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26年，盧於道畢業於南京東南大學，獲理學學士學位。同年秋，他抱著“科學救國”的願望考取浙江省官費留學生，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神經生理學和解剖學，1930年獲解剖學科哲學博士學位。其畢業論文《美洲袋鼠前腦外部與內部結構》的英文稿發表在《美國比較神經學》雜誌上，經老師赫立克教授推薦，獲洛克菲勒基金2萬美元。
回國後，盧於道先在中央大學醫學院（即上海醫學院前身）任教，主講《解剖學》，並編寫了國內第一本《神經解剖學》中文教材。翌年，他又任國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從事人腦的顯微研究。當時國外有些學者提出“黃種人是次等人種，中國人尤為低劣，其腦及智力亞於白人，更接近猿猴”的謬論。盧於道聞悉後非常氣憤，他依據對中國人腦顯微結構研究的科學論據，以及中國燦爛文化的史實，針鋒相對地撰寫了題為《中國人之大腦皮層》的論文（英文稿），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論文叢刊》上，嚴正地駁斥了這種誣衊中國人的謬論，把中國人腦的智力不亞於白種人的科學根據公之於世。
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回國伊始的盧於道滿懷報國熱情，幻想自己所學的科學知識可以為強國之用，終日埋頭於教學與科研工作。可是事實卻殘酷地粉碎了他的幻想，在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統治下，我們偉大祖國的神聖領土被日本帝國主義日益蠶食、鯨吞，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又連綿不斷，弄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盧於道不禁為祖國的命運和自己的前途擔憂起來。
畢業後，赴美國留學，於芝加哥大學攻讀神經解剖學，後獲解剖學哲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優異，得金鑰匙獎，併入選美國人類學會終身會員。
1930年，學成歸國，於上海醫學院任副教授。
1931年開始，擔任中央研究院心理學研究所研究員。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上海、南京相繼淪陷。盧於道隨中央研究院內遷。先到貴州，任湘雅醫學院神經解剖學教授。後到重慶，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及復旦大學（時已內遷至重慶北碚沙坪壩）生物系教授。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有：《活的身體》、《科學概論》、《腦的進化》等。1941年，中國科學社負責人、中美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秘書長任鴻雋到了重慶，受他的委託，盧於道擔任中國科學社代理總幹事，負責在抗戰大後方開展科學社的活動，並參加了與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有聯繫的進步組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開始嘗試從事社會活動。中國科學社是我國最早成立的現代科學學術團體，1915年在美國成立，1928年定址於上海，是一個理工科綜合性並有自身創辦事業的民間學術團體。盧於道擔任該社的代理總幹事後，經常在該社出版的《科學》月刊和《科學畫報》上撰文介紹西方科學動態及中國古代科技史，並積極奔波，為恢復因抗日戰爭而中斷的中國科學刊物和年會活動日夜操勞。
1941年，擔任湘雅醫學院（當時在貴陽）教授。
1941年-1942年，擔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教授和中國科學社代理總幹事。
1942年開始，出任復旦大學生物系教授。
1942年—1946年，出任復旦大學生物系主任。
1949年—1951年，再度出任復旦大學生物系主任。
1943年，入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
1944年，入民主科學座談會（該社後來改名作民主科學社）。
1944年秋的一天，盧於道受邀在我黨駐重慶曾家岩的新華日報社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熱情地接待了他，並和他像拉家常似的促膝談心。周恩來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你的兩個妹妹在延安，很好。盧瓊英在政校學習，盧芝英在魯藝學習。”接著和他談了當前的政治形勢，並介紹了延安的情況。周恩來知道盧於道在生物系任教，就著重與他談了延安的農作物和延安的大生產運動。周恩來繪聲繪色地給他講著邊區軍民如何回響黨中央、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偉大號召，自己開墾荒地、種麥、紡紗，扭轉了困難局面，使邊區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他還不時地從座位上站起來，用手勢比劃著名，給盧於道形容麥子長得有多高、多好，解放區的日子有多紅火，延安的革命者是多么的樂觀、堅定……他還對盧於道說，延安很重視科技界人士，搞生產就離不開科學技術。