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構成或話語實踐受制於“一組匿名的歷史規則”，這些規則“ 在某一時期的時空中通常是確定的，而且對與一定的社會、經濟、地理和語言領域來說，是陳述功能運作的條件”。在《詞與物》中， 福柯把這種規則系統稱為“知識型”，在《知識考古學》中更名為“歷史前提”或“檔案”。“歷史前提”不能看作是一種凌駕於話語實踐或話語事件之上的不變的非時間性結構。其本身就是歷史性的，而且與話語實踐相互依存，滲透在話語之中。“檔案”就是指一切話語的歷史累積。而考古學也因其任務是“剖析檔案”而得到正名。
知識型是一個時期所有知識生產、辯護、傳播與運用的標準，是那個時期所有知識分子的知識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為知識更新問題？即範疇、性質、結構、方法、制度及信念的本體。
知識的模型在 不同的歷史時期是有不同的變化的，那么這個變化的過程就稱為 知識轉型。所謂只是轉型就是 知識型的轉變，就是知識的範式、知識的形態或知識整體的轉變或者被顛覆。 原有的知識型出現了問題，新的 知識型逐漸出現和 替代原有知識型的過程，這個知識型的轉變意味著原來 被認為不是知識的東西現在可能獲得了知識的合法地位，所以人類歷史上有很多的經驗，在前一段時間裡被 認為是邪惡的、是謬誤，過一段時間它們就稱為合法的知識，這主要是由於知識轉型的結果。
歷史上大概有四種知識型：一種叫原始知識型，一種叫古代知識型，一種叫現代知識型，一種叫 後現代知識型。四個知識型里出現了三次大的知識轉型，即由原始知識型轉變為古代知識型，由古代知識型轉變為現代知識型， 由現代知識型轉變為後現代知識型。
古希臘有位哲學家叫蘇格拉底，後來被判了死刑，為什麼會判死刑呢？原因就在於，他的認識論是古代知識型， 他質疑了古希臘社會的知識型，蘇格拉底整個的對話不是為了張揚深的意志，而是要樹立邏輯的權威。你問什麼是正義的，神會告訴你什麼是正義的，那么如此這般就是正義的嗎？通過不斷地透過理性的分析， 最後人們覺得神說得是不可靠的，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神說的不可靠，神是當時作為他們希臘國邦的制度基礎，那么這個基礎是什麼呢？理性的東西是基礎。所以判他死刑的時候，就說他 腐化青年，蘇格拉底也自我辯護，他說我從來也沒教他們什麼，但蘇格拉底教了他們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思對於神話的信仰來說是致命的，所以他的確是顛覆了當時希臘的社會基礎。
《 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於1966年，它主要的論點在於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套 異於前期的知識形構規則（福柯稱之為認識型（épistémè）），而現代知識型的特徵則是以“人”做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並非 先驗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識型形塑的結果，那么它也就會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
這裡的“知識型”概念主要借自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他認為在特定知識的下面或背後，存在著一種更加寬廣、更為基本的知識關聯繫統，這就是“知識型”（episteme，或譯“認識閾”）。他指出：“認識閾（即知識型——引者）是指能夠在既定的時期把產生認識論形態、產生科學、也許還有形式化系統的話語實踐聯繫起來的關係的整體；是指在每一個話語形成中，向認識論化、科學性、形式化的過渡所處位置和進行這些過渡所依據的方式；指這些能夠吻合、能夠相互從屬或者在時間中拉開距離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夠存在於屬於鄰近的但卻不同的話語實踐的認識論形態或者科學之間的雙邊關聯。”②換言之，“認識閾”是“當我們在話語的規律性的層次上分析科學時，能在某一既定時代的各種科學之間發現的關係的整體”③。由此看，“知識型”是特定時代知識系統所賴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話語關聯總體，正是這種關聯總體為特定知識系統的產生提供背景、動因、框架或標準。 不妨把“知識型”概念同庫恩（Thomas S.Kuhn）的“範式”（paradigm）理論加以比較。“範式”在庫恩那裡被賦予兩種含義：一種是在“綜合”意義上指“一個科學集體所共有的全部規定”，另一種是在次級意義上指其中被“抽出來”的“特別重要的規定”。④從總體上說，“範式”是指“一個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東西”。“反過來說，也正由於他們掌握了共有的範式才組成了這個科學共同體，儘管這些成員在其他方面並無任何共同之處。”⑤在他看來，自然科學的“革命”往往不是來自局部的漸進的演變過程，而是由這種“範式”的轉換引發的整體轉變。如果說，福柯的“知識型”概念突出特定知識系統得以構成的由眾多話語實踐系統及其關係組成的那種非個人的或無意識的關聯性根源的話，那么，庫恩的“範式”概念則相當於注重建立在上述“知識型”基礎上的特定知識系統與特定科學共同體成員的緊密聯繫。不妨說，“知識型”相當於特定時代的具有話語生產能力的基本話語關聯總體，而“範式”則相當於建立在它之上的有助於特定話語系統產生的話語系統模型。打個比方說，“知識型”好比綿延廣闊的高原，“範式”則宛如高原上隆起的一座座高地或高峰。以具體的文論狀況為例，“知識型”是指或明或暗地支配整個長時段的種種文論流派的更基本的知識系統總體，“範式”則是指受到其支配的具體文論流派或思潮。如果把20世紀初以來以語言和語言學為中心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主流稱為“知識型”，那么在它的總體氛圍薰陶下成長的俄國形式主義文論、英美“新批評”和結構主義文論等都可稱為“範式”。《從結構到解構——法國20世紀思想主潮》的作者多斯就把結構主義思潮稱做“結構主義範式”⑥。由此看，“知識型”所涉及的領域比“範式”更為寬闊而基本。“知識型”作為特定時代眾多知識系統所賴以構成的更基本的話語關聯總體，將決定知識系統的狀況及其演變，並且在特定知識共同體成員的知識創造與傳播活動中顯示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