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鋼糧

盧江良:我喜歡的作家很多,中國的已逝的有魯迅,活著的有餘華。 盧江良:文學是很難定義的,它所包含的太廣了。 我讀盧江良的小說的時候,是用著一個挑剔的美食者的眼光。

概述

創作簡歷

盧鋼糧,現名盧江良,男,1972年11月生於紹興,現居杭州。九三學社社員,國家一級作家。浙江省知聯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小說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編輯學會會員,杭州市作協全委會委員,九三學社杭州市文體委委員。21世紀新銳作家網站總編輯,21世紀少年作家網站總編輯。

發表作品

在《當代》《中國作家》《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等報刊發表、轉載作品,併入選《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中國最具閱讀價值短篇小說》《新世紀獲獎小說精品大系》《新世紀中國小說排行榜精選》等數十種權威選本。

文學獎項

第3屆全球網路原創文學作品大賽優秀短篇小說獎
首屆西湖文學獎優秀創作獎(一等獎)
2003-2005年度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
第7-9屆美國“PSI-新語絲”網路文學獎
2009-2010年度陽光文學獎
榮登中國小說學會“2004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
長篇小說《城市螞蟻》被列入“2005年度浙江省現實主義文學精品工程”
長篇小說《逃往天堂的孩子》被列入“2007年度杭州市重點簽約作品”
長篇小說《逃往天堂的孩子》被列入“2007年度浙江省現實主義文學精品工程”

改編影視

《在街上奔走喊冤》→《喊冤》
西安電視台白鴿都市頻道播映(2006.9.22)
狗小的腳踏車》→《狗小的腳踏車》
第十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展影(2007.6.23)
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播映(2007.11.3)
北京電子音像出版社出版(2011.6.1)
《誰打瘸了村支書家的狗》→《村長家的狗》
已轉讓影視改編權

個人著作

小說集《狗小的腳踏車》
花城出版社,2005年6月
散文集《最後一場馬戲》
遠方出版社,2005年8月
長篇小說《城市螞蟻
春風文藝出版社,2007年2月
小說集《送花的男孩
吉林出版集團,2010年4月
長篇小說《狗小的腳踏車》
北京少兒出版社,2011年6月
隨筆集《行走的寫作者
知識出版社,2011年10月
長篇小說《逃往天堂的孩子》
中國長安出版社,2012年5月

主編圖書

文學作品選《彩虹站在屋頂上》
花城出版社,2005年6月
文學作品選《青春正傳
新華出版社,2005年9月
文學作品選《我的燕姿時代》
新華出版社,2005年9月
文學作品選《且待槐花滿庭香
大眾文藝出版社,2008年8月
文學作品選《指間的陽光》
廣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
母親散文選《愛的清香在流瀉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創辦媒體

21世紀新銳作家網站
21世紀少年作家網站
《國家濕地》雙月刊
環球雅葵藝術網站
《環球雅葵藝術》雜誌
《中學語文報·預科版》

藝術成就

近年,以“憑著良知孤獨寫作,關注人性、關注命運、關注社會最底層”為基點,創作了一批獨具魅力的鄉土小說,在文壇引起了較好的反響,被著名文學評論家張檸譽為“當代中國鄉村的發現者”。系中國70後作家群代表性人物之一,當代中國最具批判性小說的實踐者。