盧於道激動地向周恩來敘述當年他的妹妹們去延安時的情景：“延安是偉大的革命聖地，吸引著千百萬愛國知識分子，當時我也想去，因種種原因未能成行，但我對延安無限崇敬，雖不能至，心嚮往之②。”這次談話在盧於道的心裡掀起陣陣波瀾，從周恩來的話語中，盧於道恍然感到周恩來可能從內心裡希望他能去延安，於是他立刻和家裡人商量，該走什麼路線才能去延安。雖然後來由於交通困難和其他種種原因，去延安的事擱了下來，但這次談話卻促成了盧於道思想上的一次飛躍。在以後的歲月里，無論遭受什麼樣的困難、挫折，周恩來的親切關懷和諄諄教導始終支撐著盧於道積極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愛國運動乃至以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由一個愛國主義者逐步轉變為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的優秀知識分子代表。
1944年底，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桂林失陷，川黔吃緊，蔣介石集團中妥協氣氛濃厚，法西斯統治變本加厲。在重慶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許德珩、潘菽、勞君展、稅西恆、黃國璋、涂長望、褚輔成等，對時局極感焦慮，對國民黨消極抗戰、壓制民主的反動政策極為不滿，發起組織“民主科學座談會”，討論民主與抗戰問題，主張民主團結，抗戰到底，發揚“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為實現人民民主與發展人民科學而奮鬥。盧於道和復旦大學的同事張志讓、潘震亞、吳澤等經常參加民主科學座談會。座談會大體上每月舉行一次，約有20多人出席。後逐步演進為學術界的政治團體，改名為“民主科學社”。1945年9月3日，為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又更名為“九三學社”，是為九三學社的由來。
1946年“五四”紀念日的下午，九三學社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公推褚輔成、許德珩、稅西恆為主席團，由褚輔成致開幕詞，許德珩報告籌備經過，稅西恆報告社費收支情況。盧於道和王卓然、張雪岩、黃國璋等在會上發了言，一致提出：“武力不能求得統一，東北及中原的內戰必須立即無條件停止，在政府根據政協決議改組之前，美國不應有援助中國的任何黨派之行為，希望馬歇爾元帥繼續以公正態度，調處國共糾紛，實現全中國的和平民主③。”會議通過了九三學社社章、宗旨、對時局主張以及致美國國會電文，闡明了當時九三學社對於建國的理想、途徑，以及政治、經濟、學術文化的主張，明確表示：“中國今日，舍和平團結，實無救濟之策，而和平團結之能實現與否，端賴民主憲政之實施，故政治的民主與憲政之實施，實為救國要著。本學社同仁，願在自己崗位上，作此種問題之努力，促其實現④。”盧於道在大會上當選為監事、常務監事。
1946年，參與並發起九三學社，當選九三學社監事。
1946年夏，盧於道隨復旦大學搬遷回上海江灣繼續任教。
當時的上海，實際上已成為各黨派政治活動的中心。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南京均設有辦事處，周恩來同志往來於南京、上海之間，領導國統區的鬥爭。在重慶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也紛紛來到上海，有的將總部遷來上海，有的在上海建立地方組織。1946年6月中旬，在許德珩的親臨指導下成立了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分社在上海密切聯繫了一批進步的和中間的高級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各民主黨派與無黨派民主人士一起，擁護並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積極參加抗暴運動、“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反美扶日運動等。上海方面的工作由褚輔成領導，負責具體社務的主要是笪移今、顧執中、洪銘聲等，盧於道為監事。
1946年9月，李公朴、聞一多在昆明被刺，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盧於道與九三同仁褚輔成、孟憲章、笪移今、王造時、陳子展、伍均等隨周恩來、郭沫若、黃炎培、沈鈞儒、李維漢、茅盾及吳國楨等228人發起組成李公朴、聞一多兩先生追悼大會籌備委員會。20天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恐怖氣氛中積勞病逝，盧於道又與褚輔成、顧執中、施復亮、王造時、許士騏等，隨李濟深、孫科、邵力子、周恩來、馬敘倫、陳望道等250人發起組成陶行知先生的追悼大會籌備處。通過發起這種聲勢浩大的追悼會，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暴行，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
