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定標,男,漢族,溫州人,炒房團的帶頭大哥,樓市狙擊者的領導人,是溫州市工商聯、溫州市總商會經濟服務中心主任.
金融危機下，溫州樓市狙擊者們開始在祁定標的帶領下頻頻出動。
“忙，真忙。”幾經幸苦約見到祁定標後他說的第一句話，彼時，他正帶領著98人的溫州理財團在重慶抄底樓市，中午端著便當和理財團團員們一起在售樓部看沙盤。多年來，祁定標帶領著一支成千上萬的溫州鄉親組成的炒房軍團，從各個城市浩浩蕩蕩地呼嘯而過。所過之處，樓市譁然，正如此次重慶樓市的反應。
2009年3月1日，在重慶的一座售樓部大廳的角落裡，祁定標和記者談論起攪翻半箇中國的溫州炒房團話題，他的身後，近百個正看盤的溫州炒房客成為最熱鬧喧囂的布景。
祁定標的身份是溫州市工商聯、溫州市總商會經濟服務中心主任，溫州炒房團頻頻出擊各大城市的背後，總有著他的身影。
2009年1月溫州炒房團的上海之行、3月的重慶之行、上半年將有的大連之行，其組織者都是同一個人：祁定標。
從商會領導到炒房團掌門
採訪中的祁定標為人低調，但自信的氣質流露於談話中，說話語速不快，但平穩而富有感染力。對於記者提出的問題，他幾乎不用多少思考的時間，就可以條理清楚、邏輯清晰地道來。
“溫州炒房團，隨著其炒房歷史，‘掌門人’經歷了從地方媒體過渡到商會的過程”。祁定標回憶稱，前4年主要由溫州當地媒體負責組織，後6年主要由溫州商會組織。
1999年，溫州人最初在當地買房子，彼時，溫州當地的平均房價僅4000元/平方米，10年後，當溫州人來到另一個平均房價4000元的城市重慶時，炒房團的命運似乎寓意著風生水起的新一輪輪迴。
當年，溫州民間資本開始陸續對外出擊：2001年8月3日，溫州晚報牽頭組織的第一個購房團驅車奔赴上海，第二批、第三批迅即尾隨而來，此後，溫州晚報與另外兩家報社——溫州商報與溫州都市報紛紛推出的購房團猶如旋風席捲全國。
2004年開始，溫州炒房團在外的“攻城略地”初嘗敗績，在外名聲毀譽參半，更多的組織炒房團的權利開始從媒體過渡到商會。
“商會組織的，更容易在企業老闆中一呼百應。”祁定標稱。從此，他的角色定位，開始從帶隊出外考察投資項目，變成主要帶炒房團出外考察購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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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帶領10餘支隊伍出擊
最近，祁定標的手提電話成了熱線，因為1天24小時中，它幾乎有近10個小時不停地閃爍著，金融危機下，各地要求他帶炒房團去考察的電話絡繹不絕。“每天起碼能接到50個”，每年他有一半的時間在外地，最多的1年，帶領了10多支炒房團奔赴外地考察樓市。
在前幾年經濟大熱時，祁定標帶領的炒房團常常主動出擊，自掏腰包四處征戰各個城市。金融危機下，溫州炒房團手中拎著大袋鈔票，動輒買下整層、整棟樓的豪氣時代，現在已一去不返。祁定標在溫州商會，更多是“守株待兔”：接到考察邀請，分析當地市場，和當地的組織者談條件，例如承包炒房團來回旅費，發函邀請商會下屬會員，參與人員組織好後，核實參與會員的可支配資金，一支炒房團便成立，成員則多數是商會的會員。
退休後再和樓市“戀愛”
10餘年的溫州商會任職，使祁定標對溫州發展脈象有著極精透的認知。
事實上，在溫州躍入中國改革舞台的20多年裡，溫州人從來是讓經濟學家們大跌眼鏡的。“為什麼是溫州人能從炒樓里掘出第一桶金？因為他們骨子裡的掙錢意識。”祁定標告訴記者，溫州人之間，互相比富風氣濃厚。兩家鄰居之間，總是攀比著誰的車更好，你買了馬六，我一定要買輛奧迪；你買了奧迪，沒準第二天鄰居立即換成了寶馬；你買了寶馬，我一定得換輛賓士。“祁定標認為，無論是最初的做小商品還是炒房，溫州人‘膽大妄為’帶來的財富是比出來的”。
