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
神木模式“神木模式”的制度設計（包括報銷方式，監管方式，單病種以及非單病種報銷標準等）。在“神木模式”中，政府部分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改革成本，醫療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保障性和公益性。而理論上，市場機制則能最大效率地配置資源，其意義在於它能夠用價格信號引導需求，使得人類無休止的欲望和有限的生產能力之間達成穩定的平衡。
現狀
神木模式根據神木縣當地公開發布的信息，住院病人在政策施行第2個月（4月份）達到高峰後，從2009年5月份已經開始回落。一開始的人滿為患，實際是在償還醫療制度的陳年欠賬——以前很多人看不起病，這次趕緊趁機把老病治一治；而當這個政策成為常態後，看病潮自然會平穩泄洪。
為施行“全民免費醫療”，神木縣列出了每年1.5億元的預算，這在其整個社保體系的財政預算中占比約50%，而社保體系的財政預算支出約占神木縣地方財政收入的16%。當地官方承諾，即使支出超過1.5億元，這項惠民政策也將一直執行下去。按照高峰時的數據，2009年4月份報銷醫療費1270萬元，當地官方的表態是，“沒有超出預想的範圍”。
各方觀點
1）因為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神木縣的財力相對比較富餘，但這不影響推廣其“全民免費醫療”的制度意義，從模型上，神木縣依然可以為中國2000多個縣提供一份樣本。因此，對於僅僅執行了2個多月的這樣一隻“麻雀”，目前沒有必要忙於質疑和否定，應在繼續運行的過程中查漏補缺，提取其共性價值。 ——《經濟導報》
2）神木免費醫療模式雖好，卻難以複製與推廣。神木煤炭工業發達，擁有實行“免費醫療”的經濟實力。對“免費醫療”，其他地方可能“心有餘力不足”。大城市雖然經濟實力雄厚，但是人口基數大，推行“免費醫療”成本更大。要其他地方照搬神木經驗並不現實。神木免費醫療模式雖非最佳，但是其優先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化解百姓看病難、看病貴難題，還原醫療公益本質的思路可期。而且神木開國內“免費醫療”之先河，具有民生導向意義。——《江西日報》
其實，實施“全民免費醫療”的構想，估計早在2007年就浮現在神木縣領導人的腦中。2008年1月，神木縣康復工作委員會成立，負責“全民免費醫療”的政策制定、指導與協調、基金的使用和管理等工作。經過一年多的可行性調研和論證，在2009年2月9日，神木縣人民政府頒布了《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實施辦法（試行）》，正式拉開了當地醫療體制改革的序幕。依照這一政策檔案的規定，所謂“全民免費醫療”制度自3月1日開始在神木縣正式實施。這一舉措當時沒有引起輿論的關注，直到兩個月後，在國家“新醫改方案”正式出台的大背景下，“神木模式”才橫空出世。5月17日，陝西《華商報》率先報導了神木縣的改革之舉，引起媒體的轟動，繼而引起醫療改革政策研究者的關注，最後還引起了中央和地方醫改政策決策者的注意。
“神木模式”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轟動甚至爭議，其原因無外乎以下兩點：
第一，“全民免費醫療”的說法觸動了許多人敏感的神經，而敏感的點卻大相逕庭。
一種是對“神木模式”的可持續性持懷疑態度。無論在公共政策研究者中，還是在專業媒體評論者中，很多人對於各種各樣的“免費”制度持相當謹慎的懷疑態度，擔心免費提供的物品和服務會遭到受益者的濫用，最終會陷入財政的無底洞。 西方福利國家的經驗教訓以及中國公費醫療體制的弊端，容易強化這一懷疑立場。實際上，在建設福利國家的進程中，如何應對來自需方的道德風險，是全球性社會事業發展所面臨的一個共同挑戰，而應對這一挑戰的簡單之道就是引入一定的自付；換言之，不能實行百分之百的免費。就醫療保障體制而言，即便在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大多要么引入更高的自付率，要么設法引入其他的制度安排，例如守門人制度、付費者與服務提供者分開、新醫療服務項目和藥品的準入等等。
第二，陝西是欠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的政府投巨資搞“全民免費醫療”，著實讓人興奮。神木縣地處西北，但卻是富庶之地，其經濟規模在全國百強縣中排名第44位，而且人口規模相對較小。
通過實地考察，我們發現，神木縣的確在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上走出了一條新路。然而，這條新路的特徵並非所謂“全民免費醫療”，而是由三大制度安排所組成：其一，建立了一種保障水平較高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其二，醫保機構代表所有參保者向各種醫療機構購買醫藥服務；其三，形成了民營醫療機構占據多數的多元化醫療服務市場格局。