1946年11月至次年1月，九三學社上海分社與其他各民主黨派、進步團體一起掀起了反對國民黨一手包辦的、搞分裂獨裁的國民大會及非法制定的偽憲法和抗議美軍強姦中國女學生暴行的運動。是年11月，蔣介石在全國人民的反對聲中強行召開了分裂、內戰的“制憲國大”，一手炮製了偽憲法。九三學社上海分社不僅予以抵制，還於12月29日會同世界和平促進會上海分會、國際人權保障會、民主建國會等11個團體在上海舉行座談會，討論將要正式公布的“憲法”，一致決議，該憲法違反政協決議精神，應不予承認；同時對12月發生的北平美軍強姦我北京大學女生沈崇的暴行，一致表示憤慨，並草擬宣言抗議暴行。盧於道與上海文教界的馬寅初、周谷城、陳子展、吳澤、方令孺等31位教授聯名發表意見，聲援各地學生遊行抗議美軍嚴重暴行。1947年元旦，國民黨政府公布憲法後，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又會同世界和平促進會上海分會、國際人權保障會、民主建國會等11個團體於當日發表聲明，指出：“這一憲法的產生基礎及其基本精神，徹頭徹尾是反民主的，反政協的，其根本目的又在利用這一所謂‘民主憲法’作為政治的武器，藉以偽裝民主，對付異黨，擴大戰爭，重苦人民。……我們現在反對這一憲法，實為爭取和平民主必要的行動。我們堅決地主張：立即停止戰爭，恢復和平，根據政協決議的精神和原則，重新召開政協會議，成立真正民主統一的聯合政府，制定新選舉法，實行全國普選，選出真正的國民代表，召開和平團結的國民大會，制定真正民主的憲法，以作全國人民及政府共同遵守的準繩。只有這樣，才能解決當前中國問題⑤。”
由於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拒絕參加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堅決不承認其通過的所謂“憲法”，1947年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後，國民黨開始加緊迫害民主人士。1947年5月，國民黨政府公布了一個捏造的所謂《中共地下鬥爭路線綱領》和某觀察家的“談話”，揚言“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民主黨派，其組織已為中共所實際控制，其行動亦系循中共意志而行，準備甘為中共之新的暴亂工具”。10月，又宣布民盟為“非法”，強令解散。民盟總部被迫解散，其他民主黨派也紛紛轉入地下或海外。面對不利的政治環境，九三學社上海分社決定今後的中心任務應以反美扶日運動為主，這也是當時條件許可的從側面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惟一可做的公開活動，它緣起於抗戰勝利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在遠東稱霸的基地，竟然單方面撕毀波茨坦公告，獨斷專行，扶植日本法西斯勢力。為此，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發起成立“對日問題座談會”，邀約進步友人，經常研究日本問題，並將座談結果，隨時公之社會。“對日問題座談會”發表過多次聯合宣言，給美國反動的對日政策以嚴厲的抨擊。這一鬥爭得到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大力支持，逐步形成為國統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反美扶日運動。盧於道積極參加了這一運動。
隨著美國扶日政策的變本加厲和蔣介石政府的甘心附和，這一運動迅速在全國展開，從文教界擴大到青年界和工商界，滬、平、昆明、廣州各地學生不顧反動軍警、特務的迫害，積極從事宣傳和示威遊行。在上海，復旦大學學生社團《觀察家》社舉辦“五卅”晚會，邀請盧於道、張志讓、周谷城等教授出席演講。上海交通大學學生自治會召開大型的日本問題座談會，邀請各界知名人士發言，被邀請者除各校教授專家盧於道、周谷城、孟憲章、張孟聞、沈子槎等外，還有上海市市長吳國楨及校長程孝剛。在發言中，除吳一人為美國辯護外，其餘均呈一面倒之勢。盧於道明確表示：“我們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法西斯。”並當場駁倒了市長吳國楨的謬論，大大鼓舞了民眾反美扶日的鬥志。
正當反美扶日運動洶湧澎湃之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1948年6月4日，在南京招待中外新聞記者，並發表書面聲明，否認美國扶植日本恢復經濟和軍國主義勢力，妄指反美扶日是“陰謀”，是“被利用”，“可能招致不幸之結果”。九三學社在滬社員深感憤慨，推王造時執筆，致函司徒雷登，列舉事實，予以嚴詞駁斥，力陳“中國反美扶日，絕非任何黨派或個人所能策劃操縱，而且英、蘇、澳、菲等國對美扶日都有嚴厲批評。貴國前副總統華萊士先生，亦曾表示激烈的反對。難道他們也是被人利用？”一共有19名民主人士在這封信上籤名，盧於道也是其中之一。
除參加九三學社的活動外，盧於道還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大教聯”的活動。盧於道回滬後，巧遇其久別的妹妹盧瓊英，經她介紹認識了李正文（李正文是地下黨員，解放初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由李正文介紹參加了“大教聯”（全稱為“上海各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一同參加的還有復旦同道沈體蘭、張志讓、潘震亞等人，盧於道還當選為大教聯領導機構——幹事會的幹事。“大教聯”的愛國民主活動，採取公開合法的鬥爭形式，每兩周聚餐一次作為全體會議，有時在八仙橋青年會開會，有時在沈體蘭家裡會晤，當時的主要活動是參加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鬥爭。