帶領6年炒房團，見證了10年的地產財富遊戲，長期的市場錘鍊已使祁定標具有相當敏銳的市場嗅覺和很好的判斷力，但其心態卻十分平和。
“我現在相當於樓市和炒房團員的‘紅娘’，‘做媒’不能把媒人也做進去，等我退休了，我也去和樓市‘戀愛’一把。”他笑著告訴記者。
買房如同買白菜
溫州民間遊資或超5000億
祁定標向記者回憶了10年炒房史中，溫州的最初的樓市“狙擊”路線，時至今日，這些炒房路線仍舊能從網路上搜尋到，並被作為溫州人的一個個經典“戰役”記錄在案。
溫州-上海-杭州-無錫、常州、福州-蘇南-廣州-廈門-北京、天津，2~3年間，溫州人挨個把上述城市轉了個遍。買房如同買白菜、神秘女子一出手就是900萬的私房錢、腰上掛滿來自全國各地的鑰匙……溫州人的炒房傳奇迅速被放大得街知巷聞。
究竟以炒房團為代表的溫州民間遊資有多少？祁定標稱，也許是3000億，也許是5000億甚至更多，“誰也不好說”。
他分析到，炒房隊伍的資金來源絕大多數都是個人的，少部分是借貸的，自己炒房誰也不會高利貸去做，要做也只能做短線的，正因為後續資金多，就不怕時間的長短；炒房團一般都是幾個朋友湊個股，合資吃進一批房子，包裝後出手；大家都比較精，銀行利息還是民間利息分得特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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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遇“不歡迎” 在福州遭“白眼”
“沒有城市可以拒絕10萬人1000億的誘惑。”祁定標稱。但這並不意味著溫州人到哪個城市都是座上賓。“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對溫州購房者的臉色是不同的，儘管溫州炒房者現在在許多地方依然風光無限，但遲早他們會離開那些地方。”祁定標說，“就像他們離開上海那樣。”
多年後，祁定標向記者回憶稱，“我們至少在3個城市遭遇了‘白眼’，一個是福州、一個是廣州，另一個是南京。”南京民間言論更是發出“不歡迎溫州炒房團”的聲音。原因在於溫州炒房團到過之後，房價往往出現了明顯上漲。在許多城市，房價的上升超出了當地人的購買力。福州政府後來出台政策：一個溫州人，僅限於用一個身份證購買一套房。
至於廣州，祁定標稱，廣州不適合炒房者，因為當地樓市已經較高，且炒樓之風頗淡。
“10年炒樓，我們九賺一虧”
溫州人在樓市也經歷了幾次風波：1999~2003年，溫州人在樓市風光無限。2004年，就在國家巨觀調控政策出籠前後，游離於溫州之外的大部分民間資金已經悄悄撤出了價格已經岌岌可危的房產樓市；2007年，資金重新入市，2008年，經歷慘敗撤退，2009年，再次入市。
四進兩出樓市間，樓市風波雖惡，卻無法阻擋這條利益鏈條上的造勢者們。
在媒體的視野里，溫州炒房團“敗走麥城”的例子比比皆是。經典的就有南京夫子池事件，彼時，溫州人有近1億元資金被套南京夫子廟大世界商貿城。此外，在2007年樓市高峰期間，溫州人在上海也經歷了慘敗。
“我們初嘗敗績，是在福建寧德市。”祁定標稱。2003年年底，當時溫州炒房團在寧德投資上億，端下整個批發市場的商鋪。開發商承諾稱，政府會下一個檔案，將附近的經營者統一歸納入該市場內，但最終承諾未能兌現，市場的價值由此也一落千丈，溫州人的投資無奈打了水漂。
溫州人買樓投資失敗，大多數情況都在於開發商的承諾無法兌現，等錢一付，事情就有變化，比如南京夫子池事件，祁定標稱。但10年炒樓，溫州人有虧有賺，賺的人數大約在90%以上。對於溫州人的炒樓盈虧，祁定標總結成九一開——九成賺，一成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