媒體訪談

盧江良:千萬別輕信成名作家的忠告
許多餘:請問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上文學的?是因為家庭的薰陶嗎?還是因為別的?
盧江良:我從高三的時候開始喜歡上文學的。在此之前我看不慣村領導的貪贓枉法,經常向縣政府反映他們的醜惡行為。後來覺得這樣長期下去也不是辦法,加上很快高中畢業了,不知道自己能幹些什麼,覺得搞文學也許是一條出路,就由寫舉報信改成了寫小小說。但因為有著寫舉報信的那段經歷,所以我以後的作品裡總帶著批判的色彩。
許多餘:第一次發表文章是在什麼時候,那一刻心情如何?
盧江良:我第一次發表文章是在高三下半年。因為當時我寫了不少成年小小說,希望能在一些成人文學雜誌上發表,可偏偏發表出來的是一篇作文,而且在一張當地縣文聯辦的內部少兒文藝報上,所以談不上有多少喜悅可言,反而覺得有些不屑。
許多餘:你是如何走上文學道路的?你覺得在自己的生命中,誰對你的影響最大?
盧江良:我走上文學道路,可能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高中畢業後,考不上大學,找不到好的工作,想通過文學改變自己的命運;二、我覺得寫作,能讓自己向這個社會發言,贏得一個公民應有的尊嚴。在我自己的生命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父母。父親教會我耿直和堅強,母親教會我善良和勤勞。他們的身傳言教,永遠是我取之不盡的寶貴財富。
許多餘:你最不喜歡哪些作家?
盧江良:我最不喜歡那些沒有一部叫得響的作品,卻到處拋頭露面、拉幫結派、上竄下跳、奉承拍馬、自我炒作的冠著“作家”頭銜的文壇活動家。
許多餘:同代的作家中你最欣賞哪些?
盧江良:我欣賞的同代作家很多,凡憑著良知孤獨寫作的作家,都是我欣賞的對象。不過,這份名單有些長,我就不一一例舉了。
許多餘:你在學生時代,是怎么樣一個狀態?
盧江良:我在學生時代,是一個有些自閉的人,因為我的成績不是太出色,在學校里顯示不出優勢。而我當學生的那個年代,正好是“高分低能兒”吃香的年代。
許多餘:你認為中國當今的語文教育存在哪些問題?
盧江良:中國當今的語文教育不是在教學生獲取文化知識學會用自己的腦子去思考問題,而是在逼著學生如何死記硬背,如果去應對那些稀奇古怪的考題,所以當今的語文教育是非常失敗的,他們培養不出真正的人才,但能培訓出一大批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書呆子。
許多餘:你覺得自己這么多年來有哪些改變?
盧江良:應該說改變得很少,我是一個內心堅硬的人,如果沒碰到重大的事件,往往是很難改變的,只會朝著自己認定的方向勇往直前。
許多餘:這么多年來,你一直都堅持文學創作嗎?都取得了哪些自我感覺比較驕傲的成績?你覺得文學對於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盧江良:從高中畢業至今,我一直堅持文學創作,創作了一批獨具魅力的鄉土小說,在文壇引起了較好的反響,他們在《當代》《中國作家》《小說月報》等報刊發錶轉載過,也以拿版稅或稿費的形式出版過《狗小的腳踏車》《城市螞蟻》等多部作品,目前已有3篇小說被拍成了電影,其中《狗小的腳踏車》榮獲國家廣電總局電影頻道第八屆數字電影百合獎優秀兒童片獎等3項大獎。我覺得文學使我的人生更加具有意義。
許多餘:都說寫作是需要天賦的,你同意這樣的說法嗎?你覺得自己能有今天,是因為天賦,還是因為自己的勤奮?
盧江良:同意這樣的說法。把寫作比如成一輛機動車,沒有天賦等同於沒有油,光靠推著走,無論如何是開不遠的。我覺得自己能有今天,除了勤奮,更多的是因為上天賜給了我寫作的天賦。
許多餘:你比較喜歡中國的哪些作家?國外的呢?其中哪些作家對你的影響比較大?
盧江良:我喜歡的作家很多,中國的已逝的有魯迅,活著的有餘華。國外的就更多了,像卡夫卡、契訶夫、巴爾扎克、加繆、馬爾克斯、奈保爾等等。這些作家都對我的寫作起著一定的影響,但分不清誰影響大誰影響小。
許多餘:一般來說,一個寫作者在寫作的初期總會模仿一些人,你有過這樣的模仿階段嗎?但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最重要的是讓自己區別於其他人,這就是自己獨一無二的風格,你覺得自己現在已經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了嗎?是什麼時候形成的?你以後的寫作風格和寫作方向還會有變化嗎?
盧江良:我寫作的初期從事小小說創作的時候模仿過歐·亨利的小小說結尾。但停止寫小小說後也就停止了模仿,那個時候應該在2000年前後吧。後來我的寫作都用自己的思想在寫,所以在我的中短篇和長篇小說里,很難找出別的作家的印記,只能找到我自己的。在這個方面,可以這么說,我比其他作家好一些。至於以後的寫作風格和寫作方向會不會變?現在我很難確定,但能確定的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的基點永遠不會變。
許多餘:在你這么多年的寫作生涯當中,你是否遇到過一些什麼困難(內心的或者現實的)?你覺得能夠讓自己堅持文學夢想的最大動力和最充分的理由是什麼?
盧江良:在我寫作生涯中,我經常遇到困難,無論從內心的還是現實的都有。但我總說服自己走過去,因為我需要通過寫作使自己的人生更具意義。並且,我始終相信自己是能在文學的道路上堅持到最後的人。當然,這個“最後”並不是說,在我以後就沒寫作的人了。
許多餘:你覺得自己為什麼而寫?
盧江良:開始為愛好、為生計、為名聲而寫作,現在為內心、為尊嚴、為社會而寫作。
許多餘:你在寫作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為自己定下什麼計畫和目標?你覺得自己在10年之內是否可以超越心目中的偶像(假若你有偶像的話)?或者已經超越了。
盧江良:從事寫作十年之後,我就不定計畫和目標了,我覺得要成為一名優秀的作家,不是要超越其他偶像,他(她)最需要的是超越自己。當然,要超越自己是艱難的。但要想不斷地前進,必須突破這樣的困境。
許多餘:你給文學是如何定義的?你覺得文學是什麼?相對於科學或其它學科,你認為文學與它們相比有什麼獨特的地方?
盧江良:文學是很難定義的,它所包含的太廣了。我還不具備去定義它的能力。相對於科學和其他學科,我覺得文學是最貼近人類內心的。這是它的獨特之處。
許多餘:你是否已經做好了把自己的一生託付給文學的準備?
盧江良:從開始寫的時候就準備了。
許多餘:如果讓你給自己的下半生做一個預測,你將有一個什麼樣的預言?
