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石濂，畫僧，江蘇吳縣人，善畫。
人物生平
石濂為大汕和尚之號，字廠翁，號石濂，一作石蓮，原俗姓徐，明遺民。明崇禎六年（1633）生，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籍貫江蘇吳縣（一說是江西九江）。清初曾與他交往甚密的大詩人王士禎（一作士禛，字貽士，號漁洋山人）在其《分甘余話》中對此也莫辨真偽：“自言江南人，或雲池州，或雲蘇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看來，只有曾與大汕同行去過越南的摯友曾燦（字青藜，江西人，工詩詞古文，“易堂九子”之一）所說最為可信，他為大汕的詩集《離六堂集》作序說：“和尚為吾鄉（江西）九江人”。大汕早年情況僅知“幼而警敏，善畫仕女。作詩有佳句，有故出家，蹤跡詭秘。”（見潘來：《救狂砭語》）
歷代畫僧中，大汕可謂一位名噪一時的和尚。然而，有關評價他的一些資料，卻是褒貶並存，褒之者認為他極可能是位反清復明志士（見庵：《大汕其人其像》）；貶之者認為“他本是一個混跡法門，追逐名利的投機家”（見中華書局1987年版《海外紀事》前言，餘思黎撰）。
大約中年以後，大汕來到廣州，自稱覺浪和尚（名道盛）法嗣。覺浪和尚是當時佛教曹洞宗在今南京一帶的名僧。廣東著名學者屈大均曾從他學過佛。憑藉這關係，加上大汕詩畫兼擅的才能，很快便與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等嶺南名士結交。又憑他善於製造古玩家具，工繪花鳥人物，得以投靠平南王府尚之信門下，以學問僧身份出入廣州的官紳、士人中間。在尚藩勢力支持下，不久就當上了廣州城西長壽寺（今廣州市長壽路附近，故址已毀）住持。於是大汕交遊日益廣闊，連省外名流吳梅村、陳其年、高士奇、宋牧仲、萬紅友、田綸霞、王士禎等都與之交往，聲勢日盛。
康熙三十四年（1695）
安南（越南）阮福周政權遣使來廣州，請大汕前往順化主持佛事。於是，他不顧渡海之艱險遠赴安南。在順化，大汕被尊封為“國師”，授戒傳法，曾一次就授戒1400多人。他所傳揚的並不限於禪宗佛學，“大而綱常倫紀，小而事物精粗，莫不條分縷析，理明詞暢……其為禪益政治實多”（阮福周《海外紀事序》）。實際上大汕所講是佛道儒三教的雜糅，以適應阮氏政權的政治需要。不過客觀上也起到“以中國之紀綱，變殊方之習俗”（毛端士《海外紀事序》）、傳播中國文化的作用。
第二年秋，大汕攜大量獲賜贈的珍寶財物回到廣州。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刊印出《海外紀事》六卷，內容是他在安南期間撰錄的筆記、詩文，為後世留下了一部17世紀越南中部地理歷史、風俗人情及海上交通等珍貴而生動的史料。大汕此舉，也是中越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要事。
大汕回廣州後
用所得的財寶修建廣州長壽寺、白雲山麓彌勒寺、清遠峽山寺，並擴建澳門普濟禪院。按長壽寺本來創建於明萬曆年間，至康熙初已廢。大汕善於園林布置，經他復興的長壽寺，“文木為梁，英石為壁，曲房奧室，備極精工”（張渠《粵東聞見錄》），具池沼、園林、宮室之勝。王漁洋在《廣州遊覽小志》曾贊其“營造有巧思”，且親書楹聯“紅樓映海三更日，石澗通江兩度潮”贈給大汕。又在其《分甘余話》筆記中，以“奇石”為題專門記載了長壽寺離六堂側池上的一株奇石：“雲產七星岩，其色黃如蒸粟，瑩潤如蜜蠟、琥珀……高可三四尺，真奇物也。”此外，大汕還善營造家具器皿，“以紫檀、花梨、點銅、佳石”做家具器皿，“多巧思佳構”（《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俞劍華編著），時常贈送各方名流，備受讚賞。
成就及榮譽
大汕“能詩善畫”，他自重修長壽寺後，王漁洋、潘次耕（擅音韻、詩文及史學，撰有《遂初堂詩文集》及《別集》共三十九卷）、梁佩蘭、陳恭尹等士大夫，常在長壽寺設宴，為文酒之會。大汕著有詩集《離六堂集》12卷，還喜歡作竹枝詞。過去在香港舉辦的廣東名家書畫展覽會上，展出過他的《儂夢尋歡竹枝詞卷》12首，其中如：
儂夢尋歡路萬里，歡在江南亦夢儂；
歡夢來時儂夢去，歡儂依舊不相逢。
忍看花田歡燕，行人春日換春衣；
最憐昨夜花田月，如見夫君春燕歸。
（季子：《大汕和尚與王漁洋》）
