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瑪麗·科爾文，出生於1957年，從1986年開始從事戰地記者的工作，她的戰地戀情也隨之展開。在兩伊戰爭前線，她認識了來自《星期日電訊報》、久經沙場的派屈克·畢曉普。相識伊始，畢曉普得意洋洋地向她傳授自己的各種“戰地本領”。“你不用擔心(那些炮彈)，它們都是打向外面的，當你像我這樣在戰場上待久了，你就能聽得出來哪些炮彈的方向是向這兒來的，哪些是出去的，”他說道，“喏，這是打過去的，而這個……是打過來的！”說著，畢曉普像耗子一樣將自己隱蔽起來，而瑪麗還站在那裡。結果什麼也沒發生，路過的伊拉克士兵們哈哈大笑。出了醜的畢曉普感到很沮喪，他總是希望能演一出“英雄救美”，來捕獲科爾文的芳心。他說：“我幻想(我們乘坐的)吉普車被炮彈擊中，而我把她從殘骸中拽出來，救了她的命。”雖然，畢曉普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但科爾文愛上了他，兩人結了婚。
天真的科爾文那時還沒有意識到一件事，那就是戰爭中的愛情很難長久。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兩年後她和畢曉普的婚姻破裂，科爾文甚至說畢曉普是這個世界上“她最後一個想見到、聽到或進行交談的人”。當科爾文重新審視這段失敗的婚姻，她總是覺得自己和前夫就像兩個不知疲倦的孩子，太專注於戰爭中的毀滅與死亡，以至於忽略了其它東西，甚至對方的存在。
幾年後，在報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發生的衝突時，科爾文又遇到了《國家報》的胡安·卡洛斯·古穆西奧。他們很快結婚，但是不久又離了婚。
一次次失敗的婚姻給科爾文帶來不小的麻煩。由於同是戰地記者，她總擔心會在戰場上碰到兩位前夫。她在阿爾巴尼亞庫克斯採訪時，一天，她回到飯店，發現另一個人的東西已經在她的房間裡，科爾文當時嚇了一跳。“我想，喔，上帝，如果碰到的是我的前夫該怎么辦？”她知道兩個人都要到這裡採訪，於是她開始“檢查”來客的包，結果找到一件“滾石”樂隊的T恤衫，她這才鬆了口氣，因為兩個前夫從不穿這樣的衣服。
生活在戰爭之中
感情問題總是讓人頭痛，但除此之外，這些烽火佳人們還面臨著種種其它問題。首先，從戰場歸來後，女記者們發現，自己已經不適應“和平年代”，因為生活安靜得讓她們發慌。傑基·羅蘭發現倫敦的生活無聊透頂。“我無法和人們就一些平常的事進行平常的談話，在經歷了戰爭、炮火和逃亡以後，我真的很難在這裡談論什麼住房抵押或內衣店裡的流行款式”。她回憶說，在貝爾格勒的經歷就像是一部史詩般的電影。“時間慢慢地流過，那裡所有的一切，包括燈光，看上去都是那么特殊”。
戰地女記者們需要一個逐步調整的過程
有時，她們會產生一種負罪感，感覺自己是從戰爭中受益的人。“我們是貪婪的，”雅尼娜·迪·喬瓦尼說。她在非洲的獅子山出色地完成了對娃娃兵和因傷截肢者的報導，也因此獲得多項新聞獎。喬瓦尼說，“我們把他們身上發生過的可怕故事榨取出來，然後就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瑪麗·科爾文也說，有時感覺自己就是個偽君子，因為“我總是要回家的”。