盧江良:我從來不做虛幻的預測。路是要靠一步一步走出來的,不是預測得出來的。我只是一個寫作者,不是一名預言家。
許多餘:迄今為止,你最滿意的作品是那篇(部)?當時創作的時候有什麼背景?主要取材於真實的生活還是虛構?你在這部作品中寄託著怎樣的思想?
盧江良:我最不喜歡用“最滿意”這個詞,來衡量自己的作品。衡量自己的作品,我習慣於用“最具代表性”。我覺得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好幾部,像《在街上奔走喊冤》《誰打瘸了村支書家的狗?》《穿不過的馬路》等等。當時創作它們的時候,都沒有什麼特殊的背景。我的每部小說都是虛構的,但它們又是真實的。在這些作品中,寄託了我希望黑暗變得光明的美好願望。
許多餘:你在開始寫作的時候曾經遇到過哪些問題?你對一個剛剛開始的寫作者有什麼忠告?
盧江良:開始寫作的時候遇到的問題很多,語言的問題、結構的問題、邏輯性的問題,還有思想性的問題等等。包括現在,還是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你想寫作的時候不遇到問題,那只能停止寫作。針對剛剛開始的寫作者,我談不上要忠告他們什麼,只是建議他們不要輕信已成名的那些作家們的所謂的忠告。
許多餘:你如何看待“文學市場化”?
盧江良:“文學市場化”很正常,也是必須的,因為每位作家寫作不可能真的只寫給自己看,所以整天叫囂著只為自己一個人寫作的作家,要么是內心虛弱的自卑者,要么就是脫離現實的自大狂。寫作畢竟不是偷東西嘛。
許多餘:你覺得如今文學過度的商業化對於一位作家來說是否有一定的傷害?你自己在創作的時候是否遇到過出版商與與自己的協作初衷相違背的情況?你是如何處理這個矛盾的?
盧江良:文學過度商業化,對一位真正的作家而言,談不上傷害。因為真正的作家,很清楚自己要寫什麼,是否過度商業化都傷害不到他(她)。在我創作的時候,我從來不考慮出版商的意見。我只把自己想寫的作品寫出來,然後讓欣賞它的出版商去出版它。
許多餘:你評判一部作品“好”“壞”的標準是什麼?
盧江良:我評判一部作品“好”“壞”的標準,主要看這部作品是很無聊還是很有意義,很無聊就是“壞”作品,很有意義就是“好”作品。
許多餘:你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存在著哪些問題?如何才能讓這些問題得到一定的改善?
盧江良:中國當代文學存在的問題很多,有作者自身的,也有體制上的,整個文學環境不利於真正有影響力的作品出來。這些問題想得到改善,一方面要從體制上著手,另一方面作者自己要深刻反省。但這兩方面做起來都很難,特別是後者。
許多餘:中國的文學“諾貝爾”夢一直沒有實現,目前只有高行健一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他還不是中國國籍,許多漢學家說中國文學與西方及亞洲的日本、印度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你是否認同此種論斷?你覺得這種所謂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盧江良:我認同這種論斷。諾貝爾文學獎辦了一百多年了,始終影響巨大,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它確實已成了衡量作品優劣的世界性標桿。這一點不是任何人能否定得了的。我覺得這種差距主要表現在作家的觀念方面。這由體制和作者自身兩方面造成的。
許多餘:除了寫作,你平常都有一些什麼愛好?
盧江良:看電影、聽音樂、看書、散步、跟家人在一起。
許多餘:你目前的生活狀態如何?是靠寫作來養活自己還有另有職業?你覺得工作和寫作之間有衝突嗎?
盧江良:過著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不靠寫作來養活自己,寫作掙的錢只能讓我的生活更滋潤一些。我的職業是編輯。工作和寫作沒很大的衝突,因為都跟文字有關。
許多餘:談談你的家庭情況,包括父母、愛人等,你們之間是否有代溝呢?你認為作為一個作家,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得上是你理想的愛人?或者說合適的、稱職的伴侶。
盧江良:當你在生活中,不刻意把自己當成作家的時候,跟父母、愛人等之間的代溝就會小很多。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的愛人,只要她(他)不同樣是作家,就會顯得理想多了。
許多餘:你對80後的寫作情況了解多少?你覺得哪些80後作家最值得期待?你覺得80後還需要過多久才能挑起中國文學的“大梁”?
盧江良:我擔任過9年少年文學網站編輯,對80後的寫作情況應該說基本了解。至於80後作家哪些最值得期待,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作家這種東西是期待不好的,目前勢頭很好的,過了兩年可能寫不出東西來了;現在默默無聞的,半年後有可能橫空出世了。但我覺得80後要挑起中國文學的“大梁”,要等他們到了目前正在挑大樑的那批人的年紀。
許多餘:你對於“炒作”這個問題怎么看?
盧江良:適度的炒作是需要的,過分的炒作就很讓人作嘔,萬事都得有個“度”。
許多餘:你覺得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你在乎別人的評價嗎?
盧江良:我是外表普通內心獨特的人。對有建設性的評價我很在乎,對非建設性的評價一貫來當作耳邊風。
許多餘:你希望自己的讀者是哪些人?或者說,你寫作的目標人群是什麼?當你的一個鐵桿讀者遇到自己無法解決的困難向你求助的時候,你會怎么做?當你的一個鐵桿讀者對你說非你不嫁(或娶)的時候,你將如何對待他(她)?
盧江良:那些還在思考的人。當鐵桿讀者遇到困難向我求助,能幫盡力,幫不了只能愛莫能助。作家在靈魂上是導師,但在現實生活中,只是普通人。當一個鐵桿讀者對我說非我不嫁時,我先會取下頭上那個虛幻的“光環”,讓她看清楚我的“真面目”。
許多餘:你的寫作狀態什麼時候最好?接下來,你有哪些計畫?
盧江良:這個很難回答。寫作狀態跟身體和心理狀況相關,什麼時候好什麼時候差,很難確定。接下來,我準備寫完手頭正在寫的一部長篇小說《逃往天堂的孩子》(暫名),這是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也應該是我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從構思到現在已經3年多了,春節前,我必須把它完成。