他善繪畫，尤能畫肖像，曾為詩人陳維嵩畫肖像。可是王漁洋北歸後突然憎惡起大汕，在其《分甘余話》的“妖僧大汕”中說他“常以素女秘戲圖狀以媚諸貴人”，顯然含有歪曲詆毀成分。現廣州美術館藏有大汕的《墨竹圖》，寫竹迎風挺立，“墨色濃厚，用筆瀟灑利落”（見謝文勇：《廣東畫人錄》），很有才情韻致。他的畫友有石溪和尚等。此外，大汕還是一位版畫高手。據榆庵《大汕其人其像》一文，康熙年間大汕在自己的“懷古樓”刻印的《離六堂集》，卷首有大汕自己刻寫的插圖33幅，為反映其生平事跡的圖象，是畫筆極其工致、絕妙的版畫，每幅都有當時諸名家的題詩。
秘密反清復明的志士
個人其它信息
大汕早年的事跡是個謎，而當了和尚卻依然寫兒女情長的竹枝詞則屬奇怪。更奇的是，大汕並非是個剃度落髮的和尚，澳門普濟禪院裡祖師堂供奉著的大汕自畫像，是個披髮頭陀相，#庵在其《大汕其人其像》中認為，這和在石濤年譜里《石濤種松圖》中的頭陀相仿，是很有寓意的，“這就是不肯剃髮，不肯降清的意思”。
大汕交往雖廣，然而深交的摯友卻是像曾燦、石溪這樣的明代遺民。曾燦早年曾參加過反清活動，與大汕特別投契（當然大汕本身也是明遺民），大汕赴安南是與曾燦一起去的。《離六堂集》的《序》也是由曾燦作的，“……大汕常與之談當世之務，娓娓不倦，蓋其天文、地理、兵法、象數，以及書畫、諸子百家之技，無不貫通其源委。……今和尚之為人，豈與枯寂浮屠同日而語乎，抑有托而逃者耶？當其狂歌裂眥，淋漓下筆之時，懷抱淵源，空今曠古，此其志豈小哉！然和尚之善藏妙用者，又未知涯矣”，“余（曾燦）浪遊三十年，欲陰求天下之奇士……而有奇士如和尚者，神龍莫測矣”。聯繫曾燦序文開首“往余與無可大師游，得參天界浪杖人（名道盛，字覺浪，大汕所從的法師），聽其緒論，無一不歸之忠孝，故其門下士，皆文章節義魁奇磊落之人，或至有托而逃焉者。”可見大汕是個蘊蓄不凡的人，託身和尚僅是表面遁跡空門而已。#庵先生分析序文，開首以“忠孝”、“節義”立論，文末歸納為“善藏妙用”，有暗示乾“秘密工作”之意。
個人作品
《離六堂集》中有詩《自題寄友人》云：
滿林黃葉一溪寒，白日青山臥懶殘。
但恐雲深人不見，聊將住處寫君看。
曲折地反映了明亡後他的蒼涼心境，和不甘清廷統治下的屈居現實，只好隱退空門。這與八大山人、石濤等遺民僧人大致相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民族氣節。
另外
看過《離六堂集》藏本的#庵先生認為，卷首的33幅自畫的版畫中，第三十一圖為“制器”，看圖意是制鐵器，大汕既然知兵法，必定是制兵器了，不過在當時環境下不敢說明罷了，其意思是可想而知的。
《海外紀事》刊行不久，潘耒（1645—1708）（字次耕，吳江人）即針對該書和大汕，羅織了“種種不法之事”，主要是說該書“少實多虛”、“有傷國體”、“有礙法門”；大汕行事則“飲酒食肉”、“窮奢極侈”、“目若無人”、“大言欺世”、“存心險毒，以傾人陷人為能事”。（見潘耒《救狂砭語》）後來突然憎惡起大汕的王漁洋也在《分甘余話》中詆毀他，稱之為“妖僧”，列其不法之處亦不過“常以素女秘戲圖狀以媚諸貴人，益#近之，於是無所忌憚”，“後聞其私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珠之屬，直且巨萬，連舶以歸，地方官亦無誰何之者”。看來也沒有重大發現。而大汕被捕，卻是按察使“許中丞（嗣興）獨惡之，輒逮治，詰其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路”。（見王漁洋《分甘余話》“妖僧大汕”）
關於大汕的罪狀從來沒有“謀反”一條，由此導引出《大汕和尚與王漁洋》一文的作者季子先生的推斷：“關於大汕在海外活動，以謀推翻滿清統治的證據，到現在已經沒法找得到，就是在當時，也未必能找到，即使可以找到，地方官吏也只有設法消滅，不是回護大汕，只是回護當時與大汕往還的一班名流。當時大汕的交遊，的確太廣闊了。”連屈大均在後來也公開指摘他竊取別人詩句、欺世盜名。總之，都有點“欲加之罪”的意思。可以理解，在當時“文字獄”那樣嚴酷的環境下，大汕的直接“罪狀”誰敢點破？相反，指責和誣毀大汕卻是一種恐受株連的自我保護措施吧。
社會評價
不過，還有一點是可以反證大汕是反清的，那就是大汕的《離六堂集》，在乾隆年間列入了《禁書總目》的《浙江省查辦應繳應毀書目》及《江蘇省奏繳咨禁書目》。加上《大汕其人其像》的作者#庵先生曾讀過這本稀有的詩集後，寫下“書里有懷念故明、反對滿清的詩句，自不待言”的結論，可以為我們認識大汕這位歷史人物提供有力佐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