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址位置
禹會村遺址位於安徽省蚌埠市西郊塗山南麓的淮河東岸，是淮河流域目前發現最大的一處龍山文化遺址，總面積為50萬平方米。
挖掘經過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2006年實地勘察和鑽探後，又於2007年－2010年進行了四次規模性發掘，揭露面積6000餘平方米，獲得了重大學術成果，為解讀淮河流域文明化進程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JSK1，平面近圓形，剖面呈口大底小狀，東－西長3.6米，南－北寬3.4米，深3.8米。中部以下埋藏有完整和較完整的陶鬹、盆、罐、鼎、甗等各類較大型器物共28個個體，應為一次性掩埋而成，填土中包涵有較多的獸骨和木炭等。
JSK2，呈橢圓形亞腰狀，坑口直徑南－北為5.4米，東－西4.2米，深1.1米，經過兩次堆築、燒烤、丟棄器物後掩埋而成。第一層出土器物27個個體；第二層出土器物43個個體，並能明顯的觀察到一件器物在丟棄時散落於坑沿、坑壁及坑底的現象。反映了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同階段的祭祀活動。同時，每層的填土中都有較多的木炭灰和被火燒過的獸骨、獸牙等。
JSK3，呈不規則形，東－西長4.60米，最寬處3.4米，深0.40米。坑內為一層堆積，除含有較多的草木灰外，也有少部分被火燒過的獸骨，坑內均勻的分布著不同類型的陶器，總計40個個體，為一次性掩埋而成。
重大收穫
禹會又有“禹墟”之稱，相傳是因“禹會諸侯”而得名，《左轉》和《史記》中分別有“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和“夏之興，源於塗山”等記載，以此確立了塗山和遺址的重要歷史地位。
重大收穫之一：全面揭露出了一處面積為25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分別是用灰土、黃土、白土自下而上堆築、鋪墊而成，最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白土覆蓋面。同時，在祭祀台面之上的中軸線部位，又由北往南分布有柱洞、溝槽、燒祭面、方土台和呈南北一字排列長達50米的帶有柱洞的長方形土坑，以及台面西側長達近40米的祭祀溝等重要設施，尤其是近100平方米的燒祭面和之上的溝槽以及數塊磨石，陶甗等遺蹟、遺物和排列有序、整齊畫一的35個柱洞，顯現出了當時的祭祀規模和複雜的內容。
重大收穫之二：三種不同類型的祭祀坑豐富了祭祀的內容和形式。在相距大型祭祀台基約100米的西南部，除發現埋藏有單件較完整陶器或磨石的小型灰坑外，還發現了三種經過人工挖制並且埋藏有別的大型祭祀坑。
三種祭祀坑的出土器物，顯示出了兩種不同的現象，一是小型器物如蛋殼陶類的高柄杯，器形規整，制工講究，火候較高，應為陶器中的高檔品；二是大型陶器，多見鬹、盆、罐、鼎、器蓋等，火候較底，製作粗糙，陶質極為酥鬆，有的甚至在清理後能明顯看出器物的造型，但卻無法提取，而修復起來的陶器多數有嚴重變形，應該不為生活中的實用器，而應屬於專為祭祀而燒制的祭器。
考古價值
禹會遺址的考古資料，對考證塗山地望，考證傳說事件，具有一定的意義。種種跡象表明，禹會遺址是一處以祭祀為主的禮儀性基址。碳十四和加速器測定的年代為距今4140年和4380年。這個時期，正是原始社會末期的龍山文化晚期，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根據它的年代和地域構成了關鍵時期的關鍵遺址，因此，禹會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是揭開淮河流域文明化進展的一把鑰匙，同時，也在江淮地區的文明探源中，起到了重要的學術支撐。
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晚期，也是中國國家形成的關鍵時期。發掘禹會，揭秘淮河流域龍山時期的文化面貌，解讀大禹傳說、揭開歷史懸疑、為歷史學家判定塗山地望、研究夏代前期歷史等，將提供有力的佐證。同時，對探討中國古代文明因素的起源及發展歷程，具有重要意義。
禹會遺址的考古資料，見證著公元前2000年前後龍山文化在淮河流域所形成的強勢文化以及文化的傳播和勢力的擴張。出土的器物特徵，使黃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長江下游的龍山文化形成關聯，證明淮河流域是古代文明傳播的一個重要路徑。
