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畢玲,浙江寧波人,1920年5月2日生。原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顧問;原外交部長、原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夫人。
早期經歷1933年畢業於鄞縣縣立女子國小(即醋務橋國小),1933年到1936年夏畢業於鄞縣縣立女子中學(又稱女子師範學校)即今寧波二中,國中畢業後考入省立第四中學(又稱寧波中學)。1937年抗日開始,寧波中學因是公立學校命其搬到大後方(江西),我不能離家,在37年內隨母親逃難到東鄉方橋,又逃難到西鄉樟樹(四明山區),最後隨母親到上海租界一間房住下,並去中華職業補校補高中一年級的課。
1938年6月由女中國中時的同學傅桂介紹秘密參加上海市抗日救亡學生協會簡稱學協,此組織是共產黨員領導的,我當時不了解,經一年內黨的教育,學理論,看革命小說及《西行漫記》。到1939年9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在黨內歷任支部書記(高中二、三年級)、支部委員(在大學一年級)。參加革命
1940年組織通知任女中區委委員,但讀書仍在原之江大學教育系以掩護身份。1944年因之江大學南遷,我是地下黨員,領導囑留在上海轉學到滬江大學仍作為掩護,1944年夏畢,黨內仍任女中區委,領導上海市的各個女子中學的支部。
1944年9月組織派我去華中黨校參加整風(即反主觀主義、黨八股及反自由主義及山頭主義等)地點在新四軍二師所在地雁南路東敵占區後方。1945年3月黨校學成畢業,由華中局城工部領導決定囑我回上海繼續做女中區委地下工作。我化裝成做單幫小販通過封鎖線安全回滬。接上地下黨關係擔任女中區委。1948年5月因我領導下的一位女同志被捕,我立即離開在滬為掩護教書的進德女中,並離開原家中搬入堂嫂家(她是地下黨員),上級領導囑我不能在女中區委地區活動,調動我到教會大學區委,分工領導東吳大學、滬江大學、滬江夜大學(商科)等三個大學支部。1948年底上海地下黨為迎接解放,改成幾個地區委員會(包括工廠、學生、教師、商店等),我負責新城區委領導工作,其他二位地區委員領導靜安、長寧區,如此直到1999年5月28日上海地區全市解放。上級分配我擔任上海市中共教師黨委宣委,分工領導全市私立中學。另一位組委他負責公立中學,一位副書記負責全上海公立國小教師區委,正書記領導全市私立國小教師區委,上級領導是上海地下黨市委委員馬飛海同志。當時吳學謙也是市委委員之一,地下黨的“委員”雖職位很高,但是危險性更大,沒有工資,自己在社會上找職業。1947年到1949年6月我與吳學謙戀愛時,他是最窮的一個市委委員。因為他沒找到社會職業,住在同志家中吃住。衣服、腳踏車都是同志們送給他的。
建國以後
上海解放後,吳學謙馬上被調到北京,囑他到東歐友好國家任下籌備世界青聯組織,由於法國不承認中國,他無法持簽證。在東歐一住兩年,直到1951年1月初,中央馮文彬同志囑他回國參加國際活動,組團訪蘇,回國後已到 2月,囑快速回滬與我結婚。然後幾天內回京組團去印度。1951年5月25日才回北京,我婚後於1951年8月調到北京(作為照顧夫妻關係),在全國婦聯中央婦委工作,與馮文彬同志一起建立團中央國際聯絡部組織。吳學謙任副部長,調我去任科長,但當時有官無兵,一切從頭開始建立團中央國際聯絡部。人家視我“貪利圖利嫁給大官”,其實到那時我們二人才公開做了“官”。
1951年8月-1953年12月團中央任東方科長三年。
1954年1月-1958年12月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任二級巡視員,出差各省市。
晚年生活
1958年底-1983年離休,在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任副主任、主任、顧問。直到1982年中央62號檔案發下才有“離休”一說,我第一個報名。
在系裡工作是處級待遇,離休後因參加革命早列為副司級。
1983年至今離休,現在已跨世紀了,還是首都師範大學(上世紀九十年代改名)文學院的幹部。在這個單位里共歷六十一年了,是本單位的最老幹部,同志關係很好。離休後還曾任寧波駐京辦組織的寧波市經濟促進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