作品評論

到黑暗裡去

——評盧江良小說集《狗小的腳踏車》
文/刑天丁

黑暗是真實的一種保護色,它保護著最真實的生活不會被我們那么容易地發現。
我們站在這個浮躁的社會和信仰的真空里,站在陽光一樣充溢的物質里,看到的黑暗只是黑暗,但從來沒有看到把黑暗當作保護色下的真實。這種真實是別樣的真實,讓人心痛的真實,讓文字變得無與倫比的沉重的真實。但這種真實離現代這個充滿調侃和淺閱讀的時代遠了,所以作家的筆便觸摸不到了——觸摸到也有意的繞開了,因為那是一個荊棘,會讓觸到的人痛。
而我聽到了一個人說著這樣的兩句話:一句是“我寫下這些作品的時候,更多地想到的是,在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裡,還存在著一些陰暗的角落,而我希望用自己的筆靠近去,將他們暴露在太陽底下,使黑暗從此變得光明”;另一句是“每一株荊棘的成長,實在比鮮花來得不易”。
這兩句話,先於盧江良的所有小說,已經像兩枚釘子深深摁進我的腦袋,哪怕流著血連著肉的疼痛,再想從記憶里把這兩枚釘子拔出來已經很困難了。
《聖經》上說:我的良人,站在人群中,像玫瑰立於荊棘間。這也是世人的視線,誰都知道玫瑰的美好,但也都忘記了在黑暗角落的荊棘——就是這些荊棘在用自己的全部生命來誓死捍衛著玫瑰脆弱的美麗,這些荊棘,默默的成長著,如那些草一樣的底層民眾艱難的生命。因為黑暗,掩蓋了太多這樣的真實。像世界上最疼痛的傷口一樣有質感的真實。
在這些黑暗裡,有最真實的欺壓、最真實的艱辛、最真實的苦難……這些角落裡,陽光從來都不光顧,鎂光燈和文學視線一掃而過,從來沒有留下什麼心靈的營養。許多知識分子在書房裡大叫著“人間情懷”的時候,唯盧江良不合時宜的低喝一聲:到黑暗中去!但沒有幾個人聽見,聽見的人也沒在意,在意的人也沒放在心上,放在心上的很少的幾個人才驀然發現:這才是內心震憾的聲音,因為是發自另一顆心靈的共振。
路遙曾經也發過這樣一聲低喝的,於是他有了震憾人心的《平凡世界》;所以當盧江良的小說給我帶來震憾的時候,我就沒有覺得太奇怪了。

他原是榕樹下原創文學網站的作者,而我是榕樹下社團的編輯,所以讓我倍感親切,如在他鄉遇見一個離散多年的兄長。
他的小說《在街上奔走喊冤》,深受余華、莫言、阿城、王安憶、余秋雨和池莉等名家的推崇,榮獲榕樹下網站舉辦的第三屆全球網路原創文學作品大賽短篇小說獎,可謂紅極一時,但怎么說也是一個異數,本身就是一個黑暗中的荊棘,生長中會遭遇更多的不易和曲折,因而被許多雜誌社因其尖銳而退稿。那些如出一轍的退稿措辭有驚人的相似:“大作寫得很好,但因其思想尖銳不適合在敝刊發表,……”
這很合現代市場操作的規律性,就像一個花店不能接受一叢荊棘的到來,哪怕荊棘中有朵最炫美的鮮花——因為如果讓顧客的手有一絲傷害,那么就很難再從那雙手中傳遞過來孔方兄了。
這是一個現實的社會,哪怕以犧牲真實為代價。
黑暗的真實,就像平靜中的沉默,正如魯迅所言: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許多真實就像時間的氣泡一樣,無聲碎裂了,只有很少的一點能像星火一樣點燃了,而這點星火也注定會成為那些仍在黑暗中的人們心中最溫暖的陽光,心中一條溫暖的河流,不再寒冷。但誰又能在黑暗中,用底層的黑暗中的真實默默寫作,來承受黑暗中的孤獨來敲打我們的靈魂、黑暗中的良心來折磨我們的內心、黑暗中的清苦來漂白我們的肉體、黑暗中的安靜像竹刀子一樣慢慢殺死我們的耐心……
盧江良是經過這樣的階段的,他的小說幾乎都寫得是這些黑暗中的真實吶喊和呼嚎,在那些沒有回聲的日子裡,他只有和自己的文字與良知為伴,而那些幾乎沒有什麼話語權的底層可憐人只能同情他,但他是不需要他們的同情的,因為他雖然站在黑暗中但心中卻有光明的嚮往的。
他說自己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關注人性、關注命運、關注社會最底層”,他的小說里也是這樣貫徹如一的,我想,哪怕到了最一無所有的時候,他還有最底層的關懷,而許多作家什麼都擁有的時候,卻唯獨丟失了對底層的興趣和熱情。