當時上海各高校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發展很不平衡。進步勢力較大的有復旦大學、上海交大和同濟大學，交大更占優勢。上海法學院的進步勢力也不小。1947年5月，大教聯為聲援上海各大學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鬥爭，組織和領導了復旦大學全體教師的罷教鬥爭，這是上海教育界及全國民主運動中的一件大事。其他大學因大教聯成員人數少，未能發動起來回響復旦的罷教，但每個成員都在各自的學校里進行了廣泛的宣傳，擴大了愛國民主運動的政治影響。隨著運動的深入，大批進步學生遭到逮捕。為了營救被捕學生，盧於道和上海法學院院長沈鈞儒等多次去國民黨上海市政府，與市長吳國楨進行面對面的鬥爭，說明無理逮捕學生是文明國家所不齒的行為，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在民眾和輿論的壓力下，吳國楨不得不接受了盧等提出的要求。
由重慶回滬後，盧於道繼續擔任中國科學社總幹事，積極參加科技界的進步活動。當時上海科技界的活動，已由單純的學術活動發展為反對法西斯和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政治性鬥爭。1948年4月，因許德珩、袁翰青、樊弘3位教授聲援北平各高校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鬥爭，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吳鑄人公開威脅說，勿再受“奸匪利用”，否則“萬一50萬人（指當時北平的國民黨員、政、軍、憲特人員）中出一激烈分子，其結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己、害國家的慘劇”，引起各界譁然，北大、清華、師院、燕京4校90名教授群情激昂，發表聯名抗議書於《觀察》周刊，抗議吳鑄人預謀殺人。5月29日，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為了保障科學工作者的權益，在《觀察》第4卷第14期發表《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抗議書》，聲援北平4大學90教授抗議書，駁斥並質詢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吳鑄人歪曲事實，妄圖迫害進步教授和學生的反動講演，抗議當局蔑視人權的暴行。由於當時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實際上處於半地下狀態，許多活動是同宋名適所主持的上海技術協會和中國科學社聯合進行的。盧於道以中國科學社總幹事的身份參加鬥爭，起到別人所不能起的作用。他還安排中共地下黨員胡宣明到中國科學社當職員，胡經常利用中國科學社作掩護，組織白區進步青年去浙東四明山打游擊，使科學社成為地下黨活動的一個據點⑥。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紛紛通電，擁護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隨著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擴大，新政協運動由討論進入實際行動。從9月起，全國各民主黨派民主階層的代表人物，陸續進入解放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進行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盧於道也受到了邀請。大約在當年的10月間，李正文突然來到盧於道家，問他是否願意去解放區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盧於道毫不猶豫地答覆說：“非常想去。”兩個月後，李正文送來了去香港的船票。臨行前，因原九三學社上海分社主任褚輔成病逝，盧於道還參加了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時家召開的會議，選舉九三上海分社第二屆理事會，公推王造時、孟憲章、顧執中、笪移今、吳藻溪為理事，盧於道、潘震亞當選為監事。會議研究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認為今後九三學社的工作應在審慎中求深求實，討論如何揭穿反動派的謊言，消除某些工商業者對共產黨的疑慮，加強與中共地下組織、各民主黨派的聯繫，宣傳、組織護廠、護校，免遭特務破壞，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赴解放區，在石家莊得到毛澤東接見。
1948年底，盧於道等一行民主人士經香港輾轉到達解放區。在石家莊，一下車就遇到他的妹妹盧瓊英和老友陳翰伯，而最使盧於道感動的是，周恩來在他們一下車後就來看望他們，親切地對他們說：“你們沿途勞累了。”接著又向他們講解國內外政治形勢，大家聽了很受鼓舞。幾天以後，毛澤東也親切接見了盧於道一行，和他們進行了交談。席間，毛澤東談到過去在江西用“蘇維埃”這樣的字眼不恰當，不切合中國的實際。毛澤東還和他們共進晚餐，餐後親自送他們上車，和他們一一握手道別。
不數日，北平和平解放的喜訊傳來，盧於道等由石家莊到了北平。1949年三四月間，盧於道隨郭沫若任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由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所主持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會。大會原定在巴黎召開，後因法國政府拒絕中蘇兩國代表團入境，改在捷克的布拉格和法國的巴黎分別舉行，中蘇代表團只能參加在捷克布拉格召開的會議。
