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作為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在淮河流域的子項目，禹會遺址考古發掘從2007年開始,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吉懷帶領下連續進行。
2007年4月底的第一次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發現了應為古代祭祀台的夯台,其上有古人居住遺址層及其散失的龍山文化時期陶片，並發掘出了極具龍山文化特徵的“鬼臉形鼎足”等器物。
禹會遺址2008年4月，禹會遺址考古第二次挖掘發現大量文化層存在,意味著原先估測的遺址面積被改寫。同時，還發現人工堆築現象明顯的大片白色夯土層；裸露其中的“甲”字形夯土台基旁有紅燒土堆積；“甲”字形夯土台的中軸線上還發掘出方字台階，可能是祭祀活動時擺放重要祭器的地方。
專家說,兩次考古發掘證明禹會遺址是一處大型聚會祭祀遺址。鑒於其在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價值,2009年10月進行的第三次考古發掘規模繼續擴大,發掘面積超過前兩次。
王吉懷告訴記者，第三次發掘的最大收穫是把祭祀台基全部揭開,整個布局全部顯露出來，“包括下面一些附加設施、紅燒土、燒火祭祀的地方及方土台。”
此外,此次考古發掘出土了一尊高約30厘米、製作精良的白土陶鬹。據專家介紹，鬹是龍山時期的典型陶器，最初用途是炊煮器，後來多用作酒器。而作為祭祀的白土陶鬹在整個龍山文化時期罕見，為當時最高級的祭祀禮器。同時，發現了目前淮河流域最早的小麥遺存，並出土刻劃龍紋陶片、五彩石頭等器物。
記者從位於安徽蚌埠市的禹墟考古發掘項目處了解到，禹墟考古發掘中再次有了新發現，考古專家在對此前5次的發掘所提取的禹墟土壤標本浮選過程中，發現了史前大麥。據了解，這一發現將人類的大麥種植史延伸至4000年前商周之前，是史前農業考古的一項重大突破。
大禹傳說或可印證
發掘現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吉懷對記者說:“從三次發掘看,禹會遺址是一個以祭祀為主的大型遺址。最令人興奮的是,禹會遺址目前表現出來的種種遺蹟特徵能與大禹傳說相印證,我可以大膽推測,‘禹會諸侯’記載並非完全是虛構的傳說,禹會遺址應該是歷史上大禹會諸侯的地方。”
他認為,禹墟遺址時代與大禹所處的時代相同。傳說中,大禹處於距今4000多年的龍山文化時期。“經碳14測定,禹會遺址上文化層年代在4140年上下,下文化層在4380年上下,延續年代為240年左右,屬於龍山文化主要時期。從出土器物來看,鬼臉鼎足等極具龍山文化特徵的器物也表明了遺址年代,這與大禹的時代相符。”
另外,禹會遺址的發掘現場與歷史記載的地點接近。
據了解,“禹會”的村名在《漢書》中就有記載,延續至今。在禹會村當地的傳說中,就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大禹娶妻“塗山氏女”並生子啟、大禹會諸侯等傳說。從史料研究論證的結果,專家普遍認為“夏之興以塗山”“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中的“塗山”在安徽蚌埠市境內。
從考古發掘來看,禹會遺址的夯土祭祀面積巨大,在如此大面積夯土遺蹟上進行祭祀活動,在整個龍山文化時期是絕無僅有的,似乎只有“禹會諸侯”這樣的重大事件能夠對得上號。
在第三次發掘中,位於主祭祀台中軸線上發現了一排並列的“大腳印”形狀方土坑,在方土坑底西側都有一個大小規整、密度較大的小圓洞,功用不明。對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研究員何努推測,這些小圓洞可能是當年各國諸侯拜見大禹時插幡旗的地方。也有一些專家認為這些小圓洞原本的位置可能是諸侯覲見大禹時所攜貢品放置的地方。
此外,“我們在發掘中採取技術手段對文化層土壤等進行採樣分析,小麥、小米等農作物遺存就是在這期間發現的。通過技術分析發現,禹會遺址這一帶的淮河水位在4500年前處於高水位,之後水位下降,龍山文化開始。在4500年至4000年期間,當地水位不斷上升、下降,與大禹治水的自然環境相符。”王吉懷說。
文明史起源之議
如果王吉懷教授的推論屬實,那么,困擾中國史學界多年的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問題將迎來重大突破。
事實上,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問題,在史學界爭論頗多。從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早期,這悠久的“先秦”歷史由於文獻資料匱乏,史前的記載為傳說,故又稱為“傳說時代”。這個時代的英雄,形象總是人神相揉,超越現實,所留下的史料也是隻言片語、歧義較多。
大禹也是如此。除了作為傳說時代的一位治水英雄,大禹也被認為是中國從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關鍵人物。根據史書記載,他在帝舜死後,“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後”,將中國歷史帶入文明時代。因此,重構大禹時代的歷史,有助於中國古代文明“正本清源”,這也是禹會遺址被考古界專家稱之為“關鍵時期的關鍵遺址”原因。
相對於王吉懷教授的大膽推論,更多考古學界的專家態度謹慎,但都認同其為一處“非常重要的禮儀性建築”或“特殊的祭祀中心遺址”。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鄭同修認為,禹會遺址的發現“令人非常興奮”。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林留根認為,“禹會遺址呈現的禮儀、宗教等方面的文化現象在過去的考古中沒見過,目前展現在世人面前的還是冰山一角。”
有專家認為，經過三年發掘，禹會遺址的年代和功能已基本清楚，但還有很多東西“不好解釋，也不好下結論”，需要更多考古學證據。比如幾十萬平方米的遺址會不會有城牆、壕溝？禮儀性建築本身是否只是單個個體，還是有建築群？除了禮儀性建築外，周邊的聚落遺址、生活遺址以及生產、農耕情況是怎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