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臼集
這是一部明末清初的詩集。此集是刑■撰寫的。《石臼集》前集九卷，後集七卷，共十六卷。
刑■，字孟貞，一字石湖。因為他家距離石臼湖很近，所以他又號石臼，人稱他為刑石臼。高淳（今屬江蘇）人。生於萬曆十八年（公元1590年），死於清朝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其為人性格耿介，不貪慕榮華名利。一生不舉，卻以布衣之身傲世，但生活卻貧困不堪。
三十八歲之前，他象當時的其他文人一樣，固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想法，一心一意想走仕途之路。所以致力於科舉考試。但由於種種原因，屢次參加考試都以失敗告終。在經歷了多次挫折之後，他參透了名利的虛無，於是放棄了舉業，開始潛心研究詩歌。為增廣見聞，他還多次遊歷吳、越一帶。在遊學過程中，刑■廣交文友，並與當時的文壇上的名流，如陳子龍、夏允彝、施閏章、錢謙益等人相交融洽，他的詩歌作品也深受他們的欣賞。王士■雖然並不認識刑■，但對他的詩才也極為推崇，並在《漁洋詩話》與《池北偶談》中都提到：“新安吳兆非熊、程嘉燧孟陽二君之後，當以石湖刑■為第一人。”
由於欣賞刑■的為人與為文，所以王士■一直都很關心刑■的生活。當他知道刑■死後，他的妻子稚孫度日困苦，就授意他在高浮做縣令的同鄉李某為稚孫購買田產，保其衣食無憂。陳田在《明詩紀事》中也稱讚刑■：“孟貞論詩，謂漢魏不可為，唐人惟不為漢魏，故能臻於極。孟貞五言取經唐人，而時涉柴桑藩籬，以幽秀淡宕為宗，得諸、韋之自然，兼韓、孟之刻厲。明季布衣，刑■第一，洵為確論。”短短數句點明了刑■詩作的特徵，也清楚地表明了對他詩才的讚美。
《石臼集》是在刑■去世以後才編撰刊行的。刊刻行世的時間，大約在順治年間。錢謙益、施閏章、顧夢遊等人為這部詩別集分別撰寫了序文。乾隆初年，再一次刊行的時候，沈德潛又為其撰寫了序文。
因為刑■去世後，施閏章曾經將他的遺作進行了收集整理與編定，所以這部《石臼集》或許就是施閏章編輯的。因為刑■曾居住在石臼湖旁，他本人又號為石臼，所以將他的詩集命名為《石臼集》。
《石臼集》前集九卷所編的詩歌是刑■作於明朝之詩，後集七卷編的是他作於清朝的詩歌。前後集都是按體分卷的。前集中的作品包括樂府、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絕、七絕各一卷，共收詩作一千四百三十三首；後集收詩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五絕、七絕各一卷，與前集相比，少了樂府、七言排律二卷，總共八百九十八首。
《石臼集》初刻於順治年間，後來在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又分別刊刻行世。乾隆年間的刊本，前面有宋犖和沈德潛的序言以及錢謙益、顧夢遊、施閏章的原序，在集子末尾還有刑■的族孫刑恭在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51年）所作的《石臼集後序》。
人說“亂世出英雄”，其實“亂世亦出才子”。紛亂動盪的社會現實是最易激起人的不安定感，也最易觸動人的心靈。對於那些本就身具文采靈性的詩人來說，凝聚於他們心中的感慨與激情就更為豐富了。
刑■生在明清交際的亂世，是他的不幸，生活不安，故國覆滅；又是他的大不幸，感時傷事，發而為詩。
由於刑■終身沒有中舉，出任仕途，因此他以“布衣”的身份，生活狀況非常接近平民百姓，因而他對於民生疾苦，戰亂帶來的流離失所，都有著切身的體驗。這些痛關膚發的生活經驗促使刑■創作了大量念亂傷離、反映黑暗現實的詩篇。這部分詩歌帶著刑■的怒氣與怨氣，因此其風格就顯得淒清悲壯。其中有控訴清兵殘暴的，如《廣陵行》：“客言度江來，昨出廣陵城。廣陵西行十里，猶聽城中人哭聲。去年北兵始南下，黃河以南無斗者。泗上諸侯卷旆旌，滿洲將軍誇大馬。馬頭滾滾向揚州，史相堂堂坐敵樓。外援四絕誓死守，十日城破非人謀。揚州白日聞鬼嘯，前年半死翻山鷂。此番流血又成川，殺戮不分老與少。城中流血迸城外，十家不得一家在。到此蕭條人轉稀，家家骨肉都狼狽。亂骨紛紛棄草根，黃雲白日晝俱昏。仿佛精靈來此日，椒漿慟哭更招魂。魂魄茫茫復何有？尚有生人來酬酒。九州不肯罷干戈，生人生人將奈何！”率直的語言，描繪出的卻是一個充斥著鮮血、哭聲、哀嚎、白骨、廢墟的畫面，畫面中有生命被殘害、有家園被摧毀，有詩人的痛惜，更有作者的憤怒。痛惜無辜的百姓死於戰火，痛惜善良的居民遠離故所，痛惜美麗的家園變成廢墟。痛惜安樂的生活被毀於殺戮。種種痛惜綜於一處是強烈的憤怒，憤怒於清兵屠戮揚州的暴行，憤怒於百姓、家園令人觸目驚心的慘狀：“此番流血又成川，殺戮不分老與少。城中流血迸城外，十家不得一家在。”血流成河，生靈塗炭。