一部作品如果僅有到黑暗中去的勇氣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無論什麼文學作品,你能最終經過時間過濾而唯一留下不褪色的東西只能是:它留給後人什麼樣的心靈營養,真美或者真情,能夠永恆地營養著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如果沒有這種營養,即使作品可以紅極一時,但歷史的長河會告訴你無奈的訊息:它們已經被淹沒了,而有些曾經寂寞的文字卻沖刷一新長久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成為心靈的美餐。
我讀盧江良的小說的時候,是用著一個挑剔的美食者的眼光。
他小說里的故事很好讀,人物幾乎都是像剛從農村走出來的簡單樸實又帶著傻氣的最底層農民,情節動人而曲折,感情飽滿而又有節制地批判,不像有些作家現在的小說追求詩意的晦澀,味同嚼蠟得難懂。
曾經有個評論家很深入淺出地道出小說和詩歌的區別:小說就是把假的寫成像真的,而詩歌就是把真的寫得像假的。這當然是一種玩笑的說法,但也道出了小說對社會最重要是現實的關懷性。我想讀到的是:他的小說里關懷的又是底層人的什麼呢?又是那些官逼民、民反抗,經歷曲折達到最後皆大歡喜的調調,還是那種反映艱辛的生活真實的痛苦,像祥林嫂一樣的調調?在閱讀中我發現,他作為一個為底層說話的寫作者,注定有這些調調的,但難得的是他超越了這些調調。
比如他的小說《在街上奔走喊冤》,他講了一個去城市告狀喊冤的人到城市後的尷尬遭遇,先是找官,不得其門而入,再是在一個流浪漢的指導下,到城市街區去喊冤以期引起媒體的介入(也使做惡的村長嘗到了害怕的滋味,想方設法地想讓他回到農村不喊冤),最後喊冤的結果也是小說的結尾有帶著隱喻的意味深長的地方:主人公沒有繼續喊冤,而是因了城裡人的同情成了職業乞丐,在物質面前他忘記來城市的街頭的目的了。當村長看到街頭做乞丐的他後,放心的走了,他只是忘我地進入了角色,被生活強暴後扭曲生存的角色,漸漸在物質的麻痹下什麼都忘記了的角色。這種生活對最底層的人性施加的暴力,在另一篇小說《尋找逃入城市的弟弟》中有更好的體現,最後主人公在城市物質的麻痹下最終拋棄了親生的弟弟。還有兩篇《一座沒有賭徒的村莊》、《米大是一個賊》裡面講的是大多數人的暴力,這種暴力對人性更大程度上的扭曲。可以說,他小說的視角是深層次的、人性的、立體的人文關懷,這點是我最欣賞也值得我學習的方面。
如果文學作品少了美感和技巧性,那么無論如何有思想性和深層的關懷,魅力值也會大減的,這就像一個絕代佳人幽居在空谷的遺憾。盧江良的小說里,我也看到了這種美感和技巧,從而讓他文字中的這位絕代佳人呈現在我們審美的目光下。
他小說中的美是那種淡淡的詩意,而且不是玫瑰的美,更像法國作家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的美,黑暗中的美神,和黑暗本來是那么渾然一體的樣子,你不得不佩服他的精妙而貼切但又像蒙娜麗莎的笑一樣充滿神秘色彩。比如“為了樂天,麥子的地基重新變得遙遙無期,他的未婚妻也依然跟他僵持著,關係如一根繃緊的弦,隨時有斷裂的可能”、“自鄭東山進去以後,一直陰著張臉,恍如鄭東山強姦過他女兒”……這些充滿靈感的神來之筆常常令我們拍案叫絕,像在讀當代余華的小說一樣給人充滿智性的快樂和享受,當讀著“這種心思緊緊抓住了她,就像一隻鳥緊緊抓住一個樹枝”時,你懷疑在讀一首美感的現代詩,但又沒有詩歌繁複的意像帶來的審美疲勞。
他小說里的技巧性不是很強,很強則會流入純小說家小說——太像小說的東西反而不會是好小說,就像太聰明的人反而被聰明誤一樣的道理。他小說里的技巧只給他的小說帶來了意味深長的效果,這好像是繼承了博爾赫斯那偉大小說的隱喻。最突出的是那篇《一座沒有賭徒的村莊》,一個村莊所有人都是賭徒,一個外來打工多年的歸鄉者因不賭博竟遭受許多離奇對待的故事,這村莊本來便是一個誇張的隱喻,所有好看的故事都是在這個意味深長的隱喻下發生的。這不由讓我想起了博爾赫斯的《兩條交叉小徑的花園》那般精巧的隱喻來,妙趣橫生又意味深長,也許這才是真正經典小說中的經典吧。因為這些隱喻的思想指向,不是虛無,而是同樣的深刻而能給人無盡啟發的。