1949年3月，以中國代表團團員的身份參加世界和平大會（捷克布拉格）。
1949年9月21日，這是一個莊嚴神聖的日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新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召開。九三學社作為民主黨派的一員參加了人民政協。盧於道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參加了會議，參與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1949年10月1日，盧於道跟隨毛主席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親耳聽到毛主席在天安門上莊嚴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內心有說不出的喜悅。
1949年9月，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與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1949年10月1日，登天安門城樓，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1949年—1952年，任復旦大學理學院院長。
在舉國歡慶開國大典後不久，盧於道由北京回到上海，繼續在復旦大學生物系任教，並先後擔任復旦大學理學院院長、生物系主任、人體及動物生理教研組主任等職務。這時盧於道在教學和科研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已有所改變，他開始學習運用唯物主義的原理和辯證的方法來指導腦神經生理學的教學和科研，特別是對巴甫洛夫的學說作了較深的探索，認為“巴甫洛夫神經營養學說根本摧毀了百年來維爾嘯細胞病理學的統治，其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科學地統一了意識活動與低級神經活動。從這樣的認識，我們開始體會到過去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理學，雖然堆積一些物理化學研究的結果，但是支離破碎、局部隔離，只看到機體的局部而看不到整體，只看到孤立的機體而看不到與環境互動作用的機體。或者我們簡單說起來，巴甫洛夫以前的生理學，是分析的、機械唯物的生理學；巴甫洛夫的生理學，是綜合的、辯證唯物的生理學。在這裡我們可以體現‘機體完整性’和‘機體與環境統一性’的觀點，將這個觀點貫徹到生理學的全部，這真是生理學的革命⑦”。盧於道是從事腦神經生理研究的，巴甫洛夫的學說對他的研究工作很有指導意義，他還打算努力發展巴甫洛夫學說，發展大腦皮層與皮層下中樞動力關係的研究，在國際上創立神經動力學派，就像他的美國老師赫立克教授創立比較神經學派那樣。此外，盧於道還對針刺麻醉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有：《自然辯證法》、《西洋哲學史》等。
中國科學社於1950年結束，盧於道調任上海科普協會主席。1959年，科聯、科普合併為科協，盧又調任上海科協副主席。在黨的領導下，科普、科協在開展科學普及和團結科學工作者向科學進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新政協成立後，九三學社作為參加人民政協的民主黨派之一，在新形勢下繼續開展工作。1950年12月，九三學社第一次全國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會議制定了社的中心任務（即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和“鞏固與發展”的方針。各民主黨派中央對各自組織的發展對象進行了分工，九三學社以科技界為主。該次會議還選舉產生了九三學社第二屆中央理事會，盧於道當選為理事。為了適應這一形勢的要求，1951年2月18日，九三學社上海分社調整了理事會人選，公推盧於道為主任理事，並建立秘書、組織、宣傳、學習等工作部門。
建國初期，九三學社的主要任務是推動成員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鼓勵社員在工作崗位上起骨幹帶頭作用，積極參加各項政治運動。盧於道擔任上海分社主任委員以後，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九三學社中央的領導下，加強了領導班子的團結，協調了各方關係，在分社領導和機關幹部的共同努力下，使分社工作和組織有很大發展。1952年，盧於道還代表九三學社參加第三屆赴朝慰問團，慰問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為期三個月。
