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沙文教基金會

這種旨在建立政商關係的基金會等財團法人組織，曾經是民進黨批判國民黨“黑金政治”的主要對象。 陳水扁主導成立的“福爾摩沙文教基金會”，吸收與結合了一大批“台獨”人士與綠色企業人士，成為陳水扁長期的堅定支持力量。 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後，通過他兼任董事長的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積極與大企業、大財團建立關係，使陳水扁的政商關係迅速形成。

台灣政黨構建以“人脈”（人際關係）、“金脈”（金錢往來）為主體的政商關係方式多種多樣，其中以智庫與基金會等為主體的財團法人是最簡單易行的途徑之一，因此台灣的各種財團法人機構特別多，成為台灣社會結構中一個特別重要的組成部分。據台灣“財政部”調查統計，到1993年底，台灣財團法人共有2150個，其中，文教與學校類970個，醫療衛生機構90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機構類201個，宗教類739個，其他150個；到1997年，登記在案的財團法人超過4000個（王建民：《台灣的“黑金政治”》，福建廈門鷺江出版社，2000年），估計目前至少達4500個。其中以基金會形式出現的財團法人機構相當多，涉及教育、文化、科技、醫療、環保、宗教、休閒、經濟等諸多領域，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這些公益團體來自社會的捐款數額龐大，是一筆龐大的資源。據台灣“主計處”最新統計，台灣公益團體每年募捐總額達400億元新台幣（台灣《聯合報》，2003年9月18日）。
據長期專門研究基金會的台灣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統計，到1998年初，台灣約有2000個左右的基金會，正式登記者共有1595家，較兩年前增加了50%。其中台灣排名前50位的民營企業幾乎都有基金會（王建民：《台灣的“黑金政治”》，福建廈門鷺江出版社，2000年）。在各種基金會中，以文教基金會最多，多半是辦理獎學金、贊助或舉辦文化性與公益活動。基金會的經費來源不一，有來自大財團的，有來自個人捐款的，也有來自“政府”或公營企業的。據1994年的一項調查，台灣基金會的經費來源，由非官方、非特定企業支持的占62.8%；由特定企業支持的占24%；企業與官方共同支持的占10%；由官方支持的占3.2%。這些財團法人或基金會，除少數為真正的公益事業機構外，大多數實際上成為建立政商關係的大本營與利益輸送的管道。
台灣政要、“民意代表”與企業熱衷設立各種基金會，美其名為公益事業，其實許多變為政商結合的據點，拉幫結派，形成一股勢力。其中政治人物建立基金會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建立政商關係與籌集政治資金。
這種旨在建立政商關係的基金會等財團法人組織，曾經是民進黨批判國民黨“黑金政治”的主要對象。不過，民進黨與“台獨”勢力也早在私下建立起自己的基金會。民進黨執政後，不僅未能徹底改革，而且迅速建立起多個新的基金會等財團法人組織，以此發展新的政商關係。
民進黨執政前，民進黨及“台獨”勢力建立的基金會如“國際文化基金會”、“台灣文教基金會”與“福爾摩沙基金會”，幕後或公開支持民進黨。前“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建國黨”主席許世楷、台灣大學教授李鴻禧與前“經濟部次長”楊基銓等於1997年成立“國際文化基金會”，經費1000萬元新台幣，全由楊基銓夫婦捐助（台灣《財訊》雜誌，1998年10月）。楊基銓於1972年應孫運璇之邀出任台灣“經濟部常務次長”，後擔任土地銀行、華南銀行等公營銀行董事長，1988年退休後受友人慶豐集團董事長黃世惠之邀擔任國泰信託公司（現改為慶豐銀行）副董事長。該基金會主要從事宣傳“台獨”理念與從事“台獨”活動，經常發表文章或刊登廣告，主張“台灣主權獨立”與“台灣永遠脫離中國”。海外“台獨”人士王桂榮建立了“台灣文教基金會”。陳水扁主導成立的“福爾摩沙文教基金會”，吸收與結合了一大批“台獨”人士與綠色企業人士，成為陳水扁長期的堅定支持力量。
“福爾摩沙文教基金會”一直被外界視為陳水扁的“私人金庫”，目前董事長為陳水扁妻子吳淑珍。陳水扁在歷次重要選舉中，或擔任“立法委員”與台北市長期間，該基金會一直扮演重要的組織、動員、民調、募捐等角色。特別是由贊助與支持“福爾摩沙文教基金會”的中小企業界人士組成的“福爾摩沙聯誼會”，以陳水扁出身的台南北門扶輪社為班底，是陳水扁最堅實的支持力量。該聯誼會成員維紡隆公司董事長黃維生與中鋼公司董事長林文淵被稱為陳水扁的兩大“掌柜”（台灣《財訊》雜誌，2003年10月），即主要負責募款任務。該基金會則出資3000萬元新台幣，成立“凱達格蘭學校”，作為培養各界綠色精英人才的基地。
陳水扁在任台北市長時，就學會國民黨利用基金會建立政商關係的一套做法。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後，通過他兼任董事長的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積極與大企業、大財團建立關係，使陳水扁的政商關係迅速形成。當時捐款支持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的知名企業或財團主要包括遠東、國泰（霖園）、富邦、新光、長榮、遠東、國揚、國巨、太平洋電線電纜、三商行、台灣合成橡膠、台鳳、和信、嘉新水泥、義美、東元電機、味全食品、康和建設、黑松、南港輪台、聯華電子等（台灣《聯合報》，1998年11月13日）。這些企業捐款名義是支持公益事業，實際上是支持陳水扁，並建立政商關係。其中許多大財團捐款與獲取土地變更利益密切相關，成為當時媒體批評陳水扁與財團勾結及進行利益輸送的弊案，其中陳水扁兼任董事長的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成為利益輸送的“白手套”。所謂土地變更，即台北市政府將這些財團擁有的工業用地變為商業用地等，使得土地價格可在一夕之間上漲數倍或數十倍。如遠東集團捐款500萬元新台幣給台北市文化基金會，通過幕後運作，台北市政府就可將遠東集團在台北市的部分土地依法轉變用途，通過開發就可獲得39億元新台幣的收益。此一弊案曾得到台灣“監察院”的發文糾正。另外，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期間，有許多大企業捐助支持市政府舉辦的大型活動，這些企業除了富邦集團、新光集團等大財團及義美食品、台灣明治等長期友好的企業外，還包括味全、味王、陽信銀行、康和建設、康和證券、國豐興業、南港輪台、楊鐵工廠、神通電腦、黑松公司、捷和建設、台北麗那、惠普、可口可樂、晶華酒店、中國時報、統一等企業（《獨家報導》，1998年，第583期）。民進黨執政後，這些企業與民進黨的關係更為密切，是民進黨當局政商關係的主要基礎與支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