當然,盧江良的小說還有讓人遺憾的地方的,比如有時過於注重可讀性而追求構思的奇巧,但忽視了思想上的升華,常常只是揭示了底層的人思想深處的痼疾但沒有給出希望的紅藥方,也許是和像魯迅先生的阿Q精神一樣的思想指向吧:“指出思想的疾病,以期引起療救的注意。”
但現代已經有些小說家超越了這種思想指向,比如說鐵凝的那部中篇小說《永遠有多遠》,就是把思想指向從虛無帶回了生活本身的堅持和固守,而非魯迅先生那種反抗絕望的勇氣了:這種勇氣更多是為極少數性格堅硬和思想深刻的精英們準備的心靈營養品,而對於底層為生活暴力和物質暴力所緊緊壓迫的人而言,這種思想指向顯然有點高高在上了。
聽說他的短篇小說集《狗小的腳踏車》終於曲折地出版了,我像是在無盡的黑暗中發現一點光明的星火一樣驚喜而興奮,因為我看到了希望的方向和令人鼓舞的一個坐標,何況執著這星光的人還是從榕樹下走出去的兄長呢。
現在我看到的是,一個站在黑暗的真實里的盧江良,他在像一個戰士一樣用筆去接觸著黑暗以期把光明帶到這無底深淵一樣的黑暗,這其間需要的勇氣是長久而痛苦的——更可能是絕望的,有這樣勇氣的人在當今文壇不是太多了,而是少得可憐。
到黑暗中去,到黑暗中去!我也在兄長的文字中聽到了這樣一聲聲帶著焦灼而悲傷的呼喊,在黑暗中的底層人從心底發出幾乎就要絕望的呼喊盤旋在我身邊。

盧江良和他的鄉村故事

文/張檸
盧江良的小說在網路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是必然的。我當時想,他一定引起平面媒體的關注。現在,他的小說刊登在許多專業雜誌上。我讀到過他的《誰打瘸了村支書的狗》、《在街上奔走喊冤》、《狗小的腳踏車》等短篇。盧江良的小說語言簡潔有力,敘事清晰,故事結構出人意料。更重要的是,他將目光指向了鄉村,以及鄉村無助的人的命運。他將當代農民生活的荒誕性,揭示得淋漓盡致。我不願意用人們習以為常的概念--"鄉土小說"來命名盧江良的小說。我寧願說它是一個"奇蹟"。所謂"奇蹟",就是人們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了。在當代中國農村,這種"奇蹟"無疑在經常發生。它已經引起了整個知識界,乃至地位更高的人的關注。作為一個寫作者,盧江良是無法控制鄉村的"奇蹟"的。盧江良只不過是敏感地捕捉住了它們。因此,我們絲毫也不要因為盧江良的小說結構奇特、結局的悲慘而感到吃驚,讓我們吃驚的是生活本身。
鄉村生活中荒誕的"奇蹟"時常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但也時常被人們忽略。因為在這個所謂"信息爆炸"的時代,任何信息都會被淹沒,就像BBS中的帖子一樣,剛剛貼出來,轉眼就被後面的帖子所覆蓋。為了防止一些含有重要信息的帖子被覆蓋,BBS的版主只好採用"置頂"的辦法,也就是讓某些帖子在較長的時段內,一直在頁面的頂部。文藝形式(敘事)就是將正在發生的零散經驗結構化、形式化,讓它"置頂"。盧江良的小說,通過他特有的敘事形式和故事結構,將當代農村的信息、故事、農民的命運,以及各種精神秘密,"置頂"在人們的閱讀視野之中。
我們現在讀到的短篇小說《逃往天堂的孩子》,並不算他寫得最好的小說。與《誰打瘸了村支書的狗》、《在街上奔走喊冤》等小說相比,這個小說前半部分有點拖沓,結構有點鬆散。但它無疑是一個典型的鄉村童年生活的寓言,平靜如水的敘事語言,卻能夠產生讓人戰慄的效果。我曾經寫過一篇散文,叫《跟著馬戲團去流浪》。這是我一個童年的夢想。我夢想加入那種在鄉村居無定所、四處流竄的馬戲團,達到逃離鄉村的目的。我將"流浪"作為一種反叛的核心意念。盧江良這裡更決絕,他將"逃亡"作為核心意念,逃往一個叫"天堂"的地方。在兩個孩子心目中,這個"天堂"就是有吃的、有穿的、沒有打罵、不被人侮辱的地方。兩個孩子的奢望無疑很高。我們到哪裡去找一個有吃有穿,而且還沒有侮辱的地方?但由於他們是孩子,任何要求都不能算是過分,應該滿足他們。但是他們村里沒有一個人願意滿足這個要求。倒是"人販子"很爽快,立刻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將他們帶上了通往"天堂"的道路。
盧江良總是能夠在鄉村發現"故事"。這是一種能力。當所有的寫作者自以為了解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全部故事的時候,他們正在迷戀"如何講出來"這一點上。於是,寫作就成了講故事比賽。盧江良是一個發現者。他樂此不疲地注視著當代中國鄉村的動靜,並及時將它"置頂"在雜亂的當代文化論壇中。