1953年，任復旦大學研究生部主任。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積極回響中共中央和九三學社中央的號召，確定從1953年開始，分社工作的重點為學習總路線，推動成員進行思想改造，作好崗位工作。同年，上海市開展普選工作，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積極參加了這一普選活動。通過提名協商，盧於道等當選為第一屆上海市人大代表和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委員。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交付全民討論。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及時組織討論並提出修改意見。盧於道作了書面發言，說：“憲法草案的公布，是我國歷史征程上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鬥爭而取得的勝利果實，充分體現了真正人民民主和民族平等的精神。我們科技工作者對《草案》中關於‘保障公民進行科學研究’的規定，特別感到興奮⑧。”
1954年9月，第二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盧於道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新階段。九三學社於是年2月9日召開第一次全國社員代表大會。會議提出九三學社當前的中心任務是調動成員積極性，為建設現代化的祖國而努力奮鬥。盧於道當選為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常委。
1956年4月，毛澤東主席在《論十大關係》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了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這一方針在黨的“八大”得到了肯定。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大力宣傳、貫徹這一方針。廣大社員通過學習，明確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民主黨派的性質、任務和作用，鼓舞和激發了大家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這一時期，上海分社的組織亦有很大的發展，吸收了一批科技界的業務骨幹入社，社員的政治思想也有了很大的進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党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並且發動各民主黨派和黨外民眾向共產黨提出批評建議，幫助共產黨搞好整風。5月5日，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在茂名南路市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慶祝九三學社成立十一周年大會，會上盧於道號召社員一定要正視矛盾，揭露矛盾，消除顧慮，大膽“鳴”“放”，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幫助中共整風，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樣就是正確地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但遺憾的是運動掀起不久，便由黨內整風發展為反右派運動，繼而又發展為大躍進運動。在“左”的方針指導下，上海分社的工作也有失誤，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顯然擴大化了。但盧於道在反右整風運動中儘量保護了一批科學家。在反右前的“大鳴大放”時，九三學社上海分社正值舉辦“社員科研工作成果展覽會”，歷時半月，沒有正式召開“鳴放座談會”，反右鬥爭定案時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委員會中只有一位常委被錯劃為“右派”。
1953年，參加中國第4次赴朝鮮慰問團（賀龍為慰問團團長）。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年代，在“左”的思潮影響下，包括九三學社在內的上海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掀起了“自我改造的社會主義競賽”，開展“向黨交心”（指向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挖思想，比干勁，自我改造”的口號。一些高等院校開展了“拔白旗”、破權威運動，一批老知識分子受到了錯誤批判和處理，盧於道本人也受到波及。有這么一件事，人們至今還不會忘記。盧於道為了動物神經解剖工作的需要，買了幾條狗，在校內砌了狗房，不斷地進行試驗。有人打著“拔白旗、插紅旗”的旗號，說盧於道給狗砌房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強行將狗遷至遠離實驗室的國權路一間矮房中，使盧於道無法用狗做實驗。對這一“狗宮”事件，當時的復旦大學黨委雖然事後作了處理，但已影響到盧於道在解剖方面的工作進展，損害了國家在腦神經方面的科學研究。
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八屆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這期間，九三學社上海分社重點學習了總路線和《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盧於道親自主持分社委員會的學習。在學習人民公社檔案時，委員們對辦城市人民公社問題提出了“八大顧慮”，實質是不希望辦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上海市委對這些意見非常重視，並轉報黨中央作決策參考。
