容進來。如同G·K·切斯特頓創作的布朗神父的傳說——《看不見的人》中的郵遞員那樣，這些特徵是如此的顯然，以致很容易被忽略掉。”他所說的“經濟體系的特徵”是什麼呢？主要就是產權制度。這種制度在經濟學誕生之前早已存在了。如同老子所說的“太上，不知有之”，千百年來，產權制度無形地、默默地服務於人類社會，如此的理所當然而又讓人熟視無睹，以致成為“看不見的人”。
那么，重新強調一件古已有之的事情又有什麼意義呢？問題在於，這一自古以來人們從不懷疑的制度在近代以來受到了忽略、質疑甚至否定。這不僅源於馬克思的批判、凱恩斯的削弱，也源於新古典主義的漠視。這些理論雖有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過分誇張人類理性的作用。產權制度就像所有的社會傳統一樣，在人類“致命的自負”的時代中，是無法昂首挺胸、自證合理的。它必須經過理性的評判，才能證明自己是否應該繼續存在。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產權制度的否定才會大行其道。然而，無論什麼樣的理論，最終還要用事實去證實或證偽。在注重傳統的時代，理論未必會被人們遵行；而在理性狂妄的時代，理論有可能成為一個集團的行動綱領，甚至成為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一旦理論有著致命缺陷，它所帶來的災難則是無法估量的。不幸的是，中國成了否定產權制度的試驗場。
科斯教授回顧說，他在年輕時信仰社會主義，後來當他思考企業為什麼存在時，對列寧的“整個社會是一個大工廠”的說法產生了懷疑，最後走上了經濟自由主義的道路。他移民美國，不僅是對美國的偏愛，而且是對“社會主義化的英國缺乏信心”。科斯最偉大的學術成就，就是在一個理性至上的時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證明了自然發生和演進的產權制度是有效的。
在科斯教授頭腦中的理論的曲折、動盪、風暴和變遷，在中國就是整個社會現實的曲折、動盪、風暴和變遷。前者可能會引發一些心理上的痛苦、迷茫、徘徊和興奮，後者則會帶來社會現實中的戰爭、革命、掠奪、仇殺、飢餓、專政，以及改革帶來的巨大成就。一件本來可以通過思維試驗解決的理論問題，如果用社會試驗的方法，就要付出多出千萬倍的代價。然而，如果沒有這種社會試驗，又怎么證明理論是對還是錯呢？只是不幸的是，這個試驗場在中國。她不僅是我的祖國，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實體。
科斯教授頭腦中小小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擾動，在中國現實中就是一場深重的災難。對產權制度的否定導致了用暴力奪取在產權制度上較為成功的人的財產，並對其中一部分人，如土地產權的擁有者實行了肉體上的消滅。有大量史料記載，地主不僅被沒收了土地，而且還不經任何合法的和公正的審判（哪怕依據否定產權的理論）而被剝奪了生命，準確地說，他們是被虐殺了。在所有生產資料的產權都變為“公有”以後，全社會的生產效率迅速下降，以致有著數千年農業歷史的中國，經歷了“三年大饑荒”（實際上不止三年），有數千萬人被餓死。此後多年，社會經濟幾近崩潰，中國不得不，當然也藉助於開明領導人的出現，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
科斯教授對產權制度和市場的回歸，在中國就表現為改革開放的實踐。既然科斯的貢獻並沒有什麼高深的地方，中國改革的成就也沒有什麼超出傳統的秘訣，只是簡單地回歸了傳統，即重新發現了產權制度這個“看不見的人”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雖然簡單，卻成就非凡。改革開放短短30多年，中國已經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舉世矚目的事實比什麼理論都更雄辯地說明，自發的秩序要遠勝過人為設計的制度。如果中國走過的彎路還有價值的話，那就是以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犧牲告訴人們：計畫經濟，此路不通。
科斯教授誕生於1910年12月29日，第二年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中國爆發。可以說，科斯是與推翻帝制後的現代中國一起成長的。他從小就讀過《馬可·波羅遊記》，對其中那個古老國家深為嚮往。他成年後一直關注著中國的巨大變化和深重災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他更為關注中國的制度變遷。在他的心目中，中國是一個值得冒險發現的神秘大陸。1987年，他在紀念《企業的性質》發表50周年研討會的演講中說：“我想再度揚帆探尋通往中國之路，即使我此刻所做的一切可能是發現了美洲，我也不會感到失望。”
也許他的中國情結使他很願意結交中國人。在20世紀60年代，他認識了張五常，並對後者的才華非常欣賞。90年代，我應他的邀請到芝加哥大學做了半年訪問學者。後來認識科斯教授的中國學者越來越多。他現在的中國助手叫王寧。在2008年和2010年，他用自己的諾貝爾獎金分別資助了兩次有關中國制度變遷的研討會，與許多中國學者、政府官員和企業家見了面。與中國人的直接溝通，使他找到了中國的感覺。
就這樣，在探尋更好的經濟制度的道路上，科斯與中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科斯仿佛就是內在的思想的中國，中國仿佛就是外在的現實的科斯。二者互相印證，交相輝映。科斯對中國的希望，就如同他對自己在思想探求上的希望一樣。而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雖不因科斯的理論，而是緣於對中國傳統的記憶和發掘，但科斯的理論與中國的取向不謀而合，並加強了這一取向。這是一個對全人類都有價值的取向。因此科斯在2008年的芝加哥會議的閉幕辭中說：“中國的奮鬥，就是世界的奮鬥。”
據說科斯教授的百歲誕辰，只有中國人給他舉辦了慶祝活動；他也婉拒了一些西方媒體的採訪。這足見科斯與中國的關係。隨著科斯教授與中國的交往，兩者越來越融合在一起了。這本論文集，是作者們為慶祝科斯教授的百歲生日而提交給研討會的，說明科斯教授的理論已經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並逐漸演化為中國自己的理論。反過來，中國改革的實踐為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思維素材。科斯教授在百歲生日回答王寧的採訪時說：“1988年我曾給盛洪寫過一封信，在信中我說，‘我堅信，對中國正在發生和已經發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將會極大地幫助我們改進和豐富我們關於制度結構對經濟體系運轉的影響的分析。’我現在仍然堅信這一點，並且這個信念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強烈。”在中國，理論和實踐在互動，在融為一體。
當然，正如理論有爭論也有謬誤，實踐也有起伏和反覆。在中國，我們還面臨著如何解釋30多年經濟奇蹟的問題。一些人堅稱，這是因為中國有更多的政府干預，而看不到改革過程就是一個市場的領地不斷擴大、產權不斷清晰和個人化的過程。他們仍然以“中國特殊”為理由，試圖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擴張和地方政府掠地。所以，對中國奇蹟原因的闡釋和對當前問題的分析，就是推動中國經濟學派發展的重要契機。科斯教授期待的這個“中國經濟學派”就是他所謂的“正確的經濟學”。他對王寧說：“在過去，經濟學曾是英國主導的一個學科，現在美國成了經濟學的主導。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能夠有正確的態度，那么經濟學就會成為中國主導的一個學科。”
科斯是一個個人，中國是一個社會生命體；個人的生命總是有限的，而社會的生命理論上是無限的，只要這個社會遵循了正確的道路，如“正確的經濟學”所揭示的那樣，或者按照中國的說法，天道。而個人，因為社會“立言”，而使社會走上這條正確道路而使之永存的人，也將與社會一起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