“神木模式”其實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走向全民醫保，政府在醫療籌資中扮演積極而有效的角色；公立醫療保險代表參保者的利益向各類醫療機構購買醫藥服務；醫療服務體系走向市場競爭，其中政府以購買者（通過醫保機構）、監管者和推動者的角色參與到醫療服務的市場之中。
神木縣這三大制度安排構成了“神木模式”制度結構的整體。忽視其中任何一部分就如同盲人摸象。倘若將“神木模式”刻劃為“全民免費醫療”，並且進一步視之為計畫經濟時代公費醫療體制的全民化，更具有誤導性和危險性。在新醫改的大背景下，神木醫改的制度模式並不是“全民免費醫療”而是“全民醫療保險”。
建立覆蓋城鄉民眾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是國家“新醫改方案”提出的改革目標之一。從理論的角度來看，全民醫療保險中的“全民”不應限於戶籍人口，而應擴及所有居民；從實踐的角度來看，中國很多地方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覆蓋面已經從戶籍人口擴及常住居民了，尤其是覆蓋了在當地工作的外來務工人員。因此，無論就“全民”與否，還是在醫保的城鄉一體化上，“神木模式”並沒有任何神奇之處。
“神木模式”之“神奇”，在於大大提高了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籌資水平和保障水平。實質上，“神木模式”意味著“公共財政補需方”原則的大力落實，城鄉居民醫保的籌資水平隨之大幅度提高，城鄉居民醫保的支付水平大幅度提高，最終所有參保者看病治病時的自付比重較低。神木縣在2009年安排了1.5億元的財政預算，占其當年財政支出的5.2%，用於“全民免費醫療”。其給付範圍包括三部分：其一是普通門診，每一個參保居民獲得一個個人賬戶，每人每年獲得100元的門診補貼；其二是慢性病年度限額報銷，2009年規定了23種，到2010年增多為36種；其三是其給付結構的核心部分，即住院費用報銷。
神木模式的核心是政府高補貼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並通過改善醫保給付結構，顯著提高了占神木戶籍人口中絕大多數城鄉參保居民住院費用的實際補償率。從2009年3月開始到2010年8月，神木縣患者在縣內住院費用的實際補償率由最初的不足72%穩步上升到86%上下。作為一種保障水平適當而充分的全民醫保制度，神木的“全民免費醫療”滿足了參保者大病治療的基本需要。這是“神木模式”最顯著的效果，也是其最讓人稱道的地方。
從制度比較的角度來看，“全民免費醫療模式”與“全民醫療保險模式”是國際最為通行的兩大醫療保障制度。兩大模式的主要區別在於籌資機制的不同：全民免費醫療的籌資主要來源於一般稅收，而全民醫療保險則來源於專項稅收（或繳費）。無論是納稅還是繳費，老百姓的關注點主要在於看病治病時自付比重的高低。如果自付比重很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計，那么在日常用語中，人們不免會使用“免費醫療”的字眼。
“神木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在公共財政大力落實了“補需方”的原則之後，神木的醫保機構推進了醫保供方付費方式的改革。神木醫保付費改革主要針對住院服務，基本上採用按服務人次付費，輔之以少量的單病種付費。
需要指出的是，神木的醫保付費改革還有很多不盡令人滿意之處，在改革的實踐中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市場化的購買機制與醫藥價格的行政管制相衝突：由於醫療服務和藥品價格的現行行政定價方式與按項目付費相適應，因此醫療服務的人力成本在其他新醫保付費模式無法得到適當的體現，從而極大地挫傷醫療機構接受新付費方法的積極性；醫保機構對醫藥服務的購買行為出現了行政化趨勢，即依靠形形色色的行政檢查來推進新付費機制，而對服務購買的契約管理極為薄弱；談判機制的非制度化：醫保機構與醫療機構相互扯皮，新醫保付費方式的標準制定也缺乏公開透明性；付費方式選擇的重複博弈：儘管各地採用了不少新付費方法，但依然用按項目付費的方式來結算，於是新付費方式向舊結算辦法回歸了，按項目付費依然發揮主導作用，付費改革的效果不明顯。
因此，“神木模式”中還有一個最值得關注和借鑑的特點，也是為絕大多數評論者所忽略的特點，即當地醫療服務體系的充分市場競爭的格局。神木縣已經形成了以民營醫療機構為主體、市場機制為主導的醫療服務市場，這為當地全民醫保制度的建立和正常運轉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推行全民醫療保險制度之際，歷史機緣巧合，神木已經形成了一個以民營為主體、市場機制為主導的醫療服務市場。醫保機構作為第三方購買者，沒有自己的“兒子”需要照顧和袒護，可以放手行使第三方購買者職能，同樣的質量挑選費用最低的醫院、同樣的費用挑選相對來說質量最好的醫院。
神木模式最值得其他地區借鑑的，主要不是“免費醫療”，而是神木的醫療服務體系已經實現了“管辦分開”，醫療服務供給已經基本實現了民營化、市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