批判現實主義者的荒誕

文/駱燁
盧江良又一次把“荒誕”橫在讀者面前,不過這一次他似乎要把荒誕主義貫穿到底,《穿不過的馬路》這篇小說,從它的題目開始,一直到整個小說的故事情節,無處不充滿荒誕色彩,而這種荒誕又赤裸裸地將現實批判得體無完膚。
縱觀盧江良這幾年來的小說,短篇《狗小的腳踏車》、《在街上奔走喊冤》、《米大是一個賊》等,包括長篇《城市螞蟻》,他一直執迷將荒誕主義融合進現實,而且是越陷越深,但盧江良小說的荒誕往往蘊含著沉重的現實問題,這也形成了盧江良小說的獨特風格。
《穿不過的馬路》是盧江良歷年荒誕小說中最成功的一篇。一個進城的老婦一天一夜穿不過一條馬路,爾後由於一個記者的報導而引起了媒體關注,最後觸動市長大人,從而使得老婦的身份待遇一下子提高了,比當過鄉長的李老怪待遇還要好。這時的老婦倒是希望永遠穿不過馬路,但是好景也有到頭的時候,新市長上任後立馬讓人將老婦背了過去。馬路穿過去了,老婦忍不住哭起來,越哭越響……老婦穿不過馬路,而媒體記者竟然拿此事作報料,大肆炒作,這一段情節不禁讓人想起了前一段時間裡,在網路上十分火熱的“犀利哥事件”,而這位老婦不就是一個“犀利奶奶”嗎?
但是作者沒有把小說局限在這個範圍里,他給讀者設了一個圈套,盧江良小說的荒誕中往往透著深邃的現實主義,而在這篇《穿不過的馬路》更加能夠讓人領略到這種寫作手法。從老婦碰到城市協管,作者便開始揭開這篇小說的內涵所在,城市協管本可以輕鬆地帶著老婦穿過馬路,但是他不買賬,“我要是城管,就領她過去算了。可我現在是協管,協管雖然不是城管,但也是管理城市的,又不是給行人領路的,我幹嘛要低城管一等呀。”此後協管把這事告訴了記者的老鄉,老婦穿不過馬路的事情被媒體報導,引起了政府部門的重視,市長讓政府辦公室王主任解決問題,但結果很不樂觀,“城管局認為老婦並非無證商販,她過不了馬路,不在他們管轄範圍;民政局指出老婦不是乞丐,不屬於救助對象,他們對她無須負責;交警部門說明老婦呆的地方,本身就不允許過馬路的;司機代表則說老婦所在之處,既非十字路口,又沒有斑馬線,沒有規定要求車輛避讓。”
盧江良是一位高明的作家,他的批判絕不浮在表面,從一個小小的城市協管開始直到這座城市的高層領導,他一層一層揭露開了當今中國體制的弊病和人情的冷漠自私。
《穿不過的馬路》這篇小說的高潮點在這座城市換了市長後,兩任市長的區別在於“前任喜歡將事小而化大,現任愛好將事大而化小”,現任市長在聽完王主任的匯報後,又親自去看了老婦,他指示王主任讓她收拾一下,現在就把她領過馬路。王主任驚呆了,“這事拖了這樣長時間,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解決了?”的確,事情就是這樣輕而易舉。小說的核心也在此處爆開了,體制是人為的,一個領導上台了,就是一種體制。就如王主任所說,“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要與時俱進。”前任市長用財政撥款去供養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村老婦,而這個老婦也受之無愧,搓搓麻將享起了清福。而現任市長根本不去理會老婦,讓她立馬走人。在這裡,作者完全將老婦拿出來當成象徵物,並毫不客氣地將她批判,讓她顯得極其可憐而可笑,同時也含蓄地揭示了中國體制的嚴重弊病。
盧江良一直被稱為“憑著良知孤獨寫作,關注人性、關注命運、關注社會最底層”的作家,盧江良之所以孤獨,因為他的骨子裡還有一個文人的良知在低沉地吶喊。在《穿不過的馬上》這篇小說中,盧江良竟然敢用嬉笑怒罵的荒誕手法揭示國人的劣根性,小說看似荒誕,實則背負著沉重的內涵。光是從老婦這一人身上,我們就看出許多人性的卑陋之處,從連一個雞蛋都捨不得吃到主動向新市長討要空調、增加“老保”,老婦就實足是一個不知廉恥的人。盧江良一直在描寫這樣一個群體,生活在農村的小人物,就算到了大城市他們依然是底層者,作者同情他們,但又從他們身上挖掘出可悲之處,也許這也是盧江良繼承了魯迅先生作品中“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風格了。
盧江良的《穿不過的馬路》之所以以短篇幅而具有極重的思想份量,不僅是因為小說獨特的切入角度和簡潔有力的筆觸為我們刻畫出了十分尖銳的社會現實問題,而且因為將作品融入進一個荒誕的境界裡,傳輸出了深邃而明了的人性內容,不禁讓我們感嘆作者的批判力量之深刻,小說的藝術價值之稀罕。

三個“蟻族”