遺址中存在的人類堆築鋪墊的祭祀台基、人工挖制又掩埋器物的祭祀坑以及特殊造型的器物等跡象，蘊藏著極大的信息量，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發現，遺蹟特徵表明該地點，曾舉行過大型集會和祭祀活動。這一現象，也應是揭開淮河流域古代文明關鍵時期的謎底之一。
安徽蚌埠禹會村龍山文化遺址，代表了江淮之間地區一個新的文化類型，通過考古發掘，呈現出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複雜、特殊的文化面貌，特別是具有祭祀性質的大型堆築台跡和燒坑、器物坑的出現，在我國正在實施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對於區域性文明化進展的探索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在中華文明探源第二階段工作的實施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作為子課題的“江淮之間地區區域性聚落形態研究”，2008年春季對安徽蚌埠禹會村遺址又進行了詳細的鑽探和較大面積的發掘，獲得了可喜的成果。鑽探工作，是在已知的遺址範圍內，就文化遺蹟的分布和堆積情況以及重點區域進行了細緻的鑽探，在50萬平方米的範圍內對文化分布情況掌握了一定的信息。由於早年修築河堤和公路，使大面積的文化堆積受到了破壞。通過對沒有被破壞的河堤之下的鑽探，得知原文化堆積厚度可達3米，從而證明了是當時人類活動範圍大，文化堆積時間長的遺址。發掘工作，是在前期工作的基礎上繼續對堆築台跡和文化生活區兩個部位進行揭露。
根據前期的鑽探和2007年發掘提供的信息，2008年又對堆築台跡西側部位進行了揭露，從而呈現出了該遺蹟北部的格局和規模，至此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這處“甲”字形布局的人類堆築台跡，仍然是以灰土、黃土、白土自下而上逐層堆築而成，最後形成一個大面積的白土覆蓋面。該次清理的白土覆蓋範圍（主要為“甲”字形的上部）為東西寬19.30米，南北長38米，應為該處遺蹟的主要部位。並在其北部的白土面之上完整的清理出一處東西長11.3米，南北寬6.30米，為圓角長方形的再次堆築層，並在堆築層的東西兩側存在有明顯的燒烤面，同時在燒烤面附近出土有陶杯、陶甗等器物。而在西側燒面之上還存在有五條南北向槽溝。
除此之外，在如此大的白土堆積面上，存在有9處圓形圜底坑，直徑多為2米，深為0.50米左右，個別略小，分布於所暴露面積的不同部位，其坑壁、坑底均為堆築鋪設的灰土、黃土和白土，顯然是在堆築時有意而為。堆築台跡的北端又有一條寬1.35米（西部）－6.6米（東部）的溝帶橫跨東西，從而在台跡北部形成了一條人為的隔離帶。同樣，溝壁和溝底也是人為鋪設的灰、黃、白土層。而該溝以北的白土面堆築的較為平整，同時，其東西寬度又向兩側擴延到21.3米，本次發掘尚未完全揭露。在所暴露的堆築台跡南端中部（即中軸部位），存在一個1.3米見方的土台，現存高度0.90米，上部已被破壞。該方土台是在堆築台跡鋪設後又重新挖槽堆築而成，周邊即保留有明顯的坑槽界限。該土台土質較純，並具有一定的密度和硬度，應該是整個堆築台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整個堆築台跡的面積較大，目前僅揭露出北端的大部，下一步將對北端的延伸部位和南端的長條部位作進一步的清理。
文化生活區發掘現象 該次發掘分別選擇了遺址中部和河堤西側。中部文化堆積厚度多為1.30米左右。河堤西側一般為0.5－0.8米。儘管上層破壞了許多，但下層的文化現象非常豐富，以大小不同的灰坑為主要遺蹟現象，常在灰坑中有完整和較完整的器物出現。其中一個大型圜底燒坑，分多次堆築而成，經過了挖坑－燒烤－堆築－燒烤－堆築等不同的過程，並在每層坑壁及坑底的燒面之上，遺留有多件規格高、器形別致的陶器。
生活區出土的陶器，一般器形大，胎壁薄，器形別致，多為非生活實用性器物，而且個別的陶器外表，明顯的顯露出局部燎祭的現象，同時，黑光亮的蛋殼陶器占有一定的比例。
禹會村遺址的考古資料可以使我們得出如下認識：
1.禹會村遺址的文化時代為龍山文化晚期，所表現的特徵除具有很強的地域個性以外，又以山東龍山和河南龍山為主，在同期的江蘇周邶墩、南盪；上海的廣富林等地，都能找到被影響、傳播的因素，從而看出了龍山文化發展的趨勢。
2.遺址中具有實用性的器物較少，而大型的人類堆築遺蹟和器形別致的陶器以及燒坑、器物坑的存在，又表現了是以祭祀為主要內容的遺址。由於相關跡象尚未完全揭露，更重要的發現有待於進一步發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