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由來
“瘋子理論”邏輯其來有自，並不新鮮。馬基亞維利就在其《論李維羅馬史》中就曾言，“時而裝瘋賣傻其實是明智之舉。”2016年12月13日去世的托馬斯•謝林在討論威懾戰略的時候，也說到有的時候表現得容易衝動、不太可靠、失去控制反而有助於增加威懾的可信性。
實踐套用
20世紀60年代末，尼克森總統以及基辛格為了體面地結束越戰，則試圖將“瘋子理論”用於實踐。尼克森總統的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在其回憶錄中談到，前者曾經對他說，“我把它叫做‘瘋子理論’。我希望北越感到我會不惜一切代價結束戰爭。我們得向他們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尼克森對共產主義深惡痛絕，當他發怒的時候沒人能夠制止他，而他掌握著核按鈕！那么兩天后胡志明就會到達巴黎祈求和平了。”總之，尼克森和基辛格想要展現一個失去耐心、不計代價的非理性形象，希望藉此給北越和蘇聯施加足夠壓力並在談判桌前攫取優勢，從而以更接近於美國立場的方式結束越戰。
空口無憑，為了配合自己的“瘋子”形象，尼克森總統在1969年10月中下旬秘密地大規模提高了美國的全球核警戒水平，希望在使國內公眾和美國盟友蒙在鼓裡的情況下，蘇聯能夠留意到美國發出的威脅。美國軍方因此被要求準備一個“整體性的軍事行動計畫，使得蘇聯確信美國正在應對1969年11月1日前後的任何可能結果”。這段期間，美軍在美國本土、西歐、中東、大西洋、太平洋和日本海等地採取了多項軍事行動，包括10月27日18架載有核彈的B-52轟炸機在蘇聯領空附近逡巡良久。
尼克森後來在其1980年的《真正的戰爭》一書中，也提到了“不可預測”的重要性。他認為自己在擔任艾森豪的副總統期間，學到了後者“戰爭邊緣政策”的精髓，“如果對手認為你不可預測乃至輕率魯莽，它就會對你有所忌憚，不太敢於提出過分要求。對手讓步的可能性會因此增加，而不可預測的總統則略勝一籌。”
但是，尼克森的“瘋子理論”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儘管1969年的全球核警戒大動干戈，並且增大了美蘇核戰爭的風險，但是蘇聯領導人似乎對此無動於衷。尼克森總統也就沒能在上任初期以體面的方式迅速結束越戰。
悖論
“瘋子理論”的邏輯存在一個根本性的“理性－非理性”的悖論：其表面上的“非理性”和事實上的“理性”之間的相互牴觸。換句話說，“瘋子理論”的表面“非理性”是假裝“瘋狂”而已，是為了增強自己威脅的可信性，以達到一個“理性”的戰略目標。“理性”的戰略目標的存在就意味著表面的“非理性”必然有其限度，從而削弱“非理性”在對手眼中的可信性；然而，如果沒有一個“理性”的戰略目標，“瘋子理論”也就成了毫無目的、毫無必要的無謂挑釁。
一般來說，“瘋子理論”似乎不是強者所為，更不應當是一個霸權國的行為方式，而是相對弱者的應對之道——因為實力不濟所以假裝非理性以獲取一些優勢。
另外，“瘋子理論”以及不可預測性也有其潛在的代價——國際政治當中不確定性和誤判風險的增高。特朗普在《再次偉大》一書的開頭說道，在與別國打交道的時候，美國應該不憚於“翻臉走人”。但是，國際政治和外交事務畢竟不是做生意。很多時候，“翻臉走人”之後，再回到談判桌前的時候，雙方乃至多方已經付出了無法挽回的重大代價。而有些時候，根本沒有機會再回到談判桌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