《捉船行》則是令人悲憤地敘說了一個清官吏隨意抓人捉船去運送清兵的慘劇：一個蒼老憔悴的老船民為躲避戰亂，帶著兩個兒子背井離鄉來到異地，以為人運送貨物來維持生存。有一次，當他的兩個兒子駕船航行，途經長江流域時，被清軍胡亂捉走，到黃河去運送往來的清兵，從此杳無音信，不知生死。只留下老船夫一人再無法承接運貨的生意，無以為生，他只好重返家鄉，拖著老邁的身軀僱傭在別人的船上來維持生活。本以為自己可以就此“安度”晚年，沒想到五月間去淮南運送商貨的時候，在長江上，又連人帶船被捉去運送準備前往遼東的清軍。詩中以老船夫父子兩代人相同的命運來指斥清兵不顧百姓生死，胡亂捉船拉夫，給這些靠船為生的人們帶來了多大的不幸，這分明也是對清兵的血淚控訴。除這些控訴清兵暴行的詩外，還有再現人民苦難現實生活的，如《水次見飢人》描寫了戰亂之中人民忍飢挨餓、朝不保夕的淒涼處境，刑■以《田圃》、《閔雨》、《憂旱》為題目一寫再寫的詩作也同樣表現了這一主題。
刑■的詩主要學習杜甫的深沉豪邁，同時又吸收了韋應物、柳宗元、孟郊、賈島諸家之所長，從而形成了一種悽惻悲壯、清逸古淡的獨特風格。這一詩風在《石臼集》中，更充分地表現在許多悼念民族志士，抒發亡國之痛的詩篇上，如《哭吳次尾》、《哭麻孟璇》、《故宮燕》、《和祖心游城南訪方正學先生詞》等。
《哭吳次尾》一詩以悲歌當哭：“九死聊將一羽輕，齊山真共首陽名。乾坤此日猶長夜，枉使夷齊號劣生。”極力讚頌了友人吳次尾不屈節事情的英雄氣概。作於清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的《故宮燕》一詩中，行文的筆觸處處點染出對興亡的慨嘆；“君不見故宮燕，春雨秋風幾迴轉。宮中風雨長蓬蒿，飛入宮牆繞虛殿。穿簾度閣羽差池，盡日呢喃人未知。柳綠乍銜千尺絮，花開仍拂萬年枝。玉階寂寞罘■冷，畫棟差池春燕影。歲歲營巢竟不成，春來秋去誰曾省。可憐此度秋風早，整頓毛衣猶自好。裴徊欲別未央宮，萬戶千門忽如掃。鍾■何年去洛陽，仙人辭漢淚成行。最苦西飛雙燕子，回頭不見舊宮牆。”刑■以燕子為喻而比擬原屬大明的臣民，燕子秋飛尚不捨舊時殿堂，眷戀不已，更何況那感情充沛的人呢？生己養己的故土又怎么如此輕易的就忘懷了呢？
西飛的雙燕再苦，也只是飛行中再回首時望不見了舊時的宮牆；而故國覆滅的人們呢？卻是再如何也無法再見故朝繁盛之貌了。故土故國，有時就象母親，有時覺得溫暖卻也並不特別，然而一旦失去就會切實體味到錐心刺骨之苦。故宮燕子戀故宮，明朝遺老懷明朝。不同的物類卻有相同的感懷，而人卻又沒有燕子的自由。燕子可以“裴徊未央宮”明確地表現出自己的不捨，然而故園淪喪的人們卻只能在當權的重壓下，默默品味著對故國的懷念與亡國的辛酸。詩人在詩中賦予燕子以傷感之情，分明是在抒發鬱積在胸中的感慨。
除這些緬懷故國的詩作外，五古如《九江城樓晚眺》、《溪行屢經與之友胡印度別處，興哀賦比》，五律如《大勝關看落日》、《懷於皇》等也都是充分表現了刑■“幽秀淡宕、悽惻悲壯”詩風的佳作。
《石臼集》前集九卷中的詩歌是血淚與怒火交融、痛惜與憤怒相織的結果，而後集七卷中的作品就是感嘆興亡，嗟嘆故國的結晶。
無論是憤怒的控訴，還是哀婉的眷戀，這種種親明疏清的思緒表現，都是不能為清朝統治者所容忍的。
仔細探究《石臼集》被禁原因大約有兩個：一是詩集中表現了過於濃烈的，對明王朝的懷念以及對入關清兵暴行的不滿。正如陸錫熊在《進銷毀違礙書籍札子》中講到：“其自身入國朝，為食毛踐士之人，而敢逞弄筆端，意含憤激者，尤天理所不容。自當凜遵訓諭，務令淨絕根株，不得使有隻字流傳。”食君之祿卻敢違君之願，自當不容於當朝。如此絕決，《石臼集》顯然沒有任何存留之地了。
另一個原因是《石臼集》卷首錄有錢謙益所撰寫的序文。因為與清高宗（即乾隆）所惡厭之人錢謙益有關聯，就必然要遭到被毀的命運。乾隆年間，凡是與錢謙益有聯繫的一切文字，都被列入必毀之目。陸錫熊的《進銷毀違礙書籍札子》中有這樣一段話：“又若錢謙益、屈大均、呂留良等，誕悖已極。其言之散見他部者，固斷不容稍有存留。”僅此一條之限，《石臼集》也必被列入抽毀之目，逃脫不了被禁的命運。可嘆，如此一部融諸家之所長，清逸古雅、壯烈悲婉的詩集就在清廷文字獄的熊熊“烈焰”下，化為了灰燼。
所幸，今尚存康熙末年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