——評盧江良長篇小說《城市螞蟻》
文/韓曉玲
“蟻族”並不是一種昆蟲族群,而是指“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城市像大海一樣浩瀚無邊,吸引著無數人從四面八方,潮水般湧入它的懷抱。這些“都市外鄉人”像一隻只躲藏在城市樹根下的螞蟻,日日夜夜沿著通往城市洞窟的一條條狹窄的路,把逼仄的生活搬來搬去。盧江良的《城市螞蟻》,講敘三個青年在城市裡求學、尋職、奮鬥、打拚的故事,描繪出“蟻族”生活的原生態。
《城市螞蟻》的故事情節圍繞著三位城市小人物展開,盧江良以平實而簡潔的筆觸,刻畫了“都市外鄉人”的生存處境和個人奮鬥的悲壯歷程。生活中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小說中的人物也不例外。馮樂發對金錢充滿渴望,鄭三狗渴求異性的慰藉,趙嘉映追求美好的愛情。小說通過這三位主人公在都市拼搏追求的經歷告訴讀者,同樣面對人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不同的選擇意味不同的結局,樸實的文字表達了作者對“都市外鄉人”的人文關懷。對他們身上劣根性的揭示和批判,更讓作品具有濃厚的現實主義風格。
盧江良本身就是“蟻族”中一員,這讓他對所描寫的生活有獨到的體驗。作者以溫情的眼光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記錄這些剛從農村走出來的簡單樸實又帶著傻氣的最底層農民。藉助作者非凡的洞察力和紮實的語言感悟和文字功力,小說將“蟻族”在城市生活的矛盾和衝突,揭示得淋漓盡致。作者努力挖掘生活中隱藏的東西,鞭撻欲望的無止盡與人的無奈。
好賭又好色的馮樂發,情場失意的鄭三狗,才華橫溢的趙嘉映,他們為城市帶來了勃勃生機,內心卻總難以得到渴望的幸福。美麗的城市流光溢彩,許許多多的夢想在這裡開花,金錢和奢華的誘惑,精神和物質的誘惑,在這裡相互牴觸,相互交融。無數的夢想在城市誕生,無數的人生在城市演繹。在人生漫長旅程中,我們該如何去熱烈地擁抱生活,去努力尋覓那個叫做“幸福”的東西?

天堂:夢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

——評盧江良長篇小說《逃往天堂的孩子》
文/錢科峰
兩個被家庭遺忘的農村孩子,生活在吃不飽穿不暖的半流浪狀態中,一直夢想著坐上一列駛向幸福天堂的列車。他們確實走向了“天堂”,那是在列車出軌之後,然而與兩個孩子一起走向天堂的,還有那些圍繞在孩子身邊的漂在農村的各色人物,與孩子不同的是,這些人心中的天堂是欲望的天堂,或毀滅的天堂。
讀紹興籍作家盧江良先生最新力作——長篇小說《逃往天堂的孩子》,不由慨嘆小說命題之沉重,人物命運之跌宕,一部當代農村留守者的欲望史徐徐展開,一個個為追逐命運天堂而焦灼奔走人物呼之欲出:馮田富的嗜賭與破落,馮村長的貪婪與威霸,吳豆花的放蕩與母性,馮大炮的狡詐與投機,毛主任的攀附與精明,以及馮大桂的空想主義和馮夢發的正邪交織,無不以利己主義的姿態出現在馮城生與馮冬暖這兩個逃學孩子的懵懂生活中,當孩子追尋著虛無而具像的天堂時,這些比孩子更有城府與心計的成人們卻構勒著一副利慾天堂的現實圖景。
孩子的眼睛充滿童真,孩子的心靈嚮往美好,即便是不愛學習生性貪玩的農村孩子馮城生與馮冬暖,當他們一心想逃離故土去追尋傳說中能給人以幸福的天堂時,本身就說明他們賴以生存的家園出了問題,這個不僅僅是幸福感是否存在的問題,更是人與人之間的善良和諧是否變質的問題。事實證明,孩子賴以生存卻又急於背叛的古橋莊村已經演變成了利益抱團、人性變異、機會主義與欲望主義泛濫的試驗地。這樣的農村,已不復淳樸與率真,已然成了一座被城市經濟包圍與誘惑的圍城,一座欲望之城。
整部小說以兩個孩子結伴尋找天堂為明線,卻穿插著許多以複雜多變的農村人際關係為遞進的暗線,作者盧江良把故事放到了一個村落里,卻把視野開拓到了無數個村落里,把經濟社會考驗下的無數個農村陋點集中放置到一個村子裡,以孩子的“逃離”反映了當代農村墮落與蛻變的一面,這不免令人深思:孩子追尋的是天堂,那么逃離的又是什麼?是地獄?還是魔窟?至少,童眼觀望之下,這是一個缺少溫暖與關懷的泥沼。
著名青年作家盧江良的小說一貫堅持寫實作風,尤為關注農民或外來民工的生存狀態,多以批判手法反諷社會現實之陰暗,被著名文學評論家張檸稱為“當代中國農村的發現者”。因此,在這部小說中,盧江良再次以銳利的目光發現了當前農村留守族的生活群像,為城市之風吹進農村之後的各色村人把脈開診,解剖頑疾,流瀉出一地的虛火、利誘、欲求。
讀盧江良的小說,總有一股厲氣刺痛心頭,因為他的小說本不是吟風弄月的消遣之作,而是追求雜文意境的寫實之作,頗似荷槍實彈與現實醜像開戰的勇士。到了小說的最後,依然有一種餘味繚繞的痛楚在心頭,兩個追尋幸福的孩子坐著出軌的列車去了天堂,而活著的那些村人卻隨著欲望的破滅墜入了人生的深淵。天堂,雖然虛無,但總比陰暗的現實要美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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