參加中國訪問蘇聯的代表團。
1962年春，周恩來同志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簡稱“廣州會議”）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重新肯定了我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並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發揮科學和科學家的作用，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學，而是要同尊重科學相結合。陳毅同志在會上風趣地說，要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即脫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上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在廣州會議的鼓舞下，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在主委盧於道的主持下，組織高教、醫務、科技界80多位專家學者，討論中央制訂的高教、科研、醫務等工作條例。經過兩個多月的研究討論，寫出《提高高等學校的教育質量》和《提高醫療工作的質量》兩個書面建議，在市政協大會上作了介紹。《解放日報》曾摘要刊登，受到高教、醫務界的好評及有關部門的重視。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這場持續10年的動亂中，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全部停頓，機關幹部被掃地出門，盧於道也受到衝擊，遭到隔離審查和批鬥。但是，在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的歲月里，他對黨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過。在一次批鬥會上，“紅衛兵”要他交出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的大印，他堅決表示：“大印不能交，這是共產黨給我的。”不僅如此，他還鼓勵九三學社市委機關幹部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抵制。“文革”期間，盧於道因九三學社工作不斷受到不應有的批判，他的女兒曾好心地勸他不要再搞九三工作了，盧於道卻對她說，九三學社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黨派組織，是黨的統戰工作的一部分，很重要，他不相信那些搞批判的人是符合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⑨。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在他被迫害期間，仍然與華山醫院腦外科協作，研究用電針刺激腦的尾核，以抑制晚期癌症病人的疼痛，使這一研究取得了一定效果。
至1982年4月，分社對需要落實政策的841位社員的情況作了調查，其中“文革”中有冤假錯案的196人，已全部複查平反，被錯劃為右派的119人全部得到改正。
在宣傳、學習、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政策、參政議政和上海分社自身建設等方面，分社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些工作和成績與盧於道主持分社工作是分不開的。
恢復工作以來，盧於道除擔任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第九屆、第十屆主任委員外，還先後擔任過第七屆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五屆、第六屆市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第六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五屆、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和許多老科學家一樣，煥發了革命青春。
1985年，因病逝世，享年80歲。
社會職務
中國生理學會會員
中國心理學會會員
中國動物學會會員
曾先後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學社上海分社主任委員。
是第二、三、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
是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委員，曾擔任第四屆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科協主任，上海市科協理事等職務。
美國希格鶴賽（Sigma xi）科學榮譽學會會員
美國體質人類學會終身會員
著作
《神經解剖學》（是中國第一部人體神經系統解剖學專著）
《自然辯證法》
《西洋哲學史》
《活的身體》
《科學概念